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编纂的清史,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
【本文由“西方朔”推荐,来自《“清史”工程被曝搁置了,我怎么看?》评论区,标题为西方朔添加】
洋洋洒洒,一派胡言!
什么团结史观,什么救亡图存政治正确,这都哪跟哪呀!
编好清史,是新时代对前朝的历史总结。清史的编纂,本来应该由清朝的直接继承者中华民国完成。而继承它的中华民国,一是命短没来得及,二是政局不稳风雨飘揺,没有精力干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这一历史重任也就自然落在了新中国的肩头。
新中国编纂的清史,必然要受新中国指导思想的约束,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一切不符合这一史观要求的,当然无法通过。这就好比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如果有谁还在为殉夫唱赞歌,为守寡立牌坊,那一定是脑袋进水,受千夫所指了。
清史工程搁置是不可能的,它需要有新的契机重新审视,或删或改或另起炉灶,不会永远搁置荒弃不用。毕竟,后世修前世史,是中华历代传统。一个清史,一个中华民国史,都是浩大的文化工程,也都责无旁贷地要落在新时代的人们的肩上。
如何完成,这是一代人的任务。是名垂千古的盛事,不可草率不可偏颇。
历史是所发生事件的集合,它是客观存在的,不受任何主观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我们对历史的最基本的尊重。如果编纂历史时,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约束,那么,我们所编纂的历史,就无法向后人交代。
历史是多元的、是多维度的,对历史的解读也必定是多角度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解读。如果我们在编纂历史时,只从一种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所编纂的历史就无法展示历史的多元性,多维度性。
我觉得,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应该把历史做成百科。修史只需要尽量收集资料,尽量客观呈现所发生的事实,让读者自行提取归纳总结,而不要老是想着用意识形态做结论。这样,我们所编纂的历史,才能真实、全面、开放,才能向后人交代,才能为大家提供真实、全面、开放的参考
2,历史史料是人留下来的史料,是人记录的史料,不是上帝记录的史料。
3,编历史的人不是二氧化硅,是人就有立场,有世界观,价值观,有主观意识。何来的客观?除非史料会自己跑进书里面去。
4,史书都带有强烈主观意识,从来没有不含主观意识的历史。现代学者早就承认历史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同样方中国史,剑桥编的一般叫《剑桥中国史》,哈佛编的一般《哈佛中国史》,把编者放在前面,就是告诉你这部史书带有强烈的此编者的意识形态。如果真有一种叫“客观”的史书,就不会分出剑桥、哈佛等无数版本出来。总不能有一个剑桥的“客观”,又来一个哈佛的“客观”,那还叫客观吗?
5,清史的编者是新中国是受马克主义指导的党,编的史书天然就应具有唯物史观,也必须是唯物史观,这才合乎逻辑,否则才是不正常的。
6,历史带有导向作用,代表一个国家过去的经验总结和未来取向,关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发展道路。正因为如此,西方什么剑桥,哈佛才热衷给世界各国编史,就是要通过编史输出西方历史观和意识形态,抢夺历史解释权。
7,排除上面等等不论。
唯物史观本身就是最为深刻的一种历史观,是分析历史洞见历史指导历史编写的正确方法。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比唯物史观更高明的历史观。或许将来有比唯物史观更高明的史观出现,但至少现在为什么不用?只有西方愚民者才不敢用。
我看有的人不是怕意识形态影响,而是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
正如你所说,古代编撰史书的目的确实在于以史为鉴,为后人提供政治教训。但这样做可能会忽略史实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一方面,古代史书注重从政治和思想角度解读历史,强调通过历史教导后人治国之道,这在当时确实可以达到“乱臣贼子惧”的效果。
但是另一方面,过于强调史书的政治功能,也可能会导致史实描述出现歪曲和遗漏。比如经常会隐去一些于己不利的真实事件,或者强加自己的解读而丧失了客观中立。
我觉的现代编撰历史应该采取百科式的方法,比如直接建立《清史》网站,工作的重点在收集和保留各种第一手史料,少下定论,让读者自行研读并得出结论,毕竟当前各类AI工具层出不穷,不过是举手之劳。这应该是非常科学的方法。
新清史无法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识形态上难以达成一致。既然难以写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历史著作,不如采取更开放的方式来编撰清史。不必下定任何结论,也不需要写出人物传记等内容,而是把工作重心放在收集和补充各种第一手史料资料。
各路历史研究者可以共同参与这个过程,以保证历史资料尽可能地完整真实。读者则可以根据个人立场和研究兴趣,自行研读这些原始资料,得出自己的见解,或者交给最新的人工智能,根据当前的史料,撰写人物传记。
在这种方式下,历史不是静止的、死亡的,也在不停地演化。这样可以对历史保持着开放的态度,而不是由少数专家、集团所垄断的。
这样做不仅可以向后人交代清代历史的真实情况,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的争议。这应该是编撰这段历史最简单而且公正客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