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进入武庙十哲是否合理？

网友提问：

在某评论区看到，有人认为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成就远不及武庙十哲中的其他成员，因此质疑其在武庙十哲中的合理性。请问，诸葛亮真的不配入选十哲吗？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诸葛亮的军事能力？

我的回答：

关于诸葛亮的评价，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武庙立于唐代，而唐代人能看到的东西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像是在书法领域，唐代还有大量的魏晋法帖存世，很多书法名家都是以此为本学习的。但是，今天存世的魏晋书法真迹却屈指可数。而在唐宋时期，当时人能看到的诸葛亮的著作，实际上要比今天的人多一些。

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中，提到了：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

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连弩、木牛流马基本很少被提及，可能的确是失传了。但是，八阵图被提到的频率却相当之高，至少在从魏晋到唐宋间的几百年里，八阵图的价值是被无数次强调的。

同样进了武庙的李靖，在《李卫公问对》的开篇，就直接把八阵图吹上了天：

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

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何术临之？”

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正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而作为对话的另一位主角，李世民对诸葛亮的评价也非常高：

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

这里李世民直接把管仲和诸葛亮向上抬了一级，认为他们不仅懂兵法，而且还是王佐之才。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至少战争的基础是经济。管仲、诸葛亮这种人，也许不一定有极强的攻城野战能力，但是在能治理好国家的前提下，他们可以行 “正兵”。中国古人所推崇的“出将入相”，说的也就是这回事。

关于《李卫公问对》的真伪和成书时间，有很多人都认为这本书成书于唐宋之交，是后人的伪书。但还是那句话，在文献学的角度，伪书也有价值。从《李卫公问对》一书的成书最晚不晚于北宋来看，《李卫公问对》至少代表了唐宋时期的人对待前代军事家和军事观点的一些态度。

在《李卫公问对》里，被李世民和李靖给予高度赞誉的前代兵家，有姜尚、管仲、乐毅、孙武、田穰苴、张良、吴起、韩信、诸葛亮。在这些人里，除管仲未能进入武庙十哲及没有提到白起外，剩下的武庙选手几乎全部被提到，且给予了非常高的赞誉。

很显然，只要具备基础的文献学知识，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唐宋之际，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在当时的人眼里就是历代兵圣。

而武城王庙立于唐玄宗时期。假如《李卫公问对》为真，那就说明从唐初到玄宗这段时期，官方对历代军事家的认定基本都是以武庙十哲为标准的。而假如《李卫公问对》为假，是宋人伪作，那也说明从玄宗到北宋这个时期，武庙十哲也同样是后人认定的成就最高的军事家。

至于说为什么唐朝人认为这些人能代表中国的兵家，这里面既可能是当时的人还看过一些今天看不到的历史文献——这实际上非常正常。比如，宋代就有人很多人看到过李白真迹，宋徽宗也给予了李白书法很高的评价，可今天李白传世的真迹只有一副《上阳台帖》。杜甫就更惨了，甚至连一个真迹都没留下。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的人对前代兵家的评价，是基于当时的特有的文化历史背景而做出来的，这就需要对当时的文化、传统进行研究，而不是以今天的标准来打口水仗。

对于“武庙十哲”，一种可行的解释是，“武庙十哲”参考的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能力，而是传承。因为所谓的“武庙”，全称是武城王庙，其对应的是孔子的文宣王庙。而文宣王庙里的配享均为孔子的弟子或儒家的传承人。与此相对应，“武庙十哲”大概率可能也是从思想传承的角度来定的。

在《李卫公问对》中，曾提到：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

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太宗曰：“何谓‘三门’？”

靖曰：“臣按《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

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这就是说，在李靖——或者说做《李卫公问对》这本书的人看来——姜尚就如同孔子一样，最先将中国的军事理论系统化，然后，张良等人依次传承，或在其理论上与姜尚有暗合之处，这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大的流派。这样，武庙十哲就如同孔门十哲一样，其评价并不完全是以战场或者学术上的表现来评定，而是一种在理论体系内部的综合排名。

能佐证这一观点的，是贞元二年，刑部尚书关播上书曰：

“太公古称大贤，下乃置亚圣，义有未安。而仲尼十哲，皆当时弟子，今以异时名将，列之弟子，非类也。请但用古今名将配享，去亚圣十哲之名。”自是，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诸将不复祭矣。

这一上书可以证明，无论是作为亚圣的张良，还是作为配享十哲的其他人，在一开始就是对标孔门弟子的。显然，汉语中的“哲”字代表的不仅仅是是否能打，它更看重一个人的思想和传承。霍去病封狼居胥，可谓功盖寰宇，可很显然，霍去病很难当得起一个“哲”字。而如果与张良、韩信相比，霍去病的缺失也在没有整理出系统的理论。

整体来看，在唐朝的武庙十哲中，除了白起之外，基本都有相应的著作或者军事理论传世。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里面有很多大概率都是后人伪作，且绝大多数都已经失传——如韩信、诸葛亮等人的兵法，但在自两汉到隋唐的这几百年间，的确是有大量的著作存世的。甚至，连曹操的著作都有：

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

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中 ，张松背出了《孟德新书》，曹操一怒之下烧了著作。而在电视剧中，编剧则依据曹操征战和政治观，编出了很多内容。但《李卫公问对》中引用了《新书》的内容，则可知在唐宋时期，《新书》至少还是有部分篇章存世的。

而从武庙十哲的位次和名单变化中，也可以看出历代不同的价值观。比如，白起、韩信、李勣等人都曾因为各种原因被拿出过武庙十哲的名单。而诸葛亮、孙武、李靖等人则堪称是历代雷打不动的武庙钉子户。甚至，就连李靖也曾受到过争议，而几乎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其为什么能进武庙十哲的，几乎只有孙武和诸葛亮——如果说前者是因为《孙子兵法》而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兵圣”地位，那诸葛亮靠的是什么呢？

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讨论谁有没有资格入选武庙十哲毫无意义，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十个人在唐朝会被看做‘十哲’？他们究竟‘哲’在何处？唐朝人推崇这些人，是历史原因所致，还是他们的确看到了很多今天已经失传的古人著作？……”

这显然要比打口水仗有价值得多，而且也能避免无聊的争吵，对历史有更深一点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