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未写，片名已定，《何以为家》爆火，看了原名才知道它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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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笨
很多人都知道了，#何以为家# 的原名叫《迦百农》。
迦百农是圣经中的被诅咒之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15节里，耶稣曾说过，“迦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
导演娜丁·拉巴基第一次想起这个名字，是在创作剧本的时候。那天她思绪万千，丈夫（后来也成了影片制片人）对她说，“你必须要组织一下你的想法。”丈夫把拉巴基想要表达的主题都写在了一块白板上，有那么一刻，拉巴基看着白板，脑海里冒出了一句法语，“C’est un Capernaum（这就是迦百农）”。
在剧本还没有写下一行字的时候，电影的名字已经有了。
那一天拉巴基之所以思绪万千，是因为她在贝鲁特的街头看到了一个男孩，当时已经是凌晨1点，那个男孩就躺在两条高速公路之间的一块水泥路障上，路障也就半米宽，看上去他很想睡觉，但根本睡不着。
那不是拉巴基第一次看到生活在痛苦之中的孩子。黎巴嫩曾经大量接收西方投资，一度是中东最繁荣的国家，但在连年的战乱之后，黎巴嫩已经破败不堪，难民随处可见。
那个男孩的形象在拉巴基的脑海中随之不去，她一边洗澡一边问着上帝，“你想要我做什么？我怎么才能改变这一切？请赐予我做些什么的力量吧。”
拉巴基能做的就是拿起导筒。在《何以为家》之前，她已经拍了《焦糖》和《吾等何处去》两部电影，是黎巴嫩最有名气的女导演。那时候她逐渐意识到了摄影机能够改变人们的力量，她想承担起一个艺术家的责任。
拉巴基和她的伙伴去到了贝鲁特最破败的难民营，在那里一个孩子对她说，“如果没有一个人爱我，如果没有一个人在睡前亲吻我，如果我每天就是挨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出生。”
这句话成为了电影最重要的灵感来源，拉巴基很确定，《何以为家》将是一个有关一个孩子说 no more 的故事。
选到小演员赞恩也是一场巧合，剧组在街头选角时发现了他。他是一个叙利亚难民，自带着愤怒的气质，但又很聪明。赞恩没有上过学，因为营养不良，他比同龄的孩子显得更加瘦小。
因为赞恩和其他小演员都不识字，所以剧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剧本。《何以为家》的拍摄不同于以往，剧组要为小演员们服务，他们充当的是观察者的角色。拉巴基也不要求小演员们表演，她让他们做自己就好，所以很多镜头一拍就是几个小时。
电影拍了6个月，最后积累下的素材多达500个小时，拉巴基和剪辑师光后期剪辑就用了两年。但这一切努力都得到了回报，去年戛纳电影节的首映结束后，《何以为家》收获了全场长达15分钟的起立鼓掌。
它拿到了戛纳评审团奖，要知道去年可是公认的近年来最强的一届戛纳。之后就是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非英语片提名，以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甚至它还在遥远的中国创造了一次票房奇迹，在有着复联4这样巨无霸对手的档期里，这部黎巴嫩文艺片以最高的上座率拿到了近2亿的票房，让多部有明星阵容的华语片都相形见绌。
《何以为家》又一次证明了好电影的力量。
当然《何以为家》并非没有争议，黎巴嫩国内对这部电影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态度。一部分人将它视为耻辱，他们觉得现实并没有到这个地步，甚至有些人认为电影中的国家根本就不是黎巴嫩。
在西方主流评论界，《何以为家》也收到了“poverty porn”的评价，就是说它是投机的，是用展现贫穷和痛苦的方式来赚关注，包括小演员赞恩，他因为《何以为家》的成功，得以全家移民到挪威，开始了全新的人生，这也被许多人看作是对电影中揭示出的问题的一种嘲讽。
但拉巴基不这么认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她隔空对影评人喊话，
“真实一点吧，从你写评论的咖啡馆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你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
对于拉巴基来说，《何以为家》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电影，它是一个战斗口号。它并不是单纯在讲黎巴嫩的孩子，它要为全世界的孩子争取基本权利，“美墨边境的孩子，他们要和母亲分离，巴西的孩子，他们就住在贫民窟里，我们探讨的是全世界的孩子。”
对于现在的黎巴嫩来说，比电影更严峻的事太多了。对于一个处在战乱之中的国家，电影工业是绝对奢侈品，别的国家常见的男女导演不平等问题，拉巴基从来没有遇到过，因为黎巴嫩的电影根本就是一张白纸。
但就这样一个难民随处可见，城市变成废墟，文化产业几乎为零的国家，连续两年有电影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去年的《羞辱》和今年的《何以为家》），是过去两年唯一做到这一点的国家。
这是不是也在大声提醒着我们，资金和大环境似乎都不是拍不出好电影的借口，毕竟拉巴基是在沙袋工事背后的小录像厅里喜欢上电影的，拍《何以为家》的钱是他们夫妇抵押房子得来的。
在《何以为家》之前，我们对黎巴嫩文化的了解大概都集中在纪伯伦身上。这位一生书写爱与美的诗人，也许从未预想到故乡有一天会成为迦百农一样的被诅咒之地，但他的一句诗也许是对拉巴基这些后辈所做的努力最好的诠释，
“我们所承受的灾难，将成为我们来日的桂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