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竞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之争吗？

——两种制度的前世今生未来                                     2023.10

美中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美国视中国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欧盟及德国更将中国定为制度性对手。西方担心万一与中国打平甚至失败，西方制度合法性将消失殆尽，并将陷入价值观生存危机！

西方制度主要是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欧洲有干预的福利资本主义，中国自认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被西方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既然同属资本主义，怎会是制度性对手呢？制度之争应凭借制度优越性，为何屡屡采用制度外打压手段呢？

谈及制度之争，何为资本主义，何为社会主义，二者可否相互融合，初级阶段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些是本文要厘清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光荣与困局

本质上，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为赢利而组织物质生产交换及提供服务，并垄断收入分配。

早期资本主义思想萌生于15世纪封建社会内部，当时经济的衰落促生了一些早期资本主义要素，之后历经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和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进入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有前提条件，如封建制解体、自由雇佣、大机器、工业革命等，但它们互为前提，难于单独实现，更难同时实现。荷兰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南宋中国的商贸也很发达，但因前提条件缺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当时的欧洲封建君主专门建立了“神圣同盟”，准备随时共同扑灭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曾见证多次血腥革命，如英国光荣革命，法国3次大革命及美国独立战争。

资本主义的思想根基源自1705年《蜜蜂的寓言》中的曼德维尔悖论，即“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有个蜜蜂王国私欲膨胀、贪婪欺诈横行、奢靡挥霍，虽怨声载道但却经济繁荣。为匡扶正义，主神劝喻众生寡欲节俭，众生谨遵神谕，反而导致民生凋敝、经济萧条。曼德维尔认为，人天生自私自利，靠道德教化实现繁荣美德社会纯属“浪漫奇想”，只有将自利欲望视为发展动力，在规则制约下使其尽情发挥，才能繁荣社会、公众受益。君权神授观念赋予封建王权的合法性，此论则赋予资本自利行为以道德正义，使资本特权成为天经地义，这是亚当•斯密、凯恩斯和哈耶克经济理论的基础，也是里根及撒切尔推崇涓滴效应的根源。

资本主义顺应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科学启蒙的时代进步浪潮，推动生产力迅速提高，为人类创造了巨量财富。据称，当今世界每日总产值相当于公元1-1500年生产的全部物质。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资产阶级若不持续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进行革命，就无法生存” （马恩文集：共产党宣言）。基因使然，资本家对提高生产力天然具有永不枯竭的内生动力，这是科技和生产力迅速提高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的优势所在。

早期资本家不仅拥有资本，往往也是发明家和企业家。企业家角色尤其重要，不仅要独具慧眼发现商机、筹划企业模式、推动科技进步，还要甘冒失败风险、具有排除万难的坚韧和企业管理能力，如此多的角色及高要求现实中极难同时被满足。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 “经济增长的国王”，企业家是经济发展、持续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但资本主义有两大危机如影随形，即经济危机和分配危机，前者是经济系统的周期性失灵，后者是分配不公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性危机。

早期经济危机多为物资生产过剩，其根源据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而现代国家已有消弭危机的办法。当代经济危机多由金融危机、政治危机、资源危机、灾害疾病等引发，虽烈度频次大为降低，但却相互交织、时常并发，其引发机制难于厘清，至今尚无完整的经济学解释。

经济危机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社会认知历经几个阶段：

1)  早期阶段信奉亚当•斯密，认为自由竞争会自动调节并完善市场，政府干预只会扰乱市场，对周期性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2)  1929~33大萧条，凯恩斯指明有效需求不足是根本原因，政府应干预经济以扩张性政策增加有效需求。罗斯福新政因此获得成功，凯恩斯主义从而成为世界共识。

3)  1970~80经济滞涨，未得到凯恩斯主义合理解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及货币学派占了上风。它们主张摈弃政府干预，公共领域交由市场主导，均获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青睐，美英经济最终奇迹般恢复。

4)  2008次贷危机，公认是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监管所导致，新凯恩斯主义干预论东山再起；但因施行多年未达预期效果，各国无奈放弃持续经济刺激。

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更强，并已超过资本影响力。比如政府开支的GDP占比，英国1745年仅6%，美国1902年7.3%， 而2022年据IMF英美已增至41%与37%，欧洲约为50-60%，中国也34%！即便如此，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竞双双失灵，滞胀和负利率联袂突破经济学认知框架，标志着经济学理论的全面溃败。各国政府既不能坐视市场机制不断失灵，又缺乏干预的理论和方法，纷纷陷入进退两难的经济困局。

