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本是想成为明朝皇太子的直属臣属国来着（之二）

（接上文）

这是一个艰难的开端；费尔南多·佩雷斯·德安德拉德领导的海军舰队被广州当地海军指挥官阻止进入该市。持怀疑态度的明朝正在收紧对外国商人的扼杀；葡萄牙不是一个正式的臣属国，这导致官方的官员不承认该王朝（指葡萄牙）的贸易权。经过一个月的等待，安德拉德发誓无论如何都要移动他的船只，令人担忧的当地海军指挥官默许了。

安德拉德无意中吓到了居住在该市的官吏们，他举枪向他们致意，这是中国章程中不可原谅的失误。明当局对1511年葡萄牙人进入女王城后，该市的国王遭颠覆和削权感到不满，因为那位国王一直是他们（明朝）忠实的追随者。但幸运的是，安德拉德能够以他的诚意和外交手段缓和气氛，双方很快就互相致意。

葡萄牙人为他们在广州发现的一切而垂涎；那里的财富超过了他们在本国所知道的一切。伴随着这些日子的报道之一披露了，为欢迎州长重返城市而举行的奢侈庆祝活动，让他们何等惊讶，其叙述道：“城墙上覆盖着丝绸帷幕，高塔上竖起旗杆，挂着丝绸旗帜，巨大到近乎船帆的尺寸，”叙述者补充说：“国家越富有，就越拥有丝绸，他们在那些旗帜上大手大脚地使用贴金和丝绸，而我们使用的是廉价的颜色和粗糙的亚麻布。”

安德拉德恰逢有利时期，当时是正德皇帝在位，与他的大多数祖先相比，在国际交流上对外国人更少敌意，因此，广州的中国官员同意给予佩雷斯及其随行人员所期望的访问皇帝的许可。当安德拉德于1518年离开该国时，已经拥有了与中国人稳固的关系，一位葡萄牙旅行者说：“安德拉德出色地安排了在中国的城市和国家的事务，使得葡萄牙和中国在他离开后和平安全地进行了贸易，让人们赚了很多钱。”但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

1519年，当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由女王授命抵达中国海岸时，葡萄牙人很快就破坏了（上一位）安德拉德的出色工作，这（新的）一位安德拉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有一种说法说他“傲慢、傲慢和堕落”，他在中国岛屿上建立葡萄牙据点，阻止其他外国人先于他进行贸易，并恶待明朝官员，试图掌控局势，几乎激起了东道主的敌意。西芒犯下的最严重的侮辱是让中国儿童在他手下工作，但中国人认为葡萄牙人把孩子们当作晚餐，这些说法甚至进入了明朝的官方历史，据说：“葡萄牙人会持续变形，甚至捉孩子们当吃食。”一位葡萄牙作家表示遗憾称，“他没用多少日子就凭着粗鲁和卑鄙给他们带来了海盗和敌人的名声，而他们本来是朋友和盟友。”

有关这种可耻行为的报道传到北京，让佩雷斯本已陷入危机的任务告终，然后葡萄牙大使前往首都，皇帝及其随行人员在有点紧张的气氛中等待着他。中国官员向宫廷发送了备忘录，谴责葡萄牙人对女王城国王的不当待遇，并建议皇帝拒绝让佩雷斯设大使馆。更糟糕的是，佩雷斯向宫廷传递了一封信，而中国人发现其中葡萄牙统治者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使用了施恩的语调，根据葡萄牙人的描述，“他用的是一直用于异教徒王子的那种习惯方式”。

1512年皇帝去世标志着那次远征的结束，第二天，佩雷斯被带出北京，返回广州，在那里，他被迫写信给曼努埃尔国王，谈及明朝皇帝要求葡萄牙人恢复女王城苏丹的合法王位的命令。随后，佩雷斯被作为保证合作的人质，再也没有离开中国，1524年，他在恶劣条件下被戴上手铐一段时间后死于那里。

皇帝去世后不久，新的葡萄牙舰队来到这里进行贸易，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当他驾崩的消息泄露到广州时，当地官员命令葡萄牙和其他外国人离开该市。但顽固的葡萄牙人拒绝服从，因为他们在那里正做着生意。中国人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袭击了在人数上更少的葡萄牙人，击沉了他们的船只，然后俘虏了他们。随后，葡萄牙商船和中国军舰两次爆发小规模冲突，1522年，另一支葡萄牙舰队出现在海岸附近，船上载着一支委员会，负责与明朝建立和平关系。

他们欢欣鼓舞地驶向那已然击沉他们两艘船只的中国舰队。但是，一个可怕的结局等待着陷入这些争端的葡萄牙人，一名幸存的证人说：“23名葡萄牙人被截肢，失去了手、腿和手臂，被阉割，然后将内脏放进嘴里。”

