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江 |克服话语割裂：话语体系建设的 “三重转换”与“四个关键”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一项艰苦、复杂、漫长的学术过程。这不仅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只有完整系统地掌握这个规律，才有可能为增进学术做出贡献，而且知识生产是一种特殊的过程，它要求知识生产者立足于社会生活，在对具体的生产生活开展实际观察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方法，在与以往的学术成果和同行专家对话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相关学科理论，创造出富有新意的专业知识和文明成果。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奠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但是，面对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对中国特色“三大体系”构建的重要战略任务，面对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体系平等对话、做出贡献的重要需求，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这其中，努力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实际存在的三种“话语割裂”现象，实现“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西方话语”向“中国经验”的转换和“中心话语”与“地方经验”的转换，是决定“三大体系”建设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

“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着一种以“政治话语”替代“学术话语”的状况，这种状况是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历程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不断与各种歪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做坚决斗争，保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对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逐渐建立起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为标准的评价方法，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也习惯于以标准化的政治术语表达自己的学术立场，出现了政治标准替代学术标准的“过度政治化”偏差现象。

学术评价中“过度政治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以口号化的政治术语替代学科专业的知识体系建构，其表现方式是以“姓资姓社”作为衡量一个学科的标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替代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等；二是以“套用”的方式简单化地处理学科发展过程中复杂的专业性问题，如用英雄奴隶、儒法斗争、进步反动等二元对立的观点和方法解释历史；三是以政治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去评价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以行政级别和上级领导的判断与评价作为超出学术标准的评价方式；四是“表态性”的政治化要求实际上助长了学术研究中形式主义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研究中应有的自由探索和独立思考的创新性思维，这对于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过度行政化、以政治话语完全替代学术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健康的学术风气。其突出的表现是学者们习惯于用政治话语表达自己的“正确性”，但学术的正确性恰恰是运用学科化和学术性的话语展现自身研究的理性化、科学性和合理性。学者们不是运用研究的合理性和解释的创新性去展现自己的正确性，而是使用政治正确去展示研究的合规性，这就会导致学术研究失去它应有的价值。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无益于建立起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而且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建立起正常沟通和健康对话的有效机制。即使是在国内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如果学者难以摆脱以解读中央文件、阐述上级精神为主的“标准化”研究，那么其研究的结果必然难以立足中国的实际。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坚持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的政治化要求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底线要求，要求中国学者不能站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中央的大政方针的敌对势力的立场研究中国的学术问题。它要求研究者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出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和方法。它鲜明地反对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替代具体学科研究的核心理论和知识体系、反对割裂地用方法论原则替代具体学科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简单化做法，克服“绝对化”和“完全替代”的不良现象。

因此，充分认识将“政治话语”有效地转化为“学术话语”的重要性，在 “三大体系”的建设中最大限度地按照学术界公认的标准搭建学科体系，按照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方法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创造源于本土发展和经验的知识系统，建立植根于中国大地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不仅能够体现中国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气度与胸怀，为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奠定坚实基础，而且能够在学术实践中真正体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当中，真正体现其“价值引领”的“活的灵魂”的意义。

“中国经验”与“西方话语”的转换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学术研究中“西方话语”和中国特色研究经验的关系问题。

近代以来，基于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强烈诉求，历代学者都把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作为自身努力的目标。这种努力不仅追求在学术领域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束缚，更重要的还在于体现国人对于中华民族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自信，体现自身理论创新能力和文化发展的自信。这种状况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目标过程中的正常状态，但在现实的学术实践中，超越学术研究领域的“中国化”诉求正在背离“本土化”的初衷，出现了一种违背理性精神和学术发展规律的“反智化”倾向。这种倾向有以下四种具体表现：一是把“中国化”作为衡量学术立场的标签，把“中国化”和“西方话语”简单对立起来，凡事必须要找到“中国化”的表达方式，拒斥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二是罔顾事实地强调某些研究方法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简单地排斥采用量化研究等西方学术研究中普遍运用的分析方法；三是不能主动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重大发展需求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包括对西方世界的研究），习惯用传统的治理经验代替科学研究；四是研究者往往不能潜心学习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成熟理论和方法，在还没有系统完整地认识和掌握相关学科的历史源流、学科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前提下就妄加评议、拒斥批判。上述种种看似“正确”的做法是极为危险的，“标签化”的学术方式无不透射出当代学术研究中浅尝辄止、轻浮虚夸的不良学风，反映出“消费时代”和“快餐文化”的特征。在建构“三大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决遏制上述学术研究中的不良现象，坚决克服学术研究中的不良作风。

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界的确曾存在着“言必称西方”的学术现象，这是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科体系、学术标准和话语方式大多是近代以来、有些甚至是改革开放之后才系统地从西方国家引进分不开的。对于这些来源于西方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国内学术界整体上还处于学习、消化、应用研究和教学传播的过程中，国内学者独立创新的学术贡献并不多，因此在学习和应用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经常性地梳理西方学者的理论脉络和学术传承。但是，学习和掌握西方学术理论和话语方式，并不是不要自己的学术立场，相反，我们需要在理性精神的主导下，通过虚心学习保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回归科学研究的本源，认真探讨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真研究每一个学科所涉及的本体论问题，全面认识和了解学科的知识论体系，系统掌握学科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路径，建立起运用相关理论范式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科学问题的能力。这不仅需要艰苦的学习和规范化的学术训练，也需要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与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大多数学科都发端于西方世界。这些学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在自身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汲取了世界文明的精华和各国学者的研究经验，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共同成果。那种简单地将这些非发端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归因为“西方话语”而加以排斥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会阻碍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吸收人类学术文明体系的积极成果，也会对“三大体系”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好科学研究中“学术话语”和“中国经验”的转换问题，自觉认同已经获得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方法体系，自觉地把中国的学术研究当作人类学术文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中国经验的总结，为解释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提供来自中国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最终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可以被广泛接受的中国方案。

