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系统之失与国民党政权之败

情报系统之失与国民党政权之败

                                ——浅谈中统对国民党政权溃败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国民党全面溃败的原因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复兴中华的历史任务日益明晰，分析国民党溃败的原因变得可行而必要。本文简要地以中统为例，从国民党中央情报系统的角度出发，分析情报系统（尤其是中统）的失误对国民党政权带来的影响。在笔者看来，中统3作为一个情报系统的子机构，它的错误定位、参与党争（两统之争）和人员素质欠佳，是其自身不能辅助甚至有害于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中统 情报机构 国民党 原因

国民党政权的快速溃败，一直是值得我们去探索思考的重要命题。民心向背，军事失误，派系斗争，经济失控乃至蒋介石的个人作风等因素都或明或暗地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政权因为自身性质的反动性，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内务外交的专断性和党务政务的独裁性，加之军事布局上的错误和人事任命上的不妥，抗战后国民党政权的溃败是必然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没有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是国民党的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国民党政权在技术层面上的失误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不可否认的。

众所周知，作为国家体系的重要部分，情报机构是完整的国家体系的重要一环。各个国家都建立了自己完备的情报系统，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和联邦调查局（FBI），英国的军情五处（MI5）和军情六处（MI6），前苏联的克格勃（KGB）和现俄国的联邦国家安全局（FSB），包括隶属于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都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情报机构。因为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的特殊性，情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更多地扮演地“帷幕背后的神秘人”的角色，在看不到的舞台和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伴随着对国共历史的再度挖掘探索，国人的荧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谍影重重”，如《潜伏》《暗算》《黎明之前》，还有被翻拍的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关注和开发这部分历史，从中共成立前后的红白斗法、抗战期间的暗流涌动、内战时期4的生死较量一直到建国以来的斗智斗勇，围绕着双方情报部门的文武较量，越来越多的历史记忆重新浮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化的世界里，信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甚至构成我们的生活。我们把视野延伸到国家层面上，会发现“信息”对于一个国家政权的影响更为巨大。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蒋介石和汪精卫政权都处心积虑地组建自己的情报系统——藏在夜幕中的杀手锏。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情报机构由来已久，从1928年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到1932的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特务处，再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第一处）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第二处），情报机构一步步走向成熟。因为蒋介石政权本身的反动性，中统和军统更多地扮演着反共反革命反群众的反动角色。中统和军统“一文一武”，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中扮演着杀手锏，也充当着急先锋。作为蒋介石的“得力武器”，中统在破坏中共组织，镇压民主运动和迫害进步人士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抗战时期，中统也没有忘记对共产党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的监视和迫害，虽然中统在抗日运动中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甚至有大量的中统战士因此牺牲殉国，但是因为其反动的本性，他们依然以反共为重，他们甚至曾与汪伪相勾结，做出破坏抗日大局的卖国行为，令人发指。解放战争时期，中统为虎作伥，一如既往地为国民党反动政权“保驾护航”。但是“成也萧何败萧何”，很多时候，正是中统这个“急先锋”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灭亡。在本文中，我们姑且我们抛开它自身的性质因素，单单从技术层面上分析中统的弊病，并以此为切入点，简要谈谈国民党情报系统的不足和弊端是如何加速国民党政权灭亡的。

中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从中统组建成立，到结束自身的使命，中统历经了调查科、调查处、特工总部、中央调查统计局、中央党员通讯局和内政调查局数个阶段，职能涵盖了党务调查，通讯检查，干扰破坏和政治策反；势力范围则广布政界、商界、学界，甚至军队，范围之广，根系之深，业务之多，可谓无孔不入。可以说，中统是一个党羽众多，渗透面甚广的特务网络。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中央由广州迁到南京，1927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后来的中央组织部）内部，设立了调查科（我们所熟知的中统），负责收集敌情、镇压一切反政府的活动。蒋介石掌握大权，身兼数职，但是蒋以军权为重，故逐步将党务交于陈果夫管理，中央组织部由陈果夫代理行事，因此陈果夫举荐自己的弟弟，时任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的陈立夫兼任科长，后来因为陈立夫负责党务，提请叶秀峰及后来的徐恩增先后出任科长。在陈立夫的安排下，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向各省市派出“二陈”手下的“CC”系分子，以“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摄取各省市党务大权。调查科从此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中统最早的由来。