葡萄牙人被推到了中国贸易的边缘，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因为被剥夺了与帝国的贸易，而陷入了一种非法贸易之中，不过由于避免了明朝的控制，反而充满活力。但他们最终从否认中归来，与葡萄牙的贸易证明其收益太大，不容忽视，明朝地方官员开始看到今天朋友和昨天敌人的好处。

1775年，中国南方的满洲官员（原文如此）允许葡萄牙人在广州附近的澳门半岛上的一个商业殖民地定居，在五年内，900名葡萄牙人聚集在那里的一个社区，建造了两座教堂和一些朴素的房屋。随着更多贸易限制的取消，殖民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对中国人来说，澳门是一个真正奇怪和陌生的地方，拥有陌生的建筑、外国居民和外国宗教团体。一些中国当地人将（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视为不祥的预兆，而其他人则抱怨澳门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16世纪80年代的一位欧洲人指出，“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恐惧和怨恨是他们天生的倾向”，他们说葡萄牙人是“外国恶魔”。

至于比澳门本身更陌生的情况，乃主要是关于殖民地的想法，因为很明显，中国的世界一向有其众所周知的贸易和外交的规定范围，而该定居点却逸出于那范围之外。与其他同帝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一样，葡萄牙无法与明朝宫廷建立正式关系。澳门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它为那些获得了权力并敢于挑战中央政府的中国地方官员和商人带来了利润。明朝官方历史批评了明朝官员的这种独立心态，“因为葡萄牙人带来的贵重商品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表面上禁止这些商品，却允许邪恶秘密地消失。”

中西关系自建立之初，就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规则来管理，但中国人重新占据了上风，葡萄牙人以具有吸引力的军事技术而闻名，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人正确地观察到的高质量火炮。然而，许多登陆中国海岸的船只都无望与中国的优势匹敌。事实上，葡萄牙海洋专家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造船的知识，包括用防水沥青粉刷木制结构物的习惯。1573年，在澳门半岛附近的盆地上修建了一堵墙和一扇大门，以防佛郎机人敢于越过为他们划定的界限，葡萄牙人被禁止穿过这堵墙，并在墙内围栏了一小块农田，使其保持不变。葡萄牙人在食物方面任由中国人摆布。因此，明朝人能够关闭大门，让野蛮人挨饿，直到他们屈服。故而澳门一直处于中国人的支配之下。

征服遥远的“西洋”的其余部分同样很容易，米格尔·洛佩兹·德莱加兹皮率领的西班牙人从新大陆的西班牙帝国穿过太平洋，占领了马尼拉，其所在之地今日称为菲律宾。1573年，第一艘装载中国货物的船只从马尼拉被派往新西班牙的阿卡普尔科，即今天的墨西哥。西班牙人试图像葡萄牙人一样与明朝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但没有成功。尽管如此，马尼拉还是成为了一处巨大的中国贸易中心，中国的大型船只装载了瓷器和其他产品，这些产品随后通过大型商船运往墨西哥。然后荷兰人也来了，1601年，第一艘荷兰船只出现在澳门海岸。

葡萄牙人从那场竞争中消失了，但他们（译者按，原文如此，应该是指“西方人”，即文中津津乐道的西方“野蛮人”，具体则是荷兰人）很快就回来了，正如明朝当局所看到的那样，简直可以说得上是迅疾而来。这些被中国人称为红毛亦即“枣红色”的人的在声誉上要比佛郎机人糟糕得多。1622年，荷兰人占领了福建海岸对面的岛屿，开始建立据点，并向明朝当局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不允许中国商人与他们进行贸易，荷兰人将改变中国的航运和中国的沿海城市。当中国的回应违背了荷兰人的意愿时，他们抢劫了村庄，并在厦门市附近烧毁了中国船只。这彻底超出了中国人的预期，于是他们在1624年左右组建了一支海军舰队，对荷兰人发动进攻，最终迫使他们离开。

在无法在中国海岸站稳脚跟之后，荷兰人在台湾岛落脚，中断了离去的路，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名为“西兰迪亚宫”的雄伟城堡，而中国船只会航行到这个荷兰据点来交易。如果说这种类型的贸易并不符合荷兰人的胃口，那么这也是他们能够用上的一切了。尽管他们坚持，但这些新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坚持——也还是被推到了中国的世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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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从《大西洋》翻译而来，并不一定代表广场（译者按，半岛官网的一个栏目）的立场。

以上即为半岛翻译的全文。是否翻译和转载了原文的全部内容，并未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