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不征了,仇和倒了,但我们昆明警察要面子啊!

编者按:近日,云南孙小果案被全国各媒体反复挖掘,而当地各部门一言不发,似乎预示云南政法系统即将迎来激烈地震,也说明云南官场将有更多的故事被”允许”暴露出来。本文策划于本轮孙小果案爆发之前,但既然赶上了这场热闹,就好好地给读者展示一下云南官场的矛盾行为。

序:不许庆祝

上个月,云南晋宁区晋城镇有13个农民被抓,罪名非常清晰:给刑满释放人员办欢迎仪式。

2019年4月22日,昆明市晋宁区(由晋宁县改区)公检法三方联合发布《关于敦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称晋城镇多人曾为刑满释放人员举行欢迎仪式,滋事扰序,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官方后证明文件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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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巧,另一个晋城——山西晋城市也有一起因庆祝出狱而抓人的案例。

2016年5月23日,晋城市黑老大程幼泽出狱,昔日手下组织几十辆豪车在监狱门口欢迎,放三百万响鞭炮。

4天后,程幼泽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警方刑拘,后被检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2017年7月,程幼泽被判刑5年,还撤销了之前的减刑,法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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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论法理上如何界定“出狱庆祝”的性质,有山西的案例在前,似乎暗示了一条中国执法原则——黑帮庆祝出狱违法,要给予刑事惩戒。现在云南的村民也被抓了,他们也是黑帮吗?

仿佛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抓人当晚,晋宁区在广济村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大会。

对于昆明市的态度,我们看到网民同时发出两方面的声音。在昆明警方的官方微博账号下,质疑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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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人指责村民是黑社会,口吻颇似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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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前卒工作室和云南相隔几千公里,没有现场调查,很难断定广济村有没有黑社会。但是,综合前面两个“晋”字头的案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欢迎出狱”违法,无论南方北方,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要抓人。

1“秋后”的“秋后”才抓人

然而,两个晋城的结论似乎很难指导全国。

据司法部数据,我国在押犯人有160多万;据最高法院数据,仅去年就判处罪犯142.9万人,显然大多数坐牢人员的刑期并不长,这意味着每年都有上百万的人离开监狱。

因此,不少影视作品里都有欢送、欢迎刑满释放人员的场景。《我不是药神》里,徐峥扮演的程勇被判刑入狱的时候,街上千人送行,出狱的时候,曹斌专程迎接。电影全国上映,未见有人抗议“美化罪犯”。

将心比心,欢迎刑满的亲友出狱是人之常情,大半的服刑人员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徒,多是过失伤人、经济纠纷、交通事故以及“寻衅滋事”等。网上很多服刑人员家属讨论迎接仪式,既无人制止,也无人批判。如果不看两个“晋”字头的案例,似乎司法机关对欢迎出狱还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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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的核心是欢迎仪式的规模吗?

山西程幼泽出狱时,六辆悍马,二十辆路虎,三十辆奔驰,两辆猛禽装鞭炮,昔日部下统一穿黑色T恤列队迎接、献花、喊口号,引起群众围观,致使晋城监狱不得不请求增派武警加强警戒,延迟部分减刑人员释放时间。

比较起来,昆明晋城镇广济村村民的阵势也不算小,警方的视频显示,村民们男的燃放鞭炮、敲锣打鼓,女的则拿着扇子扭着秧歌,刑释人员身上披红挂彩,两旁还有专人打伞,迎接的队伍簇拥搀扶着刑释人员,并打着红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英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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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据警方通报,广济村民根本没有去监狱接人,而是在“在晋宁区晋城镇牛广路与213国道交叉路口”迎接。用软件一查,这就是广济村村口,是自家地盘,完全不可能影响监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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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北路即213国道,箭头是村民欢迎的地点

寻衅滋事的覆盖面越来越宽,我开始隐隐不安。

最令人不解的问题,就是昆明警方抓人的时间。

程幼泽高调出狱后,仅4天就被抓了回去,似乎司法机关的立场非常明确。

但是昆明警方今年4月22日抓了13名村民,村民举行欢迎仪式却分别是在2016年10月22日、2017年10月22日、2018年8月22日——最近一次也是9个月之前的旧事。

