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农民和赤脚医生

我认识的农民和赤脚医生

原文发表于2020.2.26

这一篇是我过去的一些日记集合在一起的。之所以写到这些，是在2016年曾经遇到过一位农民患者。

这个病人看起来平平无奇，唯一的特点就是消瘦。一个74岁的种地老人，身高162cm，体重只有70斤，消瘦使他脸上的皱纹更加沟壑交错。老人在鄂东家乡种了一辈子地，这是第一次到医院来，不仅来看病，还住进了医院。这是因为他三个在外地打工的儿子硬把他从稻田里带到省城拉，躺在病床上他唯一念叨的就是稻还没有割完。那时候正是7月，双抢正忙的时候。

病人是因为发现周身巨大肿块住进来的，住院前一周很难吃下饭了。为了尽快给他确诊，我带着他做了穿刺，高度怀疑霍奇金淋巴瘤。为了完全确诊，穿刺完后我们立马又给他做了活检，上台前，他儿子说，医生你轻一点，他一辈子没打过针，最怕疼。而在台上的时候，病人却一声不吭地忍受着。那个时候我心里百味杂陈。病理科说要做免疫染色，时间太长，老人悄悄求我，他要回家先割稻子再来拿结果。最后他出院了，他的儿子后来来拿的结果，但是老人没有再过来治疗。

我在想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吗？肯定不是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中国的一般农民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只要自己还能动，就一定要干活。除非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就一定不去看病。饭碗里是不能剩一粒米的，浪费极为可耻。这位沉默寡言的老人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公，他也是在70岁那年才开始打针的。

去年底的时候，我去了广州看我多年未见的舅舅，原来他在白云一个物流园上班，城中打车去几乎花了一个小时，马路破败，大车横行，极为危险。物流园里噪音、酷热、车辆都使这体力工作极为辛苦和危险。我们今天便捷高效的物流就是他们支撑的。我见到他在忙碌，舅舅明显的老了，他的容貌和我的外公几乎已经一模一样。我不能不提醒自己，当年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我想起邓论课后我所交的论文。

2003年非典结束以后，我就去了汉口。当时教邓论的老师姓茆，这个姓很有来历，但是我后来再也找不到她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我非常喜欢这位实在而有趣的茆老师，我的邓论论文她给了我95分，其实我没有写很高尚的东西。茆老师说你们可以写任何想写的东西，于是我就写了自己为什么想学医。我高考完了以后报的全部志愿都是医学院，从零批次的复旦，第一志愿的同济，甚至到专科都是报的医学院。我在文章里说那个时候想到自己的童年，也就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吧，我家门前是农村去县城的一条路，天天很多人走的。有一次我见到一个男人拉着板车，板车上躺着一个女人盖着红被子，拉到县城医院去。过了几天我又看见了他们，哭哭啼啼往家里拉。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有那么多人在受苦，也许我可以做一点什么。就是这点初心让我走到了今天。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永远记得为工农服务。如果说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的话，那就是我最终发现自己是个极为普通的人，没有超能力。但是，我想，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初心，那是一切的起点。希望不要偏离了人生期望的道路。

当年邓论课考试论文里我还写了另一段。我在给茆老师的文章里写了两个决定我选择做医生的原因，一个是大红棉被包裹的病人，上面已经写了，另一个就是我村里的村医。这个村医是如假包换的赤脚医生，他和村里人一样都是种地老乡，不过他有些文化，能识字会算数，在1970年的时候在县卫生学校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会了接生，简单外伤处置，寻常感染的治疗，学习完了仍然在村里种地。村里老人一直称呼他为大队卫生员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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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卫生员老杨其实不姓杨而是和村民一样姓肖，但是大家都喊杨医师，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家和寻常农民一样也是几间瓦房。唯一不同的是，他明堂东边的舍屋里却是铺的青砖，里面摆了一张床做检查床，一个方桌做治疗桌，一个摆满了药品的柜子。以我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知识是非常贫乏的，他会用的抗生素只有链霉素、红霉素、四环素等，就连青霉素他一辈子都从未敢打过。医疗器械消毒还停留在酒精浸泡的水平，毫无疑问反复使用的针头有潜在的交叉感染风险。然而，大队卫生员老杨活人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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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中有些事记得很牢，也写进了邓论课的文章里。一件就是治疗大叶性肺炎。这个病在今天几乎是极少听到了，在过去的年代却是非常可怕的。我第一次学这个疾病的时候还在基础医学院学病理，并未接触临床，但对它记忆极深，因为这是个农民极常见的病。它的特点有几个，一是青壮年容易得，二是往往在炎热换季时节，三是症状重，四是治疗效果好。这些特点几乎是为农村壮劳力量身定做的。每年夏收时双抢，高度劳累，暴雨淋身，青壮年很容易发生大叶性肺炎，而一旦患病，进展很快，如果不干预，患者迁延痛苦不说，还严重危害家庭劳动。农民家庭在夏季失去壮劳力，意味着这一年收成全毁，几乎是致命打击。有了大队卫生员老杨这样的人在，在患病早期使用抗生素治疗，患者能尽快恢复，病死率、致残率可以降到极低水平，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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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就是新法接生。关于新法接生有很多文章介绍过。我理解和旧法接生主要的区别有几个，包括无菌操作的原则，解剖学和分娩生理学知识，辅助分娩技术（产钳和侧切法），止血技术。以上几个方法学习起来不难，当然剖宫产是比较难的，赤脚医生不要求掌握，只要求分辨难产并及时转运到医院。但是仅上述几个方法，就可以极大降低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在旧时代，产妇生孩子可谓一脚踩在鬼门关，大出血，难产，产褥感染，新生儿破伤风，新生儿窒息等等，产妇生产死亡率最高甚至达20%，新生儿-婴儿死亡率可达30%！赤脚医生的存在，将这种恐怖的比例下降到个位数，功德无量。

第三件就是卫生保健。在经济困难的时代，国家依然有基本的卫生保健。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疫苗的推广和预防寄生虫。今天我们熟知各种疫苗，在过去都是由赤脚医生送到各家各户的。我也蒙受过恩惠，包括驱蛔宝塔糖的应用、脊髓灰质炎糖丸等等。功德无量。另外诸如健康宣教等，比如避免血吸虫感染，对农民的疾病预防有很大作用。

第四件就是寻常疾病的治疗。这种就太多了。小儿常见的扁桃体炎，上呼吸道感染，急性胃肠炎，一般外伤，咽喉异物取出，等等……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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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赤脚医生在那个从无到有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创造发明。多少年农民无人管无人问，有基本技术的医师会去管着，会去帮助，而且成本极为低廉，农民负担得起。农村的医疗事业就是这样艰辛开始的。我们应该记住和感谢大队卫生员老杨这样的一代人。

用今天的眼光去回顾那代的事业，肯定有不足和缺陷，赤脚医生的水平低，医疗质量差，但是没有他们，那一代农民不知道如何熬过疾病折磨。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今如何更深入普遍的搞好公共卫生事业，让百姓得到更高水平的卫生服务。所有人都挤入大医院是不现实的，这次的疫情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决不能仅仅以为是疾病的治疗问题。

最后，说一下老杨医师的近况，他已经年近70了，这两年不再在村卫生所上班。早在十多年前他的卫生所硬件更新，已经符合国家要求了，不过他开的药总是很便宜，收入微薄。我想他也是个有情怀的人，不然不会工作至今。谨此感谢老杨医师和像他一样的一代赤脚医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