在技术层面上，中统到底都有哪些问题？

在我看来，中统作为一个情报系统的子机构，它失败的症结在于定位错误、两统之争和人员素质欠佳。

定位错误

国民党的党派纷争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民党中部分人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自欺欺人，但事实上，国民党的派系纷争十分严重，不仅仅蒋介石与桂系，川系，滇系的地方势力有所不容，有（蒋介石）嫡系（中央系）与西北军系、晋绥军系、东北军系、桂系、川系和滇系之争，在国民党内部，也有早期的胡汉民派、丁惟汾派、西山会议派、汪精卫的改组派、“AB”团、二陈“CC”系和黄埔军校生的“黄埔系”相互交织倾轧，甚至在黄埔系内部，还有以陈诚为首的土木系云云，层层叠叠，龉龌交错。即使在1938年蒋介石为了党派统一，一度叫停“CC”系之时，国民党党内党外的派系纷争依然如火如荼。

在笔者看来，中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定位错误，它一直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基底，早期的任务也在于党务调查和镇压反政府行为，然后慢慢拓展到其它情报领域。我觉得这正是中统自身定位不足所在——以党督党，以内治外。

作为情报机构，首先要对自身的定位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中统的前身调查科成立以来，中统就身兼对内治党和对外镇压的双重职能。在陈立夫亲自主持调查科工作的时候，就明确调查科要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情报，铲除国民党党内的各派异己力量，还有配合国民党警宪机关破坏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秘密组织。的的确确，在早期，调查科用此方式让国民党，尤其是“CC”系的人迅速控制了各大省市，在党内整肃了自己的势力，摄取了各部门机构的实际权力。但是一直到后来的中统局，它都是一个隶属于中央组织部，负责国民党党务的党内机构，一直都以一个国民党党内机构的身份来督导整个国家政权中所有的党派活动，以一个国民党党务机构的身份代行国家情报机关的职能。抗战胜利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各党派强烈要求开放党禁，撤销特务组织，平时飞扬跋扈的中统一下子就成为众矢之的。当时中统一度想把自己的转移到“CC”系自身盘踞的司法系统中，局长叶秀峰也想借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模式——挂靠国民政府司法部，再安插到各个行政机构中去，化整为零的方法来整改中统，但是因为国民党元老，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反对，此计划久久未能落实。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1949年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此方案通过），中统都只是一个党务机构，而不是一个国家机构。

  笔者看来，这就是中统的症结之一所在——以一个党务机构的身份和定位，发挥情报机构的职能。说到底是以国民党党内机构的身份在履行国家机器的职能。作为党内纠察和党情考查的机构，它却渐渐把职能延伸到各个领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领域普遍撒网，广植情报人员，职权也越来越大，监控，抓捕，策反甚至审讯。这样以来，中统更接近于现代化的情报机构而不是单一的党内党务机构。而至始至终，它都从未隶属过国家。

我们反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中情局是情报系统中的独立部门，它没有任何党派归属（虽然骷髅会5在中情局内势力广泛，但是骷髅会是并不是党派组织）；联邦调查局则隶属于美国司法部，它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政党机器；即使后来败北解散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包括当今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这些情报机构都是国家机构的下属单位，是国家机器而不是政党机器。同为国家政权，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建国后新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局，但是国安局依然也是国务院的下属单位，是政府部门的下属单位之一，引证英国的军情五处和六处，以色列的摩萨德等等也同为此理。情报机构作为一个国家职能部门的定位是目前为大部门国家采纳和认可的。但是回望中统几十年，这一定位始终是扭曲的。如果说中统是一个职能完备，地位独立的情报机构，那么它就应该去党派化，以一个国家机器的定位履行自己的职权；如果说中统是一个国民党党务情报机构，那么它的职能就应该明确细化，专务国民党党务管理，于情不应该涉足对外情报活动，更是无权开展颠覆破坏策反等工作。如果是名正言顺的情报机构，它是可以，也应该以国家的名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其对外职权的，由此也可见，蒋介石的“以宪治国”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独裁性，说到底，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以党治国、一党专政。