秋后算账式抓人,这对广济村民来说不新鲜。

这次被欢迎的释放罪犯:韦忠兰、刘春安、王春云是2013年晋宁县“10·22”事件的涉案人员。那年,县里征地引发广济村民不满,王春云等人对抗拆迁队,扣押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辱骂殴打执法人员,双方55人受伤。官方最终当众承诺不征地。

这几个村民并不是对抗事件后立刻被抓。对抗事件发生一年后,晋城镇另外一个村子富有村在2014年10月14日又发生征地群体事件,8死18伤,警方才想起了一年前维权成功的广济村,进村抓走13人。

看来昆明警方的反应速度已经是老问题了。


2没有手续的征地

晋宁镇连续两年发生大规模抗征地事件,是昆明乃至云南大环境的体现。

政治明星仇和2007年底当了昆明市委书记。针对“村城,困民”的昆明面貌,他铁腕推行“全域城镇化”和城中村改造,这在一部分人眼里是雷厉风行、成效显著,但从事后清算过程看,仇和显然掺私货太多,比如随意扩大改造范围,比如地处植物资源丰富的亚热带云南,却要从温带江苏引入树种。

一系列事件连续爆发,云南人的怨气逐渐集中于随仇和而来的江浙商人“亲友团”。

2009年11月21日,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发生群体事件,不满拆迁的上千名商户参与打砸,堵断交通。因为拆迁消息并未预先公示,中豪集团的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招商广告就公布了拆迁计划,比市政府公告早两个多月。

中豪集团原董事长刘卫高从宿迁开始追随仇和十余年,在宿迁复制了义乌模式,制造了这场风波。

接下来是2014年10月14日晋城镇富有村(不是广济村)的“晋宁事件”。村民与“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员(包括政府聘请的黑社会人员)发生冲突,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

物流中心的投资方是昆明温州总商会、中国环宇集团和浙江新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仇和亲自出席了2008年的泛亚项目奠基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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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到年底,秦光荣接替白恩培任云南省委书记;张田欣接替仇和任昆明市委书记,而仇和升任云南省委专职副书记。

2012年初,秦光荣提出打响园区经济、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三大战役”,提出把园区经济作为核心,至2013年规划建设了125个园区。

秦光荣是中文系教师出身,喜欢大搞历史文化旅游项目。张田欣接任昆明市委书记后,在“古滇王国”项目上采取了和仇和一样激进的态度,多次强调要“用大气魄、下大决心,确保3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 

2012年10月27日,“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开工,秦光荣、张田欣和云南省委秘书长曹建方一起到场——现在三人都已落马。导致警方抓走广济村村民的“10.22事件”,起因就是这个项目的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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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提到的七名官员中四人已落马

古滇王国项目占地1.8万亩,由昆明诺仕达集团投资220亿元建设。2012年12月26日,就在张田欣参加古滇王国项目成果汇报会不久,晋城镇贴出公告,称此项目在该镇拟征地14933余亩,涉及广济村等12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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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县局部地图,广济村和富有村位置

滇池是昆明市最重要的环保区域,同时也是房产商最垂涎的开发区。当时,即便一些知名国有地产商想在滇池边拿地,也需要和本地国企合作进行,只靠砸钱注定没有项目。

诺仕达是一家才露头几年的民营企业,一次性被允许拿这么多地,在云南也算大新闻。2014年6月,中央电视台点名批评该集团,称“滇池遭遇野蛮开发”,也说清了罪名——在不允许开发房地产的滇池一二级保护区内盖楼。但当地政府不屑一顾。

诺仕达集团前期的征地相对顺利,到了广济村却碰了个钉子。按照法律法规,此类征地首先需报国务院、省政府或地级市政府批准,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继而由国土部门按照程序进行补偿和安置,土地才能转为国有。

尤其本项目要征收万亩级别的耕地,必须经国务院、国土资源部批准。但云南完全拿不出批文和手续,加上广济村村民对征地补偿不满,因此拒绝出让2000余亩土地。

广济村当时有村民800户左右、2100多人,其中18岁以上村民约1700人。据村民代表介绍,除部分村干部、无地村民外,共1419名村民签名表示反对征地,占18岁以上村民的83%。

