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王国论里的又一个关键词——barbarian，野蛮人

《他们应该统治世界的——西方笼罩下中东视野里的中国》试写继续

第三章  天朝的事儿用不上人间的规律

第四节  那末西方人到底是不是野蛮人

一

 “骚扰”一文是当今西方才子典型的文风，行文中充满代入感，只是代入的视角来回游移。全文有一种哀怨的情绪，也很自怜。

在半岛上，该文的起句为：

“1517年，在著名的广州贸易避风港附近，顽固的外来野蛮人乘着帆船出现了。”

这是一句陈述句，按照当今历史写作的默认规则，应该是陈述真实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句子中，1517年这个年份，广州港、贸易、避风港、帆船、外来、野蛮人，总之出现在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作者不可以事后在网上发条消息说：

我逗你们玩儿呢，其实是1982年，亚丁港，美国军队，和飞机。

同理，也不可以有另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写：

1433年，在著名的霍尔木兹海峡，郑和乘坐着航空母舰出现了，那是他最后一次率领庞大的明朝舰队下西洋。

那位作者不可以辩解说：因为明朝没有飞机，所以肯定也就没有航空母舰，有基本知识的读者都清楚那个情况，所以我在句子里直接上了个比喻，无非是比喻郑和的宝船有多大。

涉及历史的陈述不能文学化，要概念准确和严谨，推出造句者相信的实际情况，不能用比喻、假设、夸张、抒情，逼着读者去分辨造句者给出的概念里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接受句子里的信息。

其实内里的意义在于，造句者不能用文学化的手法，如比喻和抒情，给读者施加心理影响，形成误导，让作者得出错误的印象。“郑和乘坐着航空母舰出现了”一句的危害正在此，读者可能有足够的基础知识，知道航空母舰是个比喻，明朝没有飞机，但是，该读者接受信息时的状态会发生混乱：

在知识上，他得知，郑和乘坐的宝船非常之大。但在印象上，有可能他心里想着郑和，同时浮起亨利·方达扮演的尼米兹上将的影子，把郑和往尼米兹的方向去想象。于是，在得知往事的同时，却在心理上受到暗示的影响，产生错误的反应，并就此留下记忆的痕迹。

也就是说，从规则来讲，“骚扰”一文的起句，“顽固的外来野蛮人”应该像同句中的广州和帆船一样，陈述了历史的事实，最基础的事实。

然而作者很有技巧，接着告诉我们，所谓“野蛮人”，是“中国人”视角里的形象，是中国人给欧洲人的定义。办法是偷偷从客观的历史叙述，转为代入中国人的视角：

“他们的语言是一个谜，而他们的八艘船在郑和的“宝船”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他们的实际起源并不完全清楚。”

作者非常机灵，当成功欺骗了读者，让读者以为是跟着作者在借着明朝中国人的眼光去看那些新出现的陌生人之后，接下来的叙述却很模糊，既像是明朝中国人做出的判断，又像是作者在讲述客观的历史事实：

“但与其他海洋野蛮人一样，他们想要贸易是为了渴望珍贵的丝绸和中国的其他奇迹，中国人称之为“佛郎机人”，这是一个分类术语，用来指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他们是要切割中国海岸线的欧洲人中冲在最前的一批。”

“但与其他海洋野蛮人一样，他们想要贸易是为了渴望珍贵的丝绸和中国的其他奇迹”这一句，究竟在介绍历史的真相，还是在模仿明朝中国人的心理，假设明人当时做出的判断？

后半句确实是历史事实，欧洲人来到中国，目标之一是购买中国的商品——但并不是唯一的目标。那么前半句呢？“其他海洋野蛮人”，是作者在讲述历史真相吗？

今天，西方精英的知识训练越来越差，很可能作者真的没有能力搞清楚阐述事实与描述主观看法之间的区别。

随后，那位作者似乎是认为，把欧洲人归类为野蛮人，那确实是“中国人”单方面的看法，只是中国人的一种观念：

“1517年，中国人从未想过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葡萄牙人就像其他渴望贸易的野蛮人一样，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敢于乘船、骑马和骆驼来到中国，无论他们来自臣属国，还是印度、波斯诸国或日本。”

但在半岛转载的文章里，全文以一句无比哀怨的句子作结尾：

“尽管他们（荷兰人）坚持，但这些新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坚持——也还是被推到了中国的世界的边缘。”

很显然，这一句采用的不是明清人的视角，而是欧洲人的视角，抒发的是西方人的历史感受，表达的是——作者认为的——西方人对那一段历史的结论。同时，也是一句陈述句，在陈述作者认为的历史事实。那么，句子里的“新的野蛮人”，是在陈述事实了？有点类似，A说B是“性工作者”，B随后说“我这个性工作者如何如何”，不管A说话时是什么动机、态度，但所说的是事实，B也承认了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自然就是，双方都以B是个性工作者作为前提，来产生交锋，讨论也好，冲突也好，敲着盆子对骂也好，但前提是确定的，两造均无异议。

