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需要更大更多的“自由”

​最近几天，从中央到国务院，再到央行，证券会，都在密集出台各种刺激经济，稳定资本市场的政策，为“挽救”（稳定）这些天日益动荡的股市，政府号召鼓励国有资本大举入市，抬升股市价格，借此鼓舞“市气”（士气）和市场信心。央行也不失时机地宣布降准，降低房贷利率等配合这次“金融大战”，为市场，为实体经济“输血”。这一系列“组合拳”，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推动金融改革，建设金融强国提供最直接，最及时，最有效的支持。许多学者专家们，纷纷出谋划策，为中国经济在2024年稳中有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发展方针各抒己见，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极有立竿见影的市场效应的建议。其中有人大重阳在1月19日召开的讨论2024年中国宏观政策的论坛。会上有数十位官员，学者对2023年的成绩做出中肯评价并积极预测了2024年中国经济将遇到的机遇和挑战。笔者在会上提出2024年必须抓好中国的股市，房市和超市，是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三驾马车”。对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问题矛盾，要清本正源 ，寻找最对症的办法，尽快让中国股市与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真正名符其实。

目前中国市场究竟最需要什么，最需要补齐什么，很多人有各自的看法。有的人认为缺“信心”，有的人又认为“缺稳定预期”，也有的人认为“缺资金（钱）”。什么消费不足，投资乏力等等，皆因此而生。其实，中国市场目前最缺的是“自由”，最需要的是企业家投资的“自由度”不高。这自然会影响到企业家和公众消费的热情与积极性。

一，现性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局限性”

有的专家已经指出，这次出台各种扶持政策的效果能否持续还要观察因为这样的“救济”行动不是第一次，历史上有过多次，但是每次的长期效果都很有限。虽然表面上看，这次依然股市变化最大，最快，不少股票翻红，给市场注入了不小的信心。但是，人们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充满担心：担心这个“利好”消息只是个短期现象，是昙花一现。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首先股市的翻红，并不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也没有反映出关联公司的业绩或市值的真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第二个担心似乎更加值得关注，就是过去十年中，类似的“救济金”（救济粮）有过数次，每次都是“当时有效”，没有过多久，股市又故态复萌，依然萎靡不振，让人唏嘘。几年前中国股市推行“熔断机制”时，政府“救济”过，结果没有几天，连“熔断机制”都玩不下去了。

其实，健康的股市不是“惯”出来的，“惯”出来的股市长不大，也强壮不了，它总是弱不禁风，小凤小感冒，大风就发烧 让市场束手无策。政府救济粮只能“救急”，救不了长久。股市要长久健康发展，只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以及自身修复能力。否则，这样的“救济”只能把市场“惯”出了“依赖性”（依赖症），就是股市发展不再依赖市场机制本身发力，而是（习惯性）等待政府的救济，这是最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其中，最令人揪心的一个事实是，政府的救市，钱都流向哪里去了。请注意如下事实：中国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集团）手里，中国原先宣传的有四亿中产阶级，为全球之最。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他们还算是“中产阶级”吗？随着房市价格下跌，这些中产阶级数字肯定进一步缩水。而另外有统计表明，中国有九亿人口的月收入在2000-2500元左右。中国股民数字在两亿左右。这几组数字对比一下，不难看出问题所在。所以，不少冷静的人关心，政府的救市款，最终还是进入那些本来就掌握，控制着国家主要财富的人（集团）手里，进不了普通股民，或民众手里。在这里，让“证券以民为本”，容易成为笑谈和空话。

治理股市，必须治理其根本，治理“市场结构”问题，否则难免回到治表不治本的老路上去。

二，解决目前中国市场最需要的

现在市场急需要的应当是“自由”，是企业家的“自由度”，市场自由比金钱更有效。这里所说的“自由”，“自由度”，不是西方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已经被西方玩的变形，走样了，成为新的“垄断经济”的变种，不适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的中国发展。我们这里提倡的“自由度”，是希望给予在市场上营商，经营生产的企业和个人（放开）更多，更大，更广的“自由”空间去发展商务，生产，销售 ，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空间，尽其所能，竭其所愿，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做自己想做，能做的事业，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龙活虎的景象。

