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需要灵魂

文化如果只是无人问津的供奉品,存在意义便不大。文化只有成为受人追捧的产业,才是活的,才能产生传播效果。但是,文化产业是否只是注重商业化、市场化?文化产业是否应该强调价值观?文化产业是否应该具备符合中国道路的精神和灵魂?“两创”概念已经给出了答案: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精神的体现却有较大差异。前不久参加“文化两创看齐鲁”活动,走马观花了一些济南及周边地区的一些“文化两创”成果,再说点粗浅的观感。

济南市核心商业圈的复原项目其核心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列强压力下被迫“开埠”的商业文化。这种观念蕴含了一个前提:商业文化是西方带来的,或者说现代商业文化的源头是西方。事实上,这种观念并不符合“两创”概念。它更符合澳门、香港这种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关紧要的半岛或海岛的西方殖民史,其他一些租界例如上海的近代史也符合“开埠”的意思。但是,中国的商业或对外口岸历史,远远超过西方人来到之后的“开埠”,例如宁波、泉州等。商业文化以“开埠”为核心,显然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若按“两创”概念探寻中国传统价值,就商业而言,宁波、泉州等海上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到西域的陆地丝绸之路,北方的走西口,南方的茶马古道,票号、钱庄等等,都是在西方列强强行撞开中国国门之前就已经成熟的贸易路线和商业传统。如今,全国各地都以鸦片战争之后的谁最早“开埠”为荣,实际上已经是被西方文化洗脑后的结果。在反对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大势中,我们是否该反思以“开埠”为荣的观念?是否该意识到“开埠”实际上是国家耻辱史的开端?

山东有著名的啤酒和葡萄酒,都是与“开埠”文化一脉相承的西化产物,本质上并不值得骄傲。葡萄酒问题,前两篇文章已经说过,这里多说几句啤酒。啤酒是酒精含量很低的饮料。为何西方人爱喝啤酒?实际上它与日常饮用水有关。西方历史上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啤酒这样酒精含量很低的饮料,就是西方历史上的干净饮用水。而中国历史上的干净饮用水主要靠茶,用烧开的水泡茶,至少杀灭了水中大量细菌。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为何西方历史上为何酗酒众多,不得不经常禁酒的原因。而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禁酒一说。中国古代若有禁酒一般是因为防止过多消耗粮食,尤其是闹灾的局部地区,而非全面禁止生产酒或绝对禁止饮酒。因此,我从不认为西方的酒文化有多少值得羡慕的价值。

西安有“大唐不夜城”,东平有“大宋不夜城”,全国各地还有不少类似项目,它们的本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就是说,它们的本质都是商业经济。因此,全国各地此类文化项目基本谈不上价值观的体现,目之所及,大都是商业营销,因而也导致各种网红营销千篇一律。由于缺乏价值观引领,各地还多次出现争抢西门庆、夜郎国等文化资源的闹剧。

山东是孔孟之乡,在中国历史上文化地位非常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家顾维钧曾经把山东比喻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且不说顾维钧的比喻是否准确,至少在让西方人理解孔孟之乡在中国的价值和地位是一种方便。那么,曲阜应该如何在“两创”概念下发挥新的时代作用?曲阜我去过多次,每次都要去孔庙、孔府,还参加过祭孔典礼。但是,从第一次到最近这次,我并没有感受到曲阜与当下中国社会价值观的紧密关联。从收门票的角度说,三孔似乎仅仅只是旅游景点,羞羞答答地搞点商业。若真与耶路撒冷比较,哭墙、圣墓教堂、阿克萨清真寺等哪个是收门票的?若它真的成为社会价值观的汇聚之所,人们自愿捐献的钱,肯定超过门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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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曲阜如何才能在现代社会遵循“两创”概念,发挥它在当今中国的价值观引领作用?全面展开论述,篇幅太大,这里简单提几个想法。

首先,年轻人不愿生育,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其中既有经济原因,也有观念原因。曲阜能否依靠儒家思想资源,部分推动解决当代国人不愿生育的观念问题?直接搬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许吸引力不够,那么,能否在此问题上结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果实?

其次,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近年来,各地不敬老人的不孝行为时有耳闻,曲阜能否依靠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孝亲文化,在全中国推动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孝道、新孝亲观念?

第三,我国现在的教师节与孔子没有直接关联,但孔子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领域的至尊地位是无可撼动的。那么,曲阜能否在在今天发挥提倡尊师重教的作用?例如,曲阜能否宣布:全中国所有教师在曲阜的消费都享受明显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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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某些社会现象,曲阜能否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纹身,曲阜虽然不能禁止纹身者前来,但能否明确规劝纹身者不要进入某些场所?就好比佛教说杀人犯烧香没有用。在此问题上,提倡什么就是价值观,但提倡并不意味着禁止相反的事物。这就好比道德不等于法律。

第五,儒家思想曾经是中国科举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说,儒家仁政观念长期都是中国古代公务员的首要价值观。那么,今天的曲阜能否出现类似浦东、井冈山、延安那样的干部培训机构?

第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曲阜能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重镇?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几次对儒家的大批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曲阜能否正面回应这些批判?能否为正确评价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乃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做出贡献?

第七,节俭思想是儒家的重要内容。在当今中国,为推动节俭的价值观,曲阜能否有一些具体的措施,例如,曲阜全境禁止销售某些一次性消费品,例如瓶装、罐装饮料、一次性筷子等。

第八,东北亚、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些至今还有孔庙。曲阜能否借助儒家思想和孔庙,创造新的国际文化交流形式?如何汲取此前“孔子学院”的得失,推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互动交流?

上述种种,都是齐鲁大地如何真正贯彻“两创”需要面对的。文化两创并非只是文化产业和经济发展,本质上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传播。曲阜有理由也有资源为此重大课题和历史使命提供动力。事实上,这次在曲阜的走访也看到朝此方向努力的迹象,但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类似问题也适用于泰山。泰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泰山封禅、泰山祭天都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直接相关。这些内容如何在今天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在“石敢当文化园”我看到这种努力,但成效不明显,一方面是因为“石敢当文化园”像国内绝大多数文化产业一样,都以商业价值为目标,另一方面,“石敢当文化”的塑造显得太随意,似乎只是导游吸引游客的噱头,而非真正的传统美德价值观。

​写这篇文章可能会得罪人,但既然要写,就写点真实想法。

“文化两创看齐鲁”,任重道远,现在只是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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