定位扭曲，带来的是职能的混杂重叠，延伸下去就是效率低下和势力倾轧。首先，中统以一个党务机构的身份，插手国家行政、经济和司法事务，必然会招致国民党内部其它人员的不满，实际上，中统也缺乏政治和经济工作经验，不仅降低了相关部门本来的工作效率，也让自己大而无当，不能专心党务。特务机构插手立法司法，于情于理，更是万万不可的。中统的行为，现在看起来更像是倒行逆施，除了司法机关6，几乎各单位负责人都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这让很多国民党成员甚至是国民党元老耿耿于怀，为中统后来的败北军统埋下了伏笔。抗战后，中统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直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依然换汤不换药，以一个党务机构的身份管理国家情报事务。党通局在自身的文件中也说到7“本局现有机构未臻紧凑，各部门亦欠灵活，故效能亦鲜”，因此可见，调查处也好，特工总部也好，中央调查统计局也罢，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员通讯局，定位扭曲带来的外部阻扰、机构厐什、分工不明、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不仅仅没能让中统对内管理好党务，也没能对外正常发挥一个情报机构的职能，甚至影响了其它部门职能的正常运作，相比于解放军团结有序的情报系统，中统完全无力向蒋介石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无力督导政权内部的党务党情，甚至无力招架解放军的情报攻势，只能在镇压学生运动中充当一些打手的角色8，我想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情报机构和反动政权本身的一种讽刺吧。

两统之争

说到中统，就不能不说说它的“兄弟机构”——大名鼎鼎的军统。在调查科时期（中统早期），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就已经开始酝酿和成长了。虽然中统早于军统，在军统成立之初中统势力已经密布全国各地，开始大肆残害共产党机构及其人员，在共产党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的鲜血上实现了三十年代中统的“辉煌时刻”，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军统慢慢后来居上，中统不甘心原先地位的丧失，极力打压军统，两统围绕着军情谍报，开始明争暗斗，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民党整个情报系统的混乱失常，影响了国家政权基本职能部门的运作，对国民党政权的溃败，应该承担不可忽略的重要责任。

中国有“同行是冤家”的古话，两统之争，不得不从国民党根深蒂固派系纷争说起。

中统的是二陈领导的，以国民党中央系（嫡系）“CC”系分子为基础的情报机构，虽然最高首脑陈立夫，历任负责人叶秀峰，徐恩增、季源博，郭紫峻都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但是在权力争夺中，“CC”系不可避免的和蒋介石嫡系的其它派系产生了纷争冲突，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黄埔系，以蒋介石门生自居，对中统的从党务向政务拓展势力的行为十分不满，黄埔系以军界和政界为基础，成立了复兴社，与中统相抗衡，因此两派以各种的下属机构调查科和（复兴社）特务处开始了明争暗斗。

蒋介石执政后，把军权看得极为重要，将党务托于二陈兄弟管理，但渐渐也感觉到二陈领导的中统使用起来并不得心顺手，也担心中统“一家独大”，于是有心扶植军警宪机构——军统的成长，军统负责人戴笠也一再督导属下，凡是中统的业务范围，都要迅速跟上。很快，军统就已经在除了党务调查各个方面超越了它的“老前辈”。

纵观中统和军统，二者一文一武，既是蒋介石的爪牙，又是蒋介石的耳目。中统擅长“文斗”，在反共政治斗争中很有一套，党派调查一直是中统的“杀手锏”，军统只能望其项背，从中统“挖人”来弥补自己这一方面的不足，挽回颜面；而军统因为自身军警宪的性质，“武斗”是其惯用手法：军事情报收集、绑架、暗杀，无所不用极其，在情报工作人员无能为力的时候，直接动用便衣武装，用暴力当场解决问题，这是“文质彬彬”的中统所做不到的。

中统在抓捕和策反中共要员顾顺章以后，以此为契机，策反了一大批信仰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们为虎作伥，协助中统顺藤摸瓜，相继捣毁了中共相当数量的中央和地方组织，尤其在上海地区，中共临时中央，共青团中央等一大批重要组织被摧毁殆尽，李竹声、卢福坦、盛忠亮9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要员相继被捕，中统一下子登上了情报工作的巅峰。军统在国共政治斗争中明显捉襟见肘，在颠覆共产党组织上经验和能力远远不足中统，因而在“反共”方面军统明显逊于它的“前辈”。军统不甘于此，想尽手段开始和中统明争暗斗，两统之争也从此越演越烈。