之所以村民一定要和云南省谈手续问题,是因为当地耕地的收益并不低。广济村水源充足,靠近省会,蔬菜种植潜力很大。种大棚蔬菜,每年最少收益三四万,在西部算是不错的经济来源。所以,广济村村民对政府的征地计划不感冒。

与其同事,部分地方基层干部、村干部的腐败、违法行为加剧了对抗烈度。

“我们查到村委会个别人涉嫌违法、贪污,私自将我们村的土地都低价转租出去了。”

广济村维权村民代表王春云(本次的刑满释放人员)指出,有维权村民的举报材料为证,村委会在全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300-400元每亩的低价将全村的土地转租给古滇王国项目,租期为10年。但本村自由转租土地的市场价格为8000元每亩,所以抵制非常激烈。

一直关注此事的云南省政协前副主席杨维骏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按市场价当地的农田为400万一亩,而给村民的价格为12万一亩,中间的差价300万去了哪里,村民都要求知情。

已被征完土地的邻村农民也提供了“榜样”——每人7万元补贴,办理养老保险花去了3万元,只剩下4万元。征地后他们失去了蔬菜产业,村民外出打工,多为保安、清洁工等工作,或者打零工每天赚60到100元钱。前车之鉴在此,从2013年起,广济村民激烈抵制任何拆迁。

2013年2月1日,当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的第二天,晋城镇镇长杨迎春带人丈量广济村集体土地,被村民发现并阻拦。当天,村民自发成立了巡逻队,还在村里不同的地方搭起5个保地执勤点。

5月6日,省政协前副主席杨维骏带领几个村的维权代表前往省国土厅询问具体政策,半路上9名代表被晋城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带走。随后广济村村民王正荣王春云父子和刘春安、张绍良等带人围堵村委会,检方后指控这些村民非法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18小时。

5月13日,在广济村,附近被征地的几个村子联合召开了维权大会,邀请杨维骏参加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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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对抗达到高潮。

当天,王正荣父子被抓到晋宁县公安局,村民集体围堵政府人员,云南省从各地调用警力上千人执法。普永芳、刘春安、韦忠兰、张绍良等人组织大量村民堵住村口,双方爆发冲突。 据官方通报,30余辆公务车被打砸,执法人员20多人受伤,村民30多人受伤。

冲突发生的第二天,在张田欣的指示下,晋宁县委书记蔡德生来到广济村,当场公开表示:

“关于广济的土地,到底是征还是不征?我说,广济老百姓说不征,就不征了。”

但蔡德生一边和村民签了承诺书,一边却派工作组进村分化村民。于是广济村村民继续在保地执勤点保持巡逻,还联合富有村的村民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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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蔡德生签署的承诺书

时隔近1年,2014年10月富有村“10.14”事件发生后,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及昆明公安局副局长于10月21日下午到广济村与部分村民座谈,并未产生冲突。

一夜后,22日凌晨,王正荣、王春云父子及广济村其他三位村民遭到抓捕。司法机关还敦促在该起案件中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其他人员迅速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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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直到2016年2月5日,“10·22”事件案发近三年后,王春云、刘春安、韦忠兰等6名晋宁县广济村“10·22”事件涉案人员因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罪名被判刑。

其中,王春云犯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半;刘春安犯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韦忠兰犯非法拘禁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

3“陈岩石”还在,秦光荣倒了

前面回顾事件经过,反复提到了一个兼顾政府和民间身份的人物——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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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骏,1922年生,滇军将领杨蓁之子。曾任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010年带领访民“公车上访”,得到社会广泛关注。

杨维骏长期关注云南基本农田被占问题,这几年多次到广济村和富有村调研。他曾表示,调动大批警力并导致事件激化的张田欣,是10.22事件的主要负责任。

事件发生之后,包括张田欣在内的多位云南省高层出面协调,并由晋宁县政府与广济村签订了不再强征土地的协议。但此事后被中央第五巡视组知悉,也在当地政坛引起巨大争议。

当时年近70岁的王正荣及其儿子王春云是比较典型的维权反腐人士。王正荣是第一批入越参加抗美援助越的高射炮老兵,受过部队嘉奖。

退伍后,他被分配到昆明保温瓶厂工作,多次代表工人维权对厂领导进行举报,先后有两个厂长被免职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王正荣还获得过“先进工作者”、“助人为乐公民”、昆明市破案战役“春城卫士杯”先进个人等称号。