这位作者是个优秀的做题家，在中央王国论上，他抄作业抄得极好。

文中对“野蛮人”的运用，恰是西方中央王国论的标准用法。

二

半岛阿语译文中使用的“al barbartun”，正对应英语中的“barbarian”（欧洲其他语言如法语都有同样的词汇）。我们中文中翻译成“野蛮人”，有时也根据语境翻译成“蛮夷”、“蛮族”。

 البرابرة 

阿语词

عام 1517، ظهر قرب ملاذ التجارة الشهير في غوانزو برابرة غرباء عنيدون على متن سفن شراعية

 该句阿语原文

Barbarian——野蛮人在西方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于近代西方面对全世界的殖民活动意义重大，至于西方的“自我”与“他者”建构同样重要，在西方学界有大量的探讨。

Barbarian在中央王国论里同样非常重要，是该史观的的基础概念之一。

野蛮人在西方现代殖民活动中的作用，在西方近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与其在中央王国论中的作用，是交织在一起的，互相激发，本人是无力探讨的。我们还是尽量局限在中央王国论里，分析野蛮人在该理论体系里的奇特意义。

在西方精英笔下，“骚扰”一文的方式是最普遍的方式，普遍到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没意识到他们行文里的漏洞。

所谓最普通的方法，就是：

一口咬定，中国人把西方人认为是野蛮人，把所有非中国人都认为是野蛮人，然后，忽然就仿佛把那种主观看法当做事实一样，以之为前提发表看法。

这种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两点：

第一是反复强调，近乎歇斯底里地强调，中国人把西方人视为野蛮人，把西方人与历史上的所有其他人民一样，都看做是野蛮人。

对此，在我们这里，一般的反应是开始探讨中国文化里的“华夷之辩”，“蛮夷”究竟是什么意思等等。

在我国自上个世纪以来的风气，一般就是低头惭愧，“西方人您怎么呢么圣明”，然后就开始反省，最后按照西方引导，得出清朝挨西方打都是清朝活该之类的结论。

还有则是辨析中国古代文化里的“蛮夷”“戎狄”“四夷”等词汇，与西语里的“barbarian”的异同。实际上，barbarian，与蛮夷，有相叠之处，但不完全对等，这是任何两种不同文化在交流时都会有的情况。

展开类似讨论当然是很严肃的学术，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实际上，西方学界并无兴趣与我们中国人一起探讨那一课题，只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这些年在按照西方人的意思不断自我否定。

在西方，中央王国论已然确立，就是历史的真相，各类优秀知识分子想都不想那套史观也许只是心理幻象。说白了，中国文化里的蛮夷真正是怎么回事，根本没关系，相关的历史脉络，对中央王国论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我们排除真正的中国历史本身，排除中国文化里的“蛮夷”观念，单只审视中央王国论里的“野蛮人”现象，其与整套体系的关系。

三

在中央王国论里，有一套圆熟的叙事套路，那就是疯狂地强调，但又是非常简单地强调，中国人把一切的非中国人都看做野蛮人：

“外国人被理解成野蛮人。而中国的土地称为中国，即中心王国。”（理查德·伯恩斯坦1982年《自世界的中心——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扉页）

然后强调，中国人把西方人也看成是野蛮人。

在那头两步之后，接着就会出现惊人的现象，那就是西方学者把“西方人是野蛮人”仿佛当成一种事实，用在行文里。

如果是主题相关中国的写作，那么往往出现“骚扰”一文的方式，在“中国人的主观意见”与陈述事实之间来回滑动，不着痕迹地滑动。

典型如基辛格的《白宫岁月》，时而是：

“确实，按照中国的传统，野蛮人来客一定假设成是挨着饿的，所以以创纪录的速度给我们上了早餐。”（《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在此，展示的是中国人的观念，对来者的野蛮人特性，只是中国单方面的假设。

然而同书其他地方却有：

“回巴基斯坦的路显得比前往北京的路程要短暂。我们都得意洋洋；又一群野蛮人，屈服于中国人精妙的奉承，以及一套极致巧藏功夫以显得平常的待客之道下。”（《访问北京》）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中国人有很多经受了时间检验的办法，来抗拒野蛮人入侵者。一旦他们明白我们先遣人员脑子里的主意，那些长征老兵便欣然……”（《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上述两段，读者完全搞不清作者的真正用意，是讽刺中国人自以为聪明？还是自嘲美国人的得意？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其中的“野蛮人”说的是事实？还是在讽刺中国人的冥顽不化？至少，作者用了陈述句，采用了陈述事实的造句方式。

真正惊人的是，同一位学者在其用心创作的《论中国》中，直接把“野蛮人”一词不加引号地直接用于中国史介绍中：

“它没有发展出那样的理论，认为应该去境外冒险以使野蛮人皈依儒家原则或者佛家法乘。”

