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

欧洲中世纪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

五花马

有一个历史现象很有意思，就是官史书写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句话，好像只在中国有效，因为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多如牛毛，其中不少起到了改朝换代的作用。但是，这个规律在全世界范围却不适用。比如我们印象中的欧洲的黑暗中世纪，咱们中国农民好歹还一直叫农民，而欧洲中世纪，他们叫农奴。那么他们受到的压迫一定比中国农民更重，他们一定更悲惨。他们一定也经常爆发起义来反抗封建主和国王吧？

这个还真没有。实际上，西方农奴的待遇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农民低，因为西方农奴制下，农奴受契约保护，农奴的负担肯定有，但远比中国农民的负担稳定。

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这种契约关系，是从上到下的，国王与贵族之间有契约，而贵族与农奴之也有契约规定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为了维护这种契约关系，中世纪很多庄园都有自己的习惯法，叫庄园惯例，custom of the manor。

这种庄园惯例，并不只是原则性的东西，而是非常清楚，甚至非常精确的。每家每户有什么权利，什么义务，每块地一年交多少东西，都一清二楚。而且所有庄园里还普遍存在一个机构，叫庄园法庭，一个领主如果不经过庄园法庭，是不能直接对某一个农民治罪的。这种法庭，虽然通常是由领主或者领主的管家主持，但受理庄园里的所有纠纷，农奴也可以起诉领主。在庄园法庭里，控辩双方可以自由辩论，所依据的是延续几百年的习惯法，而不是领主的个人意志。比如1294年的一个庄园法庭上，农奴们指控说，他们的领主用犁更换了一块公用道路，以致车辆不能像以前那样正常的穿行。法庭就发布命令，要求领主必须将道路修复完好。1517年，贝塔福德郡的阿斯特威克庄园通过了一项法令，由佃农们规定，领主不应在属于工地的牧场上放牧它的牲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领主不讲理，想增加农奴的负担，让他多交点儿东西，或者多干活儿，农奴可以跟自己的领主锱铢必较，并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一般情况下都会获胜。

中世纪英国，在许多庄园里，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或者250年保持不变，而且，庄园里的农奴只需要面对庄园主，无需面对官府的压榨，这意味着农奴的负担固定化。不会出现像中国古代社会那种每到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农民的赋税越来越重的情况。因此，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矛盾通常不会发展到要用农民战争来解决的那种极端的情况。另外，中世纪欧洲农民还拥有一些我们看来，非常难以想象的受到保护的基本权利。比如领主不能随便拿走他的土地，虽然从产权上讲，这些土地是属于领主的。比如农民享有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13世纪。领主也要保护农奴的基本假期。比如一个农奴家里主要劳动力死了，庄园主要负责养活他的家人，这是当时的惯例。农奴的孩子如果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庄园主就要成为他的监护人。这就保证了他们不会因为破产而失去土地，全家流离失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那样常见的流民。在传统中国社会，如果农民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死了，那么妻儿老小只能投亲靠友，或者流离失所，成为流民。比如在天灾人祸降临时，庄园主要负责救济农奴，让他们度过灾荒生存下去。欧洲除了庄园之外，还有一个天然的慈善机构教堂，一遇到灾难呢，教堂负责照顾本教区的老弱病残，成了救济所和寄宿所。因此，欧洲中世纪虽然也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但庄园和教堂会把大部分灾民固定在本地，不会出现大规模流民，变成全国范围内的破坏性力量。

欧洲历史上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除了有上面讲到的因为讲契约关系，农奴的负担比较稳定，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福利机构发挥作用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奴和庄园主之间如果发生冲突，会有一定的申诉和妥协的空间，双方可以向更高层的领主或者国王请愿。欧洲国王们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同利益集团会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古代中国缺乏这种机制，社会高度刚性，农民们面对越来越重的压迫。只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社会里，当农民被逼到生存底线的时候，便只剩下造反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