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建事件对婆媳冲突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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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与妻之前有过两次见面，一因妻小缺乏沟通，二因两者生活观念冲突至母口出恶言，有过激烈冲突。故此次母亲来家，我与妻都有些紧张。一者，母亲含辛茹苦养育我长大后，我出门千里，少有归家，难以膝下敬孝，心中甚是亏欠，二者，结婚至今，母对妻因沟通欠缺，观念不一等原因，多有怨怼。我居间其中，甚是艰辛。况妻已怀六甲，更添忧心。

        加之母亲从重庆回成都后，我因公办出差，有几天不在家中，难以及时化解矛盾。为免再起波澜，我两边各自做了心理建设，打预防针。不曾想有正面作用同时，新的负面影响也有出现：双方都是爱我的，结果出于对我的尊重，都自觉对对方不满意之处多加忍让，结果我刚回家，母亲就因缺乏沟通，对岳母不能随行出游情绪爆发。

        此次，妻与岳母对母亲多有照顾，但因沟通生疏加之前两次问题积累，母亲主观上并未实际感受到二者对改善关系的诚意。从潜意识看，反而因自身生活技能（烹饪、沟通等），成长经历不同，对妻与岳母的行为从其他方面理解。加之我与妻子未经讨论，就定了她的回程机票，至内心不满一直积累，终在这个节点爆发。

       幸于，此次冲突，妻与岳母选择了让我居中解决，并未由冷转热。我在与母的沟通中，基于我对母亲的了解和这次状况发生情形，判断母亲对于我的婚姻态度潜意识里是一个矛盾心态。

       从传承和道德角度，母亲一度对我大龄未婚十分担忧。见我妻前，对我结婚这一问题的有无更加看重，在其当时看来，我能找个媳妇，结婚，是她的重要心愿。现在看来，这是对我的关心和对自己道德评价的追求。至于我找个什么样的女人结婚，她当时除了最基础的价值判断，即好坏之外，并无明确的认识，抑只有一个：“吾儿如此优秀，当有良配”的简单认识。对我未来妻子究竟如何，其实并无确切的，充分的心理建设。

       婚后，婚姻之于我，已经解决了有无问题。对媳妇的感官和要求也开始具体起来。因成长环境单一，封闭且不乏痛苦，自己为媳时婆媳关系曲折而缺乏良好互动。养成了母亲自卑而坚强的人格。主观意识更多的面向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外的有效互动和正面反馈十分缺乏。因此非常抗拒外部意识干扰，恐惧被人否定，对他人的排斥非常敏感，即使这种排斥微小、被动且并非恶意。

       当媳妇从一个抽象概念具化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女性后，母亲对于这个概念的道德要求和具体认识被唤醒了，对儿子的婚姻态度也会难免的从结婚的迫切需求变为对儿媳的各种要求。当儿媳实际情况与婆婆主观要求不符时，婆媳矛盾就在家里出现了。

       婆媳矛盾的出现，会唤醒母亲对儿子的物权意识，压制母亲对儿子的母性本能。前者强调占有、使用甚至处分，后者则对应着奉献、保护乃至牺牲。对很多人来说，后者向前者的切换，是因为，从母性本能角度出发，母亲主观意识里，媳妇是儿子的一部分，具有从属性，是站在儿子背后的附属人格。当媳妇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女性成为妻子后，其独立人格的体现，在主观上实际上是对母亲这种潜意识的冒犯，是对她母性正当性的挑战。一旦这种挑战突破了母性意识的边缘，母亲基于长时间对儿子成长物质投入而形成的物权意识就会觉醒。婆媳矛盾就会转化成客观可见的，对儿子或丈夫事实所有权及其对应所谓的“爱”的争夺。

       作为儿子和丈夫，被两个女人在潜意识剔除人格，进而物化，主观上回很痛苦。因为这是一种降格。婆媳矛盾出现的范畴，男人不再是儿子或者丈夫，而是一种资源，是一种被两个女人主观意识物化的存在。这种状况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女性对男性潜意识的物化或者符号化。解决方式必须从两个角度入手。

        第一，避免物化场景出现，也即减少两位女性之间的负面交流，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通过各类通讯方式乃至间接的通过他人传递产生的交流。促进利于二者关系改善的正面交流。

       第二，打消二者的物化潜意识，对母亲要强调儿子本身的主体性，不会因养育之恩而减弱，尽孝心和失去主体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让母亲基于养育之恩用前者把后者替代。且，施恩者如没有明确的认识，归还恩情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何况养育之恩，对子女而言，尽可能的尽孝而不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是现代社会必须坚持的，否则会失去自己的人格独立性，导致家庭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对妻子，则要强调她自己的独立性，独立意味着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职责，来自婆婆的考验也是其中一种，要尽可能的自己解决，丈夫是关键性外因，但毕竟不是问题发生的内因，只能解决外部的、客观可见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如自己不发挥自己的主观调节和客观解决作用，最终自己也会成为婆媳矛盾的内在诱因。

       婆媳矛盾是双方的，来自两个女人的主观矛盾，儿子、丈夫当然要发挥作用，但作用不及于两个女人的主观，只做短期的，外在的、客观性的解决，主观矛盾会越来越严重，终究会难以收拾，以一方的彻底退场为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