（It developed no rationale for venturing abroad to convert the barbarians to Confucian principles or Buddhist virtues.）

在这样的句子里，应该判断，作者认为历史上确实真的存在野蛮人，那不是中国人的观点，而是事实。

不过，该书中，作者的陈述也是不断来回滑移，十分混乱。有的地方，他又照例陈述，那是中国人单方面的看法：

“至于周邻的民族，中国人相信，只要他们承认中国政府的宗主权，就会从与中国的接触和文明中受益。那些不这样做的人就是野蛮人。”（Neighboring peoples, the Chinese believed, benefited from contact with China and civilization so long as they acknowledged the suzerain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ose who did not were barbarian.）

在援引1863年中国皇帝给林肯总统的信时，如此分析：

“那种对中国的传统世界秩序的自我假定一直延续到现代……当这封信发出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与西方列强的两场战争，后者正忙于在中国领土上划定利益范围。皇帝似乎对待这些灾难就像对待其他野蛮人的侵略一样，最终，会被中国的忍耐力和优越的文化所征服。”（The pretensions underlying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order endured well into the modern era. When the letter was dispatched, China had already lost two wars with the Western powers, which  were busy staking out spheres of interest in Chinese territory. The Emperor seems to have treated these catastrophes as similar to other barbarian  invasions that were overcome, in the end, by China’s endurance and superior culture

“至于诸如欧洲人那样的远方的野蛮人，他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中国人保持着一种友好的、尽管居高临下的冷漠。他们对让他们皈依中国方式几乎没有兴趣。”(As for  the remote barbarians such as Europeans, about whom they knew little, the Chinese maintained a friendly, if condescending, aloofness. They had  little interest in converting them to Chinese ways.)

这时候，作者是在讲述历史事实，还是在采取中国人的心态和视角，反应中国方面的观点？又不清楚了。

《论中国》中疯狂使用“野蛮人”一词，如“以夷制夷”，翻译成“用野蛮人控制野蛮人”。

又告诉读者如此的历史事实：

“最初，欧洲人接受了中国朝贡秩序中祈恩者（上表乞恩者）的角色，在这个秩序中，他们被贴上“野蛮人”的标签，他们的贸易被贴上了“贡品”的标签。但随着西方强权在财富与自信上的不断强大……”（Initially, the Europeans accepted the role of supplicants in the Chinese tributary order, in which they were labeled as “barbarians” and their trade  as “tribute.” But as the Western powers grew in wealth and conviction,……）

这段话里，野蛮人一词加了引号，显示把欧洲人看成野蛮人确乎是清朝人单方面的错误成见，不符合事实。欧洲人一度弱小，无助，可怜，就接受了上表乞恩之辈的角色。可欧洲人是否同时也接受了野蛮人的定义呢？作者没有明说，只说，当清朝人给予欧洲人在朝贡体系中的臣属角色时，是把欧洲看成野蛮人的。随后又说，等到欧洲人从狼崽子长成大尾（按老北京口音，发成“已”）巴狼了，就奋起推翻朝贡体系，颠覆祈恩者的定位。至于欧洲人在颠覆祈恩者定位的同时，是否还颠覆了野蛮人的身份，基辛格根本没给个交代。

而且，在讲述又一轮英廷的努力时，书中如此讲述：

“中国人可以满足于迫使另一轮叛乱的野蛮人服从。但这将是英国人最后一次接受拒绝。”

（The Chinese could take satisfaction in having forced another round of rebellious barbarians into compliance. But it was the last time the British  would accept rejection.）

又没引号了。

上面是两个陈述句连在一起。那么，英国人究竟是不是叛乱的野蛮人呢？叛乱的野蛮人，是中国人单方面强加给英国人的错误定义，还是一种事实？即，事实是，英国人不仅真是野蛮人，还对清朝发动了叛乱？

顺便说一句，读这些无耻文字，我们当然感到很恶心。像大言不惭的“自由贸易”，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虚伪和无耻的概念之一了。另外，该书的观点确实与“骚扰”一样，反复控诉中国拒绝了西方人的要求，所以西方人用武力侵略中国就合理了。国际交往，难道不该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吗？一个国家不愿意按照西方人想要的方式与西方人交往，有什么错哪？双方自愿，那不该是基本的国际规则吗？

不过在此我们集中于中央王国论里的“野蛮人”概念。难以置信的是，基辛格的著作中出现了“叛乱的（也可译成造反的、反叛的）野蛮人（rebellious barbarians）”的概念。这一概念反映的是基辛格的整套理论，也就是中央王国论：

中国人认为其皇帝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因此，任何人的不服从，都是叛乱。

《贤良淑德的亲王》中，恰恰有一处细节，中华帝国在册封成吉思汗时，把从帕米尔高原另一侧闯来的游牧民族称为“叛乱的入侵者”。

这两处隔了四十年的呼应，说明西方的中央王国论是多么的成熟，多么的完整，多么的结实，多么的深入西方文化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