2009年9月,王正荣的房屋遭政府强拆,儿子王春云受伤,妻子被送到昆明市福利院。失去了房屋的王正荣、王春云被迫搬到王春云妻子娘家所在的广济村居住。王正荣父子多年维权,了解法律政策,经常向村民普法宣传,受到村民的敬重。

当然网络上也有另外一种声音,称王正荣是杨维骏培养的“打手”,用来借“维权”向政府施压,在此聊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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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杨维骏所举报的白恩培、仇和、张田欣等干部均已落马,虽然上述高官的落马不一定直接因为他的举报,至少97岁的老人到目前为止名声仍然不错,被称为现实版的“陈岩石”。

 

从广济村的视角看云南官场,虽然不能说小小的广济村绊倒了几十个高官。但是,近年来两任云南省委书记被抓、三任昆明市委书记倒台、当时分管征地拆迁的副市长、当时县委书记也内拿下,在任时居然多少都和广济村有关系。

白恩培,间接关联,发起“大云南”战略,允许云南各地非法侵占农田;

秦光荣,直接关联,“七彩云南”系列项目发起者,出席古滇王国项目开工仪式;

仇和,间接关联,白恩培曾支持其接任省委书记,把暴力拆迁作风带到昆明,和富有村10.14事件有关联;

张田欣,直接关联,白恩培亲信,“古滇王国”项目执行者;

高劲松,直接关联,“和白恩培是一伙的”(杨维骏语),2014年富有村事件后和广济村村民座谈,第二天广济村维权村民被抓;

曹建方,间接关联,秦光荣“大秘”,出席古滇王国项目开工仪式;

李喜,直接关联,长期分管征地拆迁工作的昆明副市长,曾作为市调查组领导进驻广济村;

蔡德生,直接关联,广济村事件的直接处置者。

还有一位没有落马,但是在退休前突然被撤职的省政法委书记:

孟苏铁,直接关联,白恩培亲信,2014年富有村事件后,处置广济村事件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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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广济村会怎么看待之前的征地,怎么看待出狱的维权者?。

4还是要抓人

2014年张田欣、白恩培相继落马后,群众自发在广济村、富有村召开庆祝大会;富有村事件发生后不久,曾长期分管征地拆迁工作的昆明市副市长李喜落马;上个月,晋宁县委原书记蔡德生落马;就在本文在整理过程中,5月9日,秦光荣主动投案……如果我是广济村民,看到这些省部级高官的“绊脚石”出狱回村,也得上去敬一杯酒吧!

然而,欢迎仪式9个月后,昆明警方进村抓人,理由还是“寻衅滋事”。

很多网民为昆明警方的行为辩解,说广济村已经出现了黑社会,但抓不住证据,只能先用寻衅滋事罪遏制一下。

然而,如果警方明知当地有黑社会,却定性为“寻衅滋事”,这显然是避重就轻,包庇恶势力,昆明警方就是保护伞。

如果警方明知对方不是黑社会,也知道当年这群村民反对的征地项目已经叫停、反对的干部都落马了,却非要借着“打黑除恶”的风头给自己争面子……我开始好奇谁才是“黑恶势力”了。

2014年富有村事件后,昆明市并行处理广济村和富有村事件,

对“10.22”事件的官方定性为:

2013年10月22日,晋宁县晋城镇广济村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并夹杂严重刑事犯罪的群体性事件,部分村民受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蛊惑,聚众堵截公路、打砸烧车辆、非法拘禁和围攻殴打执法人员以及无辜群众,侵犯了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

但昆明市委、市政府认真深刻剖析两起事件:

充分暴露出当前工作中存在群众路线践行不到位,群众工作能力不强;领导干部作风漂浮,缺乏敢于担当的精神;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化解矛盾纠纷的措施不实,维护稳定的能力不强;法制宣传教育实效性不强,干部群众的法治观念淡薄等5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文件把两面话都说了,但是,做出这一结论的主要党委成员已经去监狱聚会了,剩下的干部是否真反思了呢?

也许都在忙着围观孙小果的热闹吧。

本文全部内容均来自国内新闻网站,以及云南政府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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