当市场充满“自由流动性”时，当企业家具有极大“自由感”时，他们就会带动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可以带动，推动商品，人员，资金的流动性，让经济真正充满活力。

现在我们的市场，被管的太死，缺乏活力，也大大限制了企业或个人的闯劲，缺乏创造，创新精神。现在不少企业宁愿坐等上头发指示，派任务，也不愿意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有的人乐意做“躺平派”，还有的干脆做起“撞钟派”（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所有这些，都需要用“自由”来激励他们的，唤醒他们“沉睡的”积极性，投入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潮中去。

三，处理好“放”与“开”的辩证关系

如何让经营者拥有最大的“自由（度）”，我们的“改革开放” 四个字现在一定要在“放”字上下大功夫。

“放”是更大幅度的“开”，也是更深层次的“开”。如果说，“开”仅仅是邀请外国投资者顺利进入中国的第一步，那么“放”就成为吸引外资投资者的信任的根本。而这里说的“放”，和上面提到的“市场自由”，“企业家自由度”，实质上是一回事儿。

在金融改革中，“利息机制”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市场的利息，缺乏足够的“自由”，银行也缺乏足够的“自由度”，难以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而做出适应的改变。利息变动受到的制约比较多，难以发挥利息的“杠杆”作用。相反，有的时候利息反而成为限制企业发展和遏制生产力发展的阻力。中国楼市常年低迷不振，这各种利息因素就脱不了干系。

“解放利息，为我（市场）所用”，应当成为推动金融面向实体经济，为民服务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有几个敏感问题应当尽可能澄清：

1，降低利息，势在必行，效果在“幅度”。为了避免对市场，对群众产生冲击，不妨采取“小步慢跑”的方式逐步降息，让正面效果最大化。所以需要谨慎行事，特别是“目的性”要明确。我们这里提的“降息”，决不能是“主观上”想把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挤”出去，为消费而消费。中国的国情是“社会主义”为先，“市场经济”为后。尤其是在对的老百姓存款方面，不能动如何“坏心思”，“歪心眼”，这个蛋糕是保持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稳定的基石，压舱石，万万动不得。中国改革能够在短短几十年中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有很大原因就是得益于有高额存款，国家可以平稳度过那么多激流险滩，金融危机。“家中有粮，遇事不慌”，和 “库里有钱，不怕风险”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的降息措施，必须有底线，就是不能损害老百姓存款的基本利益，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不安，不利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2，降息已经成为“不能不为“的措施之一。对“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刺激经济，提升预期，扩大增长，是个复杂工程，需要多面政策工具“共同发力”，而“降息”是其中一个重要工具。它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是否刺激消费的问题上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就像，西方国家一味提高利息，达到压制通胀一样，效果十分有限。因为，真正能够刺激消费，降低通胀，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大力发展经济，这个才是根本。欧洲不少老牌发达国家的利息一直很低，有的甚至出现了“负利息”。结果如何呢？并没有促进消费，也没有提升生产力，经济长期处于通缩状态。这些教训值得特别重视。因为中国人口众多，绝大多数人对于未来充满担忧，这是他们继续存款，冷静消费，“以防万一”是中国消费文化的“信条”，不能轻易抛弃，也不能劝说他们抛弃这个“千年古训”。

所以，一定要认真研究“降息”的相关措施，我们的利息已经很低了，一不小心就会触底，碰到红线，存在潜在风险，不可不防。掌握分寸，控制“幅度”，抓住这个时间窗口，让“降息”最大限度推进经济向好，向稳，向上发展。

总之，“自由”多一分，市场涨十分！市场期望注入更多的“自由流动性”，和“自由元素” ！ “降息”会增加市场流动的“自由度”，值得关注。

2024年，一切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