分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垄断收入分配。早期资本野蛮生长，残酷压榨劳工使其无法维持温饱，资本为扩大收入会竭力降低劳动者报酬，对劳动者不公。经济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引起严重阶层对立和社会动荡、劳工运动此起彼伏。为此，欧洲社会党人胜选后大力推行社会福利保障，美国在大萧条后也立法引入一系列社会福利保障措施。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分配主导权被部分让渡于政府，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早期资本的残酷无情似乎绝迹，传统意义的阶级界限也变得模糊。

但只要资本仍主导分配，劳动者收入仍以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为限。在技术进步及生产力提高时，劳动者生活水平改善，绝对收入提高，但相对份额却日益减少。尤其是当代虚拟经济的规模和赢利水平远超于实体经济，资本赚得盆满钵满而民众却基本无缘受益，使贫富差距更加扩大。长此以往，贫富阶层将会固化和极化，即贫者恒贫及富者恒富，贫者愈贫且富者愈富。这意味着，资本社会的员工收入和福利增长必然低于经济和利润增长，资本必将寻求超额获利及财富聚集，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不会改变！

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1980-2021年美国前10%高收入群体的全国总收入占比从 34%增至46%，后50%群体的占比却从20%降至13%；同时前10%高净值群体的全国净财富占比从64%增至71%，后50%群体的占比却从2.2%降至1.1%。相较美国，2015年德国前10%与后50%群体的收入占比为37%与19%，净财富占比为64%与0.5%，虽然收入分配尚相对公平，但财富落差却不遑多让！据盖洛普2023年报告，贫富分化的持续加剧严重打击了美国民众，其制度信任度从1979年50%降为26%，与其制度优越性极不相配！

贫富分化不仅是社会危机，还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并引发经济危机，进而桎梏生产力发展并加剧当今的世界经济困局，这恰是各国示威罢工此起彼伏的主因。西方卫道士也开始醒悟，比如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公开否定市场经济能够高效配置资源这一自由主义核心信仰，确认贫富差距拉大对民主制度已造成伤害，并于23年5月呼吁建立“新华盛顿共识”。

■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

本质上，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社会共同利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

脱胎于群体动物的原始人类，先天就有群体利益优先的观念，且根植于人类的原始道德观，故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源自托马斯•莫尔1516年所著《乌托邦》，与资本主义几乎同时代诞生。早期它以公平正义为主要诉求，徘徊于主观臆想和美好愿望，之后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推动下发展成完整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者认为，经济危机源自人民的贫困及有限的消费，皆由资本分配不公所致，而其分配权源自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解决方案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此即社会主义核心原则，其逻辑是，以全面公有制剥夺资本的分配权，以按劳分配实现分配正义。

但问题是，1）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能实现分配正义吗？2）为何只注重分配正义而不谈提高生产力呢？

按劳分配的定义是按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对劳动有正向激励，符合人类直觉中的公正。劳动量可按投入或产出计算，但投入的体力和智力很难量化，按产出则相对直观。计件制虽应运而生，但较适合可独立完成的产品，而现代工艺复杂，多由多工序流水线依次完成同一产品，不得不转为计时制。苏联初期全是计件制，1980年降为40%，而中国1960年才5%。计时制难以顾及劳动差异，干多干少一个样，原则上属于平均分配。苏东国家从未实现事实上的按劳分配，而是等级制平均分配，这恰恰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诉求，而分配正义及劳动激励的缺位，反而导致普遍怠工及生产力低下！改革后的中国企业利润并非按劳分配，而是按资分配给私有和国有资本。换言之，按劳分配的公平正义仅仅是理想，迄今未有客观可行的计量标准和实现可能。

为何不谈提高生产力呢？按马克思构想，“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以致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 保护“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马恩文集：自然辩证法/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依此，既然物资已极大丰富乃至无法全部消耗，注重分配公正即可，无须注重提高生产力。

笔者对此颇有疑惑：

1)   人类欲望永无止境，需求会不断膨胀，还常有新需求，加之贫富分化导致供需错配，生产力永难满足物质极大丰富的先决条件吧？

2)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会束缚生产力，但科技进步会提高生产力，总体仍有进步，则“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恩文集：政治经济学批判）？

3)   按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矛盾，生产力将不断发展并决定生产关系，不会终结于某一制度或所谓最高阶段；社会主义若无生产力提高机制，必被具有更高生产力的制度取代；为何会轻视提高生产力？