当然，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西方文化霸权，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站在自身的立场有效地抗御西方价值观的侵袭，在涉及原则立场和利益关系的根本问题上宣示自己的主权、体现自己的价值追求、提出自己的理论方法、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这一前提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成为摆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紧迫的重大任务。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又要求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能够立足中国本土立场、研究中国当前社会现状，尽早总结发展出一系列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特殊问题、体现中国价值、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

“中心话语”与“地方性话语”的转换

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必须处理好，即“中心话语”与“地方性话语”的转换问题。

在发展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中心”和“边缘”始终是不可分离的两个重要概念。处于中心地位的区域和主体集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掌握着更多的政治和行政权力，在政治上更具优势，能够决定资源的分配和政策的制定，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中心，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和机会；而边缘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差距等可能导致贫困、失业和不平等问题，政治参与度低，缺乏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力，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在全球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我们正当的权利和呼声往往得不到重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成绩，有效地助力了边缘化状态的改变，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文明体系中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学术投射，中国的学术体系建设中也存在着典型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问题。以国家主流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心话语和学术资源丰厚的东部地区的学术圈，主导了中国学术话语的主体部分，相对应地也就出现了依附于中心话语的“边缘性话语”，如来源于西部地区学者、反映西部地区发展需求呼声的“西部话语”，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呼声的“东北话语”，反映部分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和发展需求的“民族话语”，等等。这些话语大部分是体现了被边缘化的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和特殊利益诉求的地方性话语，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内边缘地区和边缘群体的呼声。

例如，所谓“西部话语”原本来自部分西北地区社会学者关于现代化和东西部差距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实际存在一种以东部地区为中心衡量西部发展的“东部主义”思维，在它的作用下，西部地区被普遍地解读为边缘、落后、愚昧和需要拯救的地区；二是站在西部人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西部的现代化是一种不完整的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必须倾听包括广大西部地区在内的“边缘”“落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人民大众的声音，必须体现长期被边缘化的“落后地区”和“边缘群体”利益诉求。

“西部话语”在学术研究中具有以下独特价值。首先，它强调对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为全面和准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视角。其次，“西部话语”鼓励学者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跨领域合作，有助于学术创新和知识的整合。再次，“西部话语”强调对地方实践和案例的重视。通过深入研究西部地区的实际问题和经验，人们可以获得更具体和实践性的知识，为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西部地区的研究案例也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实现“中心话语”和“地方性话语”的转换，本质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这种转换既要求遵从处于中心地位的主流话语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又强调充分关注“边缘”“弱势”和“地方性话语”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不可或缺性。这种转换关注地方的具体情境和实践，强调地域多元性，反对将地方性的经验和问题简单地归纳为普遍性的规律或范式，突出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地方性知识、经验对于知识生产的不可分离性。这种转换也关注特殊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问题和治理实践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心话语的特殊贡献。它在始终保持对宏大叙事和总体性解释关注的同时，更应关注微观和局部层面的研究，倾向于深入研究各个地区的具体案例、社区或个体，通过细致观察和描述来揭示地方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始终倡导对权威和正统观念保持怀疑态度，强调批判性思考和多元观点的存在，鼓励多元的研究视角和观点的表达；始终关注社会边缘和边界的存在与问题，主张探索边缘群体、边界地区的生存状态。可以说，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是真正能够体现全体人民共同意志和愿望的整合价值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文明体系的特殊贡献。

话语方式转换中的“四个关键”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和学术需求。经历了7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国人已经深深地领悟到，在系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文社科建设规范和经验的前提下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实现“三大体系”建设品质整体提升的必由之路。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还必须在“三大体系”建设过程中做好以下四个关键工作。

一是体现中华学术文化发展的共同性，充分做好中国特色的学术共同体建设。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起了实力强大的国家科学研究体制，形成了包括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科研院所、社会智库等的哲学社会科学组织系统，但是在学术共同体的组织、机制建设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加强中国特色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必须充分调动、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使之在组织制度、体制机制和活动方式上能够突显中国特色，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能够应运而生、脱颖而出，真正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才和队伍优势转化为学术创新优势。

二是体现中华文化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资源的国家，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历程。应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引导各种类型的研究队伍关注中国发展，研究中国问题，在充分保证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向学术界开放学术研究领域和资源。要扩大设立国家研究资金的资助领域和资助范围，力争使有益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研究项目和研究者都能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支持；改变学术研究评价机制，使体制内、体制外有意愿并有能力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志士仁人都有机会得到与其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相匹配的肯定性评价，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三是体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中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每个地区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特点。立足中国立场，构建“三大体系”可以在学术上更好地关注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问题，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进程，全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为推动区域发展和社会进步建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支撑。也正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就需要更多的学者能够走出象牙塔，直面百姓生活，深入研究中国各地区独特的发展需求和现实问题，总结不同地区的治理经验，使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更加多样的风采。中国人口众多，面临着独特的发展需求和现实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三大体系”可以更好地了解和关切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深入研究发展进程中实际存在的各种问题，最终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

四是体现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封闭、保守、固步自封的民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敞开胸怀，拥抱整个世界，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交流中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倡导构建中国特色的“三大体系”，就是要以学术文化的方式为广泛开展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以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方式展示中国学术的风采，发出中国学术界的声音，为人类共同面对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肩负的重要使命。在开放的交流中，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学者的力量。通过传播体现中国特色的研究问题、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充分展示中国的文明传统和价值理念，显示中国人所思、所想、所求，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推进东西方之间、不同国家文明之间的了解互信，从而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