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还真不能把农民起义简单地当做内患来对待

【本文来自《为什么欧洲的农民起义非常少，而中国直到明末还要处理这类内患？》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欧洲始终是封建制度，社会没有经过中央集权制革命，一方面封建贵族始终占统治地位，农奴阶级对于被封建领主统治认命，封建领主的地位、世袭的贵族身份始终有效，欧洲也始终产生不了中央集中政权，欧洲地区也无法完成统一，农业时代，生产关系没有得到解放，生产力十分低下；另一方面欧洲始终摆脱不了宗教僧侣阶级的控制，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这实质上是造成欧洲各国分封于教廷，而不是分封于更高一级的国家政权，这加剧了封建统治力，也加剧了宗教与封建相结合对社会的控制力，农奴阶级更没能力组织起来推翻由宗教僧侣与封建地主相结合的双重统治及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控制，对于任何社会问题，农奴都跪拜在教廷之下，在教主的喃喃细语中寻求解脱，而不是从社会本身去寻求解决办法。

而中国，一方面经过春秋战国的反封建革命，到秦始皇完成统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政权，又经过汉代到唐代的帝王与封建门阀的拉锯斗争，贵族门阀被彻底消灭，农民对于封建领主的依附关系彻底打破，生产关系得到解放，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周朝统治阶级（文王）确立了家-国-天下的国家基本行政架构（幸运的是没有采取宗教精神控制的方式），经过春秋战国的混战，到秦汉确立大一统，虽然封建制度被打破，但宪章文武更进一步得到加固，使得宗教势力在政治架构中被彻底清除，而家-国-天下的政治架构（家-国-天下同构）理念被刻入全体国民文化基因，这代替了宗教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家-国-天下同构理念代替宗教对人精神的控制，这使中国社会彻底摆脱了宗教对社会消解的可能性，而一步步加固了国家统一不可分裂的信仰。家-国-天下同构理念之下也让中国人民培养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神圣历史责任感和使命，它导致一旦社会出现重大问题、国家出现不治的乱世，必然有人从社会自身寻求解决的办法。上无道，必有人英雄人物揭竿而起、替天行道；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人人做，明年到我家”的精神感召又使反抗暴君没有任何精神负担，这才是中国比其他地方发生农民起义多得多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如果深入分析每一次农民起义，几乎每一支起义军中都有士人（读书人）参加，并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采取更加高明的军事斗争策略，二是实施更有技巧的政治统治政策，这让农民起义并不十分纯粹，几乎每一次都是由最初的农民反抗社会不公平的斗争演变成整个社会力量对社会的重新整合，而整个社会最终又回到本来的道路上。

中国的农民起义本质上是社会进步力量对社会的重新整合，虽然这种进步力量没有带来彻底的思想革命，但终究是在一段时间的进步，螺旋式的，步伐很小的。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还真不能把农民起义简单的当做内患来对待。

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欧洲社会完完全全被封死在封建势力的黑包裹中，历经一千多年，农奴始终没有冲破包裹的动力，因为他们的精神一直被宗教所麻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教皇的带领之下，忏悔自己的罪过，这种形势直到资产阶级以革命的方式替换封建领主对人民进行剥削才得以改变——剥削方式的改变。当这些从头到脚都留着血与肮脏东西的家伙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现宝藏并抢回家后，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民主的代言人，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兴趣也以千万倍的暴力形式转移到了殖民地人民身上，而他们——那些仍然从头到脚都留着血与肮脏东西的家伙给自己换上了一身保护人权的外衣。所以你看，欧洲农民哪里会有时间搞什么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