历史实践背离了马克思构想，上述疑惑反被证实：迄今未有任何国家符合先决条件，发达国家从未爆发革命，列宁式革命却在欠发达国家成功夺权；资本主义并未濒临灭亡，生产力仍在提高，经济危机的烈度和频次在减弱；苏东社会主义生产力却日渐落后，反被资本主义取代。

为达到高生产力的先决条件，列宁在建国初期曾推行基于混合所有制和多经济模式的“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时期，苏联院士康托罗维奇发明线性规划的解乘数法，为资源最佳配置理论贡献巨大并荣获诺奖。由于计划经济的基础就是线性规划，理论上计划经济的最佳配置优于市场经济的试错和无效竞争，苏共坚信其生产力将远超西方。但线性规划属于静态优化，难于顾及实践数据的动态变化及人的因素，加之计划执行时的官僚僵化引发消极抵制，反而束缚了生产力。

文革中笔者对走资派曾颇为不解，这些老革命为何偏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其实，在欠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补上生产力这一课，正是马列主义指明的正统道路。列宁1917年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32卷）中称， “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没有任何中间级。” 据此，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前阶，是紧连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初级阶段与前阶毫无二致，中国模式就是列宁新经济的翻版。看来，西方视中国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并非出自偏狭，列宁才是始作俑者，此文就是为国家资本主义正名，借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

其实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等中央核心及政协商定的共同纲领，与列宁完全一致，即先要搞国家资本主义、再转为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毛选》卷5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说，“《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他还在《毛泽东文集》卷6“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但后来，无论是苏联、东欧还是中国都偏离了马克思列宁的路线，本应为社会主义完成物质准备的国家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展开，就被等级平均制的苏式社会主义所取代，而后者因缺失生产力提高机制，始终无法摆脱物质匮乏。

社会主义该如何提高生产力呢？尽管资本家是最佳人选，但苏东国家脱胎于半封建及半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出现具备资本家秉性能力者，也将因公有制下不存在独立企业而失去生存空间，因而只能由政府官员接盘。科技能提高生产力，却无法替代资本家，不但研究经费需要资本支持，连项目课题本身也需要资本赋予实际意义。

当今中西各国国企，在市场经济中的表现都差强人意，总体效率、盈利水平及创新能力都远逊于私企。究其原因，除须顾及公益外，主要在于国企管理者多由官员担任或委任，其自主决策空间、管理能力及内生动力远不及私人资本家，而后者往往久经市场锤炼、可自主决策、还有近乎贪婪的内生动力。

中国的改革中，私有资本对整体生产力的提高起主要作用，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导向和加速作用，其途径是专有的三大利器：

1)   沿用至今的国家五年规划是制定经济政策和投资规划的战略抓手，

2)   强调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理念和体制具有超强组织力和执行力，

3)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国企为国家平添一只干预之手，通过它可撬动微观经济、落实宏观规划、有效应对经济危机。

拥有利器并非万事大吉，体制类似必有类似危机。改革至今，产能过剩及需求不足开始束缚经济发展，贫富差距亦近美国水平。中国借鉴了西方应对办法，如次贷危机时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之后是供给侧改革，还曾提出需求侧改革，目前是经济转型的结构性改革。西方在生产力发达后，因未解决基本矛盾及两大危机而陷入经济困局。中国生产力尚未发达却增速骤降，今后亦难免陷入同样的经济困局。摆脱之法就是将初级阶段的类资本主义提升至高级阶段的新型社会主义。

何为新型？传统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标志，改革后何为标志却无人诠释，唯有邓小平1992年讲话可资参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Ⅲ, P373）。实质上就两条：生产力发达及共同富裕。此言直击社会主义的原始诉求，即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更发达，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听起来十分贴切。但这属于普世的政治价值观，是世界多数政党纲领的共识，而非社会主义专属标志。比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70年前就著有《Wohlstand für Alle 共同富裕》一书。所幸天不绝人，中国已有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行动计划，若竟实现，其特征模式可为新型社会主义的标志，恰恰说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同理，西方若能将其实现，取名新型资本主义亦无何不可。

对新型社会主义核心原则，笔者不揣推测如下：

1)   提高生产力：微观层面维持市场经济，以资本自由竞争维系市场活力和科技动力；宏观层面以国家计划突破市场经济的封闭循环机制，以举国体制加速科技发展。

2)   混合经济：公私企并存，共遵市场机制，公企主导公共关键行业，国家对私企仅可政策性引导。

3)   共同富裕：以维持资本动力为前提，控制资本超额获利以遏制阶层极化，以高遗产税防止食利阶层固化。

■资与社可相互融合，为何美中却成对手?

