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公益的“中国样本”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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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锌刻度记者 浪鹰

编辑|许伟

 

公益,从高处看是文明的根基,俯下身看是每个人内心善良的角色。

 

1995年2月,患罕见疑难病症的山东少女杨晓霞,通过海外华人学者和国际友人网络的帮助,最终得到了救助;两个月后,为救治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事件,各国医生为她“网上会诊”,也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轰动。

 

这是我国互联网公益的启蒙性事件。25年后,互联网公益由一粒种子破土成长为栋梁——据国家民政部日前公布数据,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2018年共为全国1400余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2.1万条,网民关注和参与超过84.6亿人次,募集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

 

在中国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看来,这些数据表明,互联网+慈善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互联网慈善“中国样本”。

 

与此同时,互联网对公益并非一味的支持和称赞,个别公益因项目信息失真或过度夸大而导致的信任“黑匣子”事件,破坏了用户的信任。

 

而“理性公益,科技向善”,是一家中国科技公司实践的“中国样本”长久健康发展之道。

1/不是百米跑,而是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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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的不是一场百米跑,而是一场马拉松。”5月16日,在广州召开的2019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就在主题演讲中如此表示。

 

25年前,当杨晓霞和朱令开启中国互联网公益启蒙时,还在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的陈一丹,还未与马化腾、张志东等人联合创立腾讯,恐怕也绝不会想到,他将在20多年后,成为互联网公益第一人。

 

2017年,福布斯2017年中国慈善榜上,陈一丹以23.7亿元的年度现金捐赠总额晋升“首善”,远超恒大许家印和盛大集团的陈天桥雒芊芊夫妇。此外,以陈一丹命名的基金会,在文化传承、伦理道德教育与人生智慧教育等相关领域,也建树颇多,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为武汉学院投资20亿元。

 

而作为腾讯基金会的首任理事长,陈一丹将腾讯每年捐赠公司一定比例的利润制度化,与第三方公益基金,如“壹基金”、“青基会”、“儿基会”等合作,做可持续的公益项目——根据民政部门日前公布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去年的数据,其中腾讯公益居于首位,去年募款17.25亿元,超过了其他19家平台的募款总额。

 

他甚至还在去年10月,为中国互联网公益事业写了一本书——《中国互联网公益》,2019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每位到场嘉宾就人手一本。书里面在走访了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平台、社会组织等多个部门之后,详细记录了中国互联网公益历史,以及美英日等国的互联网公益发展之路。陈一丹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政府和企业公益慈善事业推荐读本。

 

不过,就是这位中国互联网公益第一人,无论是在他的著作中,还是在公益峰会上,大力倡导的却是将个体情绪的冲动型行善,将“公益2.0”升华为持久的“理性公益”。

 

“理性公益”是2018年99公益日上,陈一丹提出的理念——仅基于个体情绪的冲动型行善,往往流于一时或一事的付出。“我们希望引导捐赠者抛弃施舍的心态,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与道德的高要求之间找到平衡。”

 

“公益要超越情感,需要理智,有效最重要。”在陈一丹看来,这自古如此,如同《中国互联网公益》一书中所说,中世纪的欧洲就有因不可抗力致贫的“值得帮助者”和因懒惰致贫的“不值得帮助者”,公益的道德标签很容易被泛化,符合公序良俗是公益事业的底线。

2/在支付前多想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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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生于草莽的中国互联网快速赶超西方,而在与公益结合方面,同样意外地实现弯道超车。

 

2007年,在陈一丹的推动下,腾讯成立腾讯慈善基金会。次年,汶川大地震发生。随即腾讯的公益平台发起募捐,几天之内,集结了30余万人次的网友向灾区捐赠2300余万元。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天灾中,互联网推动公益的潜力得到发掘,也让中国的公益事业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

 

2012年前后,移动互联网与电子支付的结合,分别解决了传统公益信息传播不易和小额捐赠障碍的问题,这几乎将整个互联网公益推上了“快车道”,互联网募捐自此一路高歌,许多网络募捐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互联网公益就此进入2.0时代。

 

