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还是排外？世界银行带你了解非正规经济

编者按

非正规经济已经越来越备受关注，因为它既可能会提升社会福祉，也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成为侵蚀社会完整性的一种力量。本期为大家推送世界银行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正规经济的报告。

这是社论前沿第S1285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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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引言

该报告将非正规视为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一种表现，在许多非正规工人被观察的视角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角聚焦在他们被排除在关键的国家利益或现代经济的循环之外。首先，劳动文献中的悠久传统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为了阻止工人在非正规部门中脱离其持有模式，并在提供国家规定福利的正规部门就业。第二，De Soto（1989）的开创性著作认为，繁琐的准入规则禁止小公司跨界进入正规化轨道和其发展、繁荣。第三，一些大公司面临着过度的税收和监管负担，作为一种防御措施，它们可能会部分地保持非正规化，从而放弃潜在的增长和效率收益。

报告也强调了第二个观察非正规的视角。这一视角更类似于Hirschman（1970）对“退出”的解释：许多工人、公司和家庭选择他们与国家制度的最优契约水平，这取决于他们对与正规性和国家执法工作能力相关的纯收益的评估。也就是说，他们通过隐性的交易成本效益分析来决定是否跨越边界进入正规化轨道，并经常做出反对正规化的决定。这一观点表明，高度的非正规性是由于企业和个人大量选择主动退出正式制度而产生的，并暗示了对国家服务质量及其执行能力公然的社会控诉。

这两个视角，分别侧重于被国家利益排除所驱动的非正式性和由私人成本效益计算产生的自愿退出决定，它们是互补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分析框架。首先，个别国家在历史、制度和法律框架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某些国家排除机制可能更重要，而在其他国家退出机制可能更重要。第二，非正规部门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可以说，在国家内部，个体工人和公司之间的排斥和退出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第三，在某些情况下，这两者几乎是不可区分的。小企业主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发现不值得花费高昂注册成本进入正规化，他们既有可能会被明确地排除在国家正式机制之外，也有可能会选择自我退出，但任何一种方式其效果都是相同的。而对于贫穷的工人而言，由于生活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或城市贫民区而被排除在医疗保健服务之外，对于他或她无法获得的服务，他们在成为正规部门员工和为无法获取的服务缴纳劳动税方面可能看不到什么意义。最后，非正规性是一个多维现象：代理人在某些方面与国家而不是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在完全遵从和不遵从之间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

02工人：主动退出和被排斥的混合体

谁是非正规就业者？

非正规就业包括各种各样的人，虽然报告考虑了许多定义非正规就业的共同标准，但更侧重于社会保障定义，根据该工作是否存在工资关系以及是否注册社会保障。报告指出，一般非正规就业人群由两个部分组成：非正规独立工作者 （informal independent workers）和非正规带薪工作者（informal salaried workers）。非正规独立工人包括微型企业主和自雇专业人士，以及工匠、零时工（handymen）、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和街头摊贩。非正规付薪工人包括家政工人、无薪家属、微型企业工人，以及那些在大公司非正规劳动安排下的工人。此外，与非正规就业密切相关的特征是企业规模（10名或更少的员工），教育水平（中学以下），工业部门（建筑，农业，零售和运输），工作任期（不到一年）， 年龄（青年人主要是非正式的工薪阶层，自雇人员多为老年工人）和女性的家庭地位（已婚有子女）。

他们的动机、收入和福利如何？

从工人的流动模式、报告的动机、自我评定的福利和工作满意度来看，证据表明：（1）大多数独立工作者（约三分之二）自愿进入工作岗位，重视自主工作的非金钱利益，并选择主动“退出”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2）相反，大多数非正规带薪工人似乎被排除在更理想的工作之外。非正规工作者表示，他们之所以不参与社会保障和健康保险计划，主要是因为他们收入低，而且雇主也不提供这些福利（对于大多数非正规带薪工人而言），也因为他们缺乏有关社会保障计划和功能的信息，而且在医疗保健方面，他们采用其他的覆盖方式，包括通过其他家庭成员和普遍服务提供的保险覆盖。

对于以上两类非正规就业者，其动机、人口特征以及工作满意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尽管与自雇和小微企业所有权相关的灵活性通常与低收入和低安全性有关，但与在正规经济中获得资格相当的工作相比，这些工作仍被认为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自身人力资本较少，获得其他资产的机会较小，在经济活动中生产率较低。换言之，许多自雇工人选择非正规就业，是因为他们在正规经济就业部门的选择同样糟糕。此外，他们有使用非正式机制或免费（非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的机会，以部分替代他们原本必须通过（有时是大幅的）工资税明确或隐含进行支付的正式社会保障福利。总的来说，大多数个体经营者似乎并未被“排除”在正规部门之外，相反，他们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后主动选择退出正规就业。