比较典型的是调查科在1932年召开针对特务处的特别会议后成立肃反委员会，设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五个分局与戴笠的军统相抗衡；在军统方面，戴笠笼络中共叛徒顾顺章，在各级警察机构中排挤中统人员，甚至在蒋介石侍从室安插亲信，派遣女特务接近二陈等等。在南京，军统和中统为争夺报贩，大打出手，军统甚至采取冲击票柜影响“CC”系成员的选举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1938年，抗日形势日益严峻。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反击日谍汉奸颠覆和增强抗战力量为由，扩大中统和军统力量。严格意义上的军统和中统正式成立。蒋介石对两统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地划分：“凡属军队、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直属于后勤方面的军需品工厂，一律属于军统的工作范围，中统在上述机构中的内线，一律移交军统接收”“凡属于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等皆属于中统的工作范围，同样，军统在上述机构中的内线、线索也要一概移交中统接收”10但实际情况是，中统只是给了军统一些失去价值的内线名单，军统甚至未向中统移交任何材料。在“明确分工”的旗帜下，再度吹响了两统相争的号角。两统相争愈演激烈，甚至出现了军统在胶东高密利用地方武装谋杀中统人员，在重庆时期活埋中统人员的恶性事件。

这样的情况，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也没有得到改善。两统本应作为属于国民党政权情报机构，共同致力于“对外工作”的兄弟机构，但是因为纷杂的派系斗争和错杂的利益冲突，军统和中统的内斗日益升级，一直渗透到工作的各个方面，甚至出现明知道对方情报发生泄露和组织中潜伏卧底，也不直接处理，转而当作相互斗争工具的情况。这些都影响了各自职能的发挥和整个情报系统的正常运作。

作为情报机构，中统和军统的情报工作和特务行动相互牵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职权的履行，情报工作真真假假，本来就迷影重重，加上两统之争，就让原本复杂的情报工作更加错综迷离，举步维艰。情报工作中，决策的正确性来源于正确的信息，但是两统之争，让原理上本应该统一协调的情报机构不得不“非军即中”，信息得不到共享，甚至真假都无法保证，双方各自为战，职能相互重叠冲突，甚至自相残杀，严重地阻碍了整个情报系统的运作，甚至连各自的职能运行都无法保证。笔者看来，这也是国民党政权溃败的重要原因：在两党斗争中，国民党情报系统不仅仅自身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效率日益枯萎，搜集情报的渠道也在渐渐减少，情报的真实性、有用性和及时性无法保障，直到后面连自身的正常工作都无法保证。可以说，情报上的疲软加剧了蒋介石政权的全面崩溃。即使放近了看，从抗战刚刚结束时的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到建国后的大陆特务网，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已经全然不能发挥其有效的作用了。当初想用军统来钳制中统的蒋介石也许永远也想不到，在自己桌上情报空空如也的时候，潜伏在国民党各个组织内部的红色特工们正将一份又一份保密、机密甚至绝密的文件源源不断地发向解放区，用电波的滴滴声迎接大解放的到来。

人员素质欠佳

在我们心目中，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一定是个个飞檐走壁，枪法如神的靓男美女。然后在实际生活中，情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特工）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光鲜，他们往往在最艰苦的地方做着最繁重最枯燥甚至最危险的工作。虽然特工们不能飞檐走壁，以一敌百，但是特工的个人素质对于情报工作成果的成功获取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中统虽然以国民党各级党部为活动基地，在各处广泛建立特工网络，拥有数万职业特工和数十万外围特工，但是细审中统局，从上到下，人员素质欠佳问题十分突出，它严重影响了情报工作的开展，加速了政权的灭亡，甚至给中统自身带来了无限的痛楚。

中统的人员素质欠佳，主要体现在成员的信仰不坚定，人浮于事和缺乏训练。

就中统的高层来说，我们以徐恩曾为例：徐恩曾出身于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上院电机工程，是中国的无线电专家（这也是中统重视电讯工作，成绩遥遥领先的原因之一），他以一个非情报工作人员的身份入主中统，在执掌中统的15年中，他率领中统从一个只有数人的小组成为一个拥有数十万特工的庞大组织，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统第一人”，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特工司令”，心里却常常惦念转型前往政界和商界，从1943年开始，徐就向蒋介石巴结讨好，努力争取经济部长的职位，被拒绝后，又利用中统职权打击经济部，千方百计给翁文瀚制造麻烦，甚至派中统工作人员逾越职权（中统只是党务部门），直接前往经济部抓捕疑似共产党人的工作人员11。

