泰戈尔与印度民族主义：暴力与去殖民之后

大部分人对于泰戈尔的印象都停留在“印度诗人”和被选入语文课本的若干作品上。不过认真分析起来，他能够被冠以“印度的”诗人而不是“孟加拉”[1]诗人，本身就是他的贡献之一，至少是后人指出的，属于他的贡献。印度能够以一个具有固定疆界的民族国家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就足以说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镜像同构的民族主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族身份认同的性质与范围。而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思想谱系中，泰戈尔无疑和甘地是具有相等的地位的，而被尼赫鲁看作是自己的“两位导师”[2]。甚至印度国歌《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的歌词，就使由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创作而成的。

可是正是泰戈尔本人，却在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成为“异议分子中的异议分子”[3]。且看他在1917年出版的一本叫《民族主义》的小册子中的评论：

我确信，在那些日子里，确实有令我们极其不悦之事。但我们知道，当我们光脚走在布满石子的路上，我们的脚会逐渐适应恶劣地面的崎岖。然而，假若其中最小的一粒石子试图寄宿在我们的鞋里，我们将永远无法忘记和原谅它的入侵。这双鞋就是“民族”主宰的政府——它是紧的，用封闭的系统规范我们的脚步，我们的脚步在其中只有极小的自由能进行自我调整。因此，当你统计我们的脚过去遭受过的石子数量，并拿它与现行制度下石子数量之少进行比较时，这些资料几乎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西方民族打造了组织的铁链，它是整个人类史上最冷酷，最无法打破的铁链[4]。

泰戈尔和甘地一样都深切地关注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暴力，小说是泰戈尔表达自己理论的工具，在《家与世界》（Ghare-Baire）中，女主角比马拉的丈夫尼基尔是一位思想开明，立志改良当地人生活的贵族地主，但是在抵制英货的时代，比马拉却被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桑迪普吸引，她甚至偷家中的钱来赞助桑迪普的排斥英货运单，可是激进排斥英货的策略激起了贫苦穆斯林的抵抗，后者的暴乱导致了尼基尔的死亡，并摧毁了比马拉的家。在另一部小说《四章》（Char Adbyay）中，破落的贵族少爷阿廷爱上了少女艾拉，也因此结识了孟加拉革命者因德拉纳特，后者是一个类似“傅满洲”的天才，但是却因为对民族主义的狂热追求而献身于对死亡毫不在乎的工具理性之中：不带感情地、完全科学地、训练阿廷如何为了民族主义而展开恐怖活动。当艾拉逐渐成为革命的累赘后，阿廷被派去亲手杀掉艾拉，而在对峙中，艾拉最终决定出于对阿廷的爱而自我牺牲。这种决定，尤其是因为私人的爱而不是民族大义的牺牲，和因德拉纳特所灌输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阿廷才深切的体味到自己是如何地被如同提线木偶一般操控着[5]。

泰戈尔在这两部政治色彩浓厚小说中表达了对于民族主义与暴力之间的紧密关联的思考。即：暴力在西方世界中逐渐地转化为一种被“净化”了的模式，在其中“殖民主义扮演了特别的角色，它既是这种暴力的源头，又是一个体系，该体系鼓励受害者模仿其压迫者所实施的暴力方式”[6]。桑迪普不顾贫苦穆斯林对于便宜英国货的依赖而要求统一的行动，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去追求自己的民族共和国，这一点在印度被伪装在宗教冲突的面具之下，当本质确是民族主义运动为阶级压迫提供了合法的借口[7]。而因德拉纳特的“民族主义工具理性”更是将暴力的合法性史无前例的提高，并将对每一个人生命权的控制纳入进全新的集权体系之中，正如福柯所观察的：

战争不再以必然受保护的君主的名义而是以每个人的生存的名义发动，全体民众都被动员起来，以生活所迫的名义进行大规模屠杀……围绕死亡的壮观场面也是政治典礼的一部分。而正是依靠生命，通过生命的展现，权力才确立了它的统治，死亡却是权力的极限，是摆脱权力的时刻，死亡成为生存最隐秘的一面，是最“私下的”……通过解剖和生物学，古典时代建立的权力体现出，权力的最高功能也许不是杀生而是彻底地占有生命…… 肉体的占有，对其价格的规定，及其力量分配的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人类生命特有的现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秩序，进入了政治技艺的领域……当人类的生命作为赌注压在自己的政治战略上时，我们便来到了所谓一个社会的现代性的门槛。而性……就位于生命政治技术发展所沿循的两轴的坐标原点[8]。

也正是如此，泰戈尔才能和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产生某种形式的共鸣，共同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

然而去殖民化运动真的能够排除暴力吗？至少在法农看来“暴力的解毒作用，使被殖民者摆脱自卑情结，摆脱绝望和无力的状态”[9]。这句话常常被引用来辩护民族主义中的暴力活动。但是法农这里针对的目标是“去殖民”运动，这常常被不假思索的等同于民族主义运动。可是这个等式在印度，或者说在整个亚非拉世界都很难说完全成立。并且，暴力也不是法农的全部论点，他所关注的还有去殖民之后的社会问题，也就是如果重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承认帝国主义所规划出的领土、自觉的占领它，并宣称“自古以来”，那么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就已经被确立起来并被打入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脑海中，为了维持新的边疆，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改良运动[10]遭到压制，进而产生出全新的压迫阶级，在民族国家的境内推行次级的殖民和帝国主义[11]。这就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悲剧所在。

因此，在总结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时，南地非常有见地的指出：

民族主义，作为西方历史的一个直接产物同时也是一个外来范畴，陷在这内在紧张之中。它在文化层面上强化了西方的存在，在政治层面上扶持了对西方的反抗，这种分裂导致了更多的冲突。在极少数人之中，民族主义触发了对它自身的反抗，这些少数人把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爱国主义区别开来，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强加于人，试图依据标准化的西方范畴之要求，打造印度的公共领域概念。他们感觉到，印度的民族主义不仅意味着内化一个异族的历史，同时也外化着殖民政治经济导致的内在冲突[12]。

将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分开思考，并在社会进步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树立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如此，与去殖民化紧密相连的暴力才不会转而被新的内部帝国主义者掌握，才不会使民族主义和暴力成为新时代的鸦片与九尾鞭。

[1] 泰戈尔家是加尔各答的孟加拉族婆罗门。

[2] 阿席斯·南地，《民族主义的不正当性：泰戈尔与自我的政治》，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4，页29。

[3] 南地，《民族主义的不正当性》，18。

[4] Rabindranath Tagore, Nationalis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8.

[5] 南地，《民族主义的不正当性》，39-86。

[6] 南地，《民族主义的不正当性》，58-59.

[7] 诚然，殖民者的压迫是阶级压迫，那本国资本家的压迫就是合法的吗？即便是本国的革命者自己冠上“无产阶级”的头衔，他们就真的致力于造福于真正无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了吗？后者常常给出的理论是先“做大蛋糕”，再利用“制度优势”来更“公平地”分配蛋糕，可是这种激进的超现代化工程所酿成的悲剧实在罄竹难书。纵使回过神来重新开放了自由主义经济，然而最后的结果无非是重建了一套被民族主义所美化过的本国资产阶级统治，那这与殖民者的本质差距在哪？

[8] 福柯，《性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页131-139。

[9] 弗朗茨·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页124。

[10] 显然，工人运动已经不再可靠，受到社会主义收编的工人已经成为政治保守主义的堡垒。

[11]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页299-311。

[12] 南地，《民族主义的不正当性》，179-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