然而，对于所研究国家的大多数非正规工薪阶层来说，情况却不同。事实上，大多数非正规工薪阶层在正规工薪阶层或自雇工人中排队寻找更理想的工作。对于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来说，非正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工作的公司，特别是小微公司想要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外经营。一般来说，这些工人不会选择退出正式合同和社会保障机构，他们更愿意在正式部门找到一份同等的工作。在这些情况下，被排斥而主动非退出正规就业似乎是他们目前非正式地位背后的驱动力。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退出和排斥机制在非正规劳动力的主观激励反应和自评福利测量中都表现得很明显。来自墨西哥的证据表明，在经济繁荣时期，离开正规就业部门成为个体经营者或从事非正规带薪工作的工人数量几乎等于或甚至大于从非正规就业部门过渡到正规就业部门的工人数量，这是支持综合劳动力市场观点的主要证据，在综合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可以在正式和非正式工作之间自由选择。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劳动力市场在整个经济周期中的表现都是不对称的：在经济低迷和衰退时期，劳动力市场往往表现得更像是细分的市场，而在繁荣时期，则更像是整合的市场。

最后，劳动者的生命周期就业轨迹也展示了非正规带薪工作更具排他性（被正规就业排斥）和退出性（主动选择退出正规就业）的维度。在大多数国家，年轻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比正规带薪工作者更容易成为非正式雇员，很少有人成为非正式的个体经营者。与此同时，中老年人更容易被发现在正规就业部门工作或者成为个体经营。这表明，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非正规带薪工作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切入点，而且，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或者是简单的“排队”，他们更可能在正规就业部门找到工作。对于许多缺乏技能或资本的老年人来说，非正规带薪就业也是一种选择，他们要么成为个体经营者，要么得到正规带薪工作，要么选择非正规就业，因为他们不会通过积累足够的年数来获得有意义的养老金。事实上，自主就业的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可以部分解释由于信贷或人力资本限制而延迟的自愿进入非正规就业的现象。

03公司：收益少、成本高、执行能力弱？

劳动力的非正式性主要是一种小企业现象，绝大多数未经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登记的员工都是在少于五名员工的企业中发现的。因此，了解小企业注册公司、招聘员工以及纳税等决策背后的基本原理是理解非正规就业现象的基础。

报告表明，在性质和动态方面，这些小微企业与其先进国家的同类机构密切相关，不应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病态，这可能正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正规就业部门的低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参与独立工作的机会成本较低。

鉴于此，尽管有相当多的文献站在被排斥的角度认为这些公司没有向当局登记注册，但本报告认为，正规性可以被视为小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几乎不需要的多余的投入成本。而正规性则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力的提升而迅速增长。然而，绝大多数微型企业仍然规模太小，无法克服各种成本从正规性中充分获益。在微型企业中拥有如此多的劳动力，并且有如此多的微型企业从正规经济中被拔出，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生产成本。首先，可能存在规模经济或大型企业就业带来的外部效应。如果非正规与小企业的数量优势相关，并且规模回报的增加与其规模范围相关，则非正规性可能导致相当大的效率损失。第二，来自非正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可能会减缓创造性破坏的进程，在这一破坏性进程中效率低下的企业会被效率更高的竞争对手所取代，减缓这一进程意味着会对正规企业创新和引进新技术的动机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如果降低成本和增加正规化带来的好处，使以前的非正规企业能够更多地进入市场和服务，那么结果可能就是提升总生产率。

关于小微企业的证据表明，选择登记注册的公司确实有更好的表现，或者说，开始注册的公司平均比其同等的未注册的同行表现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考虑到所有的证据，该报告得出结论，对于相当大比例的非正规企业来说，将成本效益分析向正规化倾斜，需要“胡萝卜”和“棒子”的公平组合。例如，在巴西和墨西哥，被限制在边缘地带的微型企业与那些对正规化的假定利益没有需求，并且对他们来说减少注册成本在目前条件下不会导致正规化的企业家共存。同样，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证据表明，许多非正规企业从国家雷区获得了更多的收益，不仅包括税收节约，而且还避免了与国家官僚机构的互动。此外，根据对许多国家的调查，大部分企业向正规化靠拢是为了避免罚款和贿赂风险。因此，为解决小企业面临的监管限制或降低税率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可能不足以实现其正规程度的重大改变，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加入正规部门积极的激励措施，包括改善正规企业可获得的私人和公共服务（例如信贷、合同执行、技术援助等），并提高执行水平，以增加继续保持非正规化的机会成本。

尽管如此，由于正规企业的总生产率较低，即使是精心设计的综合计划也会对非正规企业的正规化总体效果造成一定限制。因此，减少非正规化的努力必须集中在政策上，以提高正规化部门的生产力，这将增加正规化的感知利益，以及保持或增加非正规化的机会成本。

最后，在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即使是大公司也表现出相当多的逃税和非正式劳动力现象，企业似乎再次进行了仔细的成本效益分析，在选择其正规化的“程度”时，会将非正规化行为的“私人”利益（逃税、避免繁琐的法律法规）与非正规化行为的“私人”成本（惩罚和贿赂的风险、不完全进入市场和政府服务）进行权衡。旨在减少繁文缛节和合规成本的行政和税收简化计划、消除不合时代或私人动机激励的法律法规监管审查以及加强执法是应对大型企业内部部分非正规现象的关键对策。

结语

非正规现象是经济不发达的一种反映，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是国家政策不佳的征兆，对国家缺乏信心的表现。回到赫希曼，由于在国家中缺乏发言权和国家的能力问题，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增长前景，因此，消除造成高度非正规化的诱因是更广泛发展议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