抗战胜利后，徐恩曾成立“中国机械农垦公司”，投身商界，利用身份和职务之便赚下金山银山；同时不忘竞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雄心勃勃，想要从政。一位统领着数十万情报工作人员，本应该是一个藏在“黑幕”后指挥大局的“特工王”，他却一心想做一个聚光灯下腰缠万贯的政客，甚至为个人前途滥用职权，影响中统正常工作。更让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作为中统的实际负责人，他不仅仅自己心猿意马，而且默许自己的下属“心怀不轨”：但凡有想离开中统投身政治和商业的工作人员，徐恩曾不仅不加阻拦斥责，反而加以理解、认同甚至给予支持和照顾。中统的人事隐患，由此可见一斑，也无怪乎大量中统人员在抗战日期叛变投敌。

中统庞大，意味着情报网络的广泛，情报人员的众多，同时也意味着机构庞什，人员冗杂。解放战争初期，中统刚刚整改为党通局时，就开始调整自己的人事架构，在《本局工作改进意见》12中，就竭力裁并、充实、整改相应机构，整顿相应人员。但是积重难返的中统局因为利益斗争和内部夺权，并未能落实这一文件，《本局工作改进意见》也成了一纸空文，里面提到的“机构庞大”“内容空洞”“工作闲散”“缺少实际业务之了解”“管理松懈”“不受拘束、自成系统”也是当时整个中统系统的死气沉沉最真实生动的写照吧。

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其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对其技能的要求也应该是极其严格的，但是笔者翻阅了诸多有关中统的资料，发现中统不考虑工作内容，惯用“培训班”来速成任务的执行人员，直接导致了工作效率的低下，人员的冗杂和行动的失败，尤其在党派调查以外的业务领域，不专业的中统派出不专业的特工用不专业地手法办理了一项项业务，弄巧成拙，招致骂名，甚至带来同胞的无辜牺牲。

最为人惋惜的事件是刺杀丁默村的失利。丁默村是曾经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此处的军统，并非我们常说的“中统”“军统”中的“军统”，此时中统只是该局第一处，军统是该局第二处）第三处的处长，主要负责邮件检查。丁默村投降日本人，依附汪伪政权后，他不仅帮助日军给华东片区的中统地下组织以毁灭性的打击，还策反了近千人的两统特务为敌卖命，破坏极为巨大。中统最终选定国民党元老郑钺之女郑苹如接近丁默村伺机行刺，郑苹如不顾个人安危，极力与丁默村接近，初步取得了丁默村的信任，但是中统的工作人员屡屡错过刺杀机会。1939年12月21日，在上海市静安路与戈登路（今江宁路）西伯利亚皮货店的暗杀行动中13，更是因为丁默村的老奸巨猾和刺杀人员的疏于训练让行动功亏一篑，这直接导致了郑苹如身份的暴露，对此笔者看来中统对郑苹如的牺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刺杀工作本来就不是中统所长，行动本身就显得极其业余，从策划到具体的实施，甚至危机处理都有失妥当（行动失败后甚至没有将郑苹如转移出来）；其二，行动把所有筹码都押在缺乏正规特工训练的郑苹如身上，即使郑苹如满怀爱国热情，也与汪伪和日本特务机构斗智斗勇，但是终究孤立无援，寡不敌众；其三，中统系统内部保密疏漏，不及时更新安保系统，也无应急措施，使刚刚叛变的中统分子把郑苹如的情报透露给汪伪和日本特高科，直接造成了郑苹如的牺牲；其四，执行刺杀行动的特工行为仓促，暴露身份，引起丁默村警觉，刺杀小组缺乏整体布控，而且交火时也未能集中优势将丁默村当场击杀，甚至连丁的逃亡工具和逃亡路线都没有进行提前的预算和控制，看着丁默村径直溜走，招致自己的同志白白牺牲。