经济危机和分配危机梦魇般如影随形，加之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迫使资本主义必须改革。社会主义理念的纳入使劳工保障成为西方社会共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普及使分配正义得到部分实现，经济危机日渐缓解。为从根本上摆脱困境，西方精英有不少改革建议：美国参议员桑德斯要推行社会主义；参议员沃伦提交“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法案，要由大企业员工推举40%董事并将相应股票归予员工共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1达沃斯论坛中呼吁，“资本主义模式与开放经济行不通了”，唯有打造一个“更加专注于消除贫富差距的经济社会”；英国已启动人月1600英镑基本收入的社会实验。此类建议都契合社会主义理念，西方福利保障水平也高于现今中国。

在80年代为摆脱经济停滞，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启动改革并引入私有制及市场经济，遇困后却全部直接转为资本主义，仅中越等少数国家除外。当今中国的混合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类似，非公企业规模已超公企，但公企借助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私企的鲶鱼效应，也培养出市场竞争力和一批企业家。改革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实现了体面生存的公平正义，但产能过剩和贫富分化的危机也不期而至。

群居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因而理想的经济制度必定要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或曰共同富裕，导致个别富裕或共同贫穷的制度不具备基于自然法则的制度合法性（约翰•洛克《政府论》）。

从政党的初心纲领看，西方政党想靠资本推动生产力提高，再靠富人投资消费的涓滴效应惠及民众，建成贫富不均但底层生活基本充裕的社会；原苏东政党专注于分配正义，想直接建立共同富裕的公平社会。在现实中，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增殖动力永不倦怠，但无内生动力推动涓滴效应，终将导致贫富分化，并抑制生产力的提高。而传统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有劳动者的自发动力，但生产力的提高机制和内生动力不足，而物质匮乏的公平分配终将导致共同贫困。因此，二者皆非理想的经济制度。

尽管中国改革吸纳了资本的生产力提高机制，社会主义三大利器使之如虎添翼，但却无法避免资本模式对生产力的束缚及贫富分化。若仅延续现有范式，中国至多发展成“负责任的”集约式资本主义，与初心纲领将渐行渐远，唯一出路则是新型社会主义。

站在更高的视角看，两者皆为对理想制度的有益探索，亦各有利弊：资本主义强调自由竞争、个体利益至上、有利于发挥个性活力，而社会主义强调协同一致、集体利益至上，执行力更强；自由竞争或致混乱失序及机制失灵，而协同一致或会压制个性发挥及创新活力；但竞争可抑制自私懒惰的人性之恶，协同可弘扬相互信任的人性之善，兼而有之就是抑恶扬善！资本主义吸纳社会主义理念是向社会主义的修正，中国改革则是从公有制社会主义向私有制资本主义的修正。二者若能取长补短、相向而行，不失为探索理想社会形态的佳径，前述新型社会主义核心原则即二者的融合。

美中大国竞争，既然经济制度类似，各政党又有类似的初心纲领，当然不是经济制度之争。

美中是政治制度或价值观之争吗？亦非如此。美国的争与不争，皆从本国当前利益出发。比如美国与沙特一直关系密切，曾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萨达姆，还曾为抗苏与中国建立准盟友关系。越中两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类似，美国最近却越级提升美越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眼里，这些国家都是独裁政权，都没有民主选举和人权自由，不仅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同，连文化种族都截然不同。西方盟国倒有类似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但美国也不惜挑起争端，日、法、欧都曾被美制裁。

至于地缘政治和霸权动机，2014年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宣称，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100年！维护世界领导权是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和各党派共识。羸弱的中国可为准盟友，体量接近时就成为天然威胁。美国争的就是世界主导权，其它都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历史上中国从未称霸且多次承诺和平崛起，但美国认为国强必霸或可能称霸，历史和承诺都不可靠，消除称霸实力才可靠。美国的逻辑貌似成立，不少学者也劝告中国应设法让美国放心，无外乎放弃高端产业之类。中国的逻辑是，人类同属命运共同体，国际关系要民主，各国都有发展经济并超越美国的权力。这意味着，中美双方已陷入无法自拔的战略冲突困境，只会两败俱伤或由时间决定。

放眼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美中大国竞争至多算是河中泛起的浪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结果才会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不以个群的喜好和意志为转移。资与社并非天然敌对关系，若能将其最优组合，将成就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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