不仅仅是BAT等大平台的努力,民间“草根公益”也得以兴起,从“微博打拐”到“免费午餐”,到2014年关注罕见病“渐冻人”“冰桶挑战”运动都是“草根公益”时代的典型事件。

 

不过,也就是在2011年6月20日,网名“郭美美baby”一条“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炫富微博,并宣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商业总经理,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并给社会公益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此后,不少公益机构、企业乃至个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极大透支对中国互联网公益信任的上述骗捐、“套捐”事件——最新争议事例是,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因突发脑出血住院,有网友质疑称,吴家在北京有两套房、一辆车,大病有医保,为何还会发起巨额众筹。

 

抛开吴鹤臣事件本身真相,作为一个慈善平台,如何持续有效地运转?中国公益行业该如何进一步拥抱科技大潮?公益机构要怎样与用户建立起更稳定的信任桥梁?

 

对于所有关心中国公益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陈一丹认为,当中的关键是公正性和透明性,需要有透明的机制披露资金的来源和去向,打造一个健康的生态,网友会用指尖投票。

 

这是“公益2.0”向“理性公益”升级原因,同样也是腾讯2018年在公益平台上线“冷静器”功能的原因,用户在腾讯公益平台上捐款时,会强制跳出“透明度提示”提示页面,引导用户详细了解项目情况后再做捐款决策。

 

陈一丹说,他们希望捐赠者能在支付前多想一秒。理性思考后的捐赠决定、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专业高效的运营机制,这些额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腾讯看来比单纯的资金捐赠更重要。

 

这是腾讯践行“科技向善”价值观的典型案例。

 

这得到来自用户最真实的回报和支持是——“冷静器”上线后一年内,人均募捐额、平均单笔捐赠额均有明显上涨,2019年第一季度复捐率为24.56%,同比去年增加9.78%。理性公益不仅没有阻拦用户的捐款热情,还收获了更多持久性的捐款意向。

3/实现公益方式没有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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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所谓理性公益,说到底,是希望参与各方理解与尊重公益事业的发展规律和逻辑,让数亿用户的每一份善念都能发于真心、成于理性、恒于透明。

 

同情心本是人类的天赋本性。亚当·斯密就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怜悯或同情……即便十恶不赦之人、最顽固的惯犯,都不能完全自绝于这种情感。”

 

20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公益也星火燎原般的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美国、欧盟、日本都出现了成熟的互联网公益模式和互联网慈善组织。

 

虽然每个国家的互联网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但利用科技、数字化手段,去不断推动公益边界的扩展,却是共同选择。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助理执行干事Ute Klamert就指出,科技越来越成为实现全球“零饥饿”的核心,数字化转型正在帮助我们更高效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新时代需要大公益观,新公益观,创新公益模式,推动公益创新,‘科技向善’的互联网则是公益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表示。

 

而如果具体到腾讯,这同样是一家科技公司,利用技术去主动承担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开创性探索的过程。

 

一位腾讯内部人士说,近几年来,腾讯公益积极联合公司内部上百条产品线,探索如何用“科技向善”方式,让每个普通用户都轻松融入到公益场景中来,构建了覆盖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公益”圈层。

 

比如2017年8月在微信圈刷屏的“1元画廊”:36幅自闭症儿童所做的画,上线仅1天,就吸引了超过580万人参与,完成了1500万元的募捐目标。

 

比如利用腾讯优图AI开放平台找回的“小耗子”。他被拐时才三岁,父亲桂宏正除了靠着一张嘴两条腿走遍全国不断寻找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找回自己的孩子。最终,十多年后,在警方的不懈努力和“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帮助下,“小耗子”终于被找到了。

 

比如依靠腾讯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实现了全国“为村”的互联互通,同时,乡村如何借助互联网进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农村电商发展。

 

再比如那款蹦蹦跳跳的闯关游戏《灯山行动》。它来自于“我是创益人”大赛,通过这个小游戏,可以为20789个山区儿童的上学路装上太阳能路灯,点亮他们的上学路。

 

“社会的痛点,就是公益的起点。”这是陈一丹的说法。

 

实际上,在“科技向善”理念下,公益实现的方式,或许本就没有固定边界——由情感出发,走向理性持续,不是关心公益的数字而欢呼,而是专注于公益的理性循环。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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