中统工作人员的业务不精，是中统在众多业务领域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后期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败与整个情报系统有关，也与这些缺乏训练，缺乏纪律和缺乏经验的工作人员脱不了关系。相较于共产党方面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经验丰富的红色特工们，中统特工大多数真的毫无还手之力，两相交锋，成败早早就有了定数，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如是，抗日战争和重庆谈判期间如是，第二次国共内战（解放战争）如是，建国后亦如是。

情报机构在政权斗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失误加速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崩溃，政权本身的反动性也注定了国民党政权的情报系统不能真正发挥情报机构应有的作用。在党派斗争下，情报机构成为党派倾轧的工具；在利益纷争中，情报机构成为谋取利益的筹码，中统如是，军统亦如是。出于篇幅和能力限制，笔者只是从中统出发，简要地谈了一些中统的历史和弊端，希望从情报系统的立场上能为探究国民党政权溃败这一命题补充一些角度。

学习历史是为了指导未来。情报系统的不力是国民党政权溃败的重要原因，反观诸己，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改革浪潮，我们的情报机构又应该怎么做呢？笔者的一些看法是：

1.           坚持党务机构和情报机构分离的机制。党务情报部门应该专职于党内督导和监察，不应该以党务部门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权情报机构的工作，一来可以防止党务部门工作范围不必要的扩大，工作负担的加剧，确保其专心党情党务；二来，国家政权情报机构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职权，外反颠覆破坏，内保长治久安。

2.           情报机构应该有明确定位，责任和职能分工一定要明晰。最好不要出现责任重叠区，也不要出现职能盲区，要分工合理，安排恰当。对外对内情报部门要在保证自身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下积极有效的合作。

3.           情报部门之间应该加强情报信息的交流、交换和合作。互通有无，减少不必要的竞争和内耗，降低资源的浪费，提高信息利用的效率和速度，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地避免机构冗杂和人浮于事现象的出现。

4.           情报部门应该加强自身工作人员的培训建设工作。加强对工作人员思想素质，工作素质和行为素质的培训。强化对工作人员的组织领导，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加强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因为情报工作的工作性质，不便于大规模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适度加大对相关工作部门的领导和监督工作。

5.           加强情报部门的内部督查。设立内部和外部的调查机构，对情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自身进行督导和审查，防止内部腐败和外部策反等等，以防被别有用心的国内外破坏分子利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于情报系统中的“裸官”，更要倍加注意，给予劝诫、批评、教育和勒令整改，防止情报部门内部的分化。

6.           加强人事机制建设。提高进入门槛，防止滥竽充数者和间谍的进入，同时在分布任务时，任人唯贤，任用富有经验的人员负责对应工作，同时用“一对一”“老带新”的方法，有序有理有步骤地强化自身的队伍建设。

国民党的溃败，不是单一军事上的失败，也不是政治，经济或者文化某一方面的失败。其实无论从意识形态、社情民心还是国家机器这些角度出发，我们都可以看到国民党自身的不足。根深蒂固的弊病从某一领域开始扩伸蔓延，在整个国民党和国民党政权中交叉感染，才导致整个政权的分崩瓦解。国民党的失败，是整体性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几十年后，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也许不仅仅是唏嘘嗟叹吧。

注释

1本文中大量史料的引用和复述来源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的《中统档案》，行文需要，笔者在保持原意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定的转述，不再加注。在后文的特别引用中，只注明书名和页码。《中统档案》，时攀、朱韫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

2笔者在行文时，参考了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写的《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斗争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其中大多数真人真实的口述记录在本文重点参考的《中统档案》中得到了完整的保留，为了行文和读者索引的方便，需要的内容皆从《中统档案》中引用。

3需要特别注明的是，军统和中统的名称是有变化的。我们所说的中统，在1928年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2年称为特工总部；抗战爆发后，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特务处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此“军统”非我们常说的“军统”，我们常说的军统是由戴笠领导的军警宪机构，其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分别为第一处，第二处；1938年8月，第一处改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第二处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此时我们舆论常见的“中统”和“军统”才正式出现；1947年中统更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更名为内政部调查局；台湾时期，又更名司法行政部行政调查局。为了行文方便，有的地方行文时统一用“中统”代称之，请读者不要误会。军统同理，复兴社特务处为军统前身，有时行文时也会用军统代称之。（以上内容参见《中统档案》）

4此处的“内战”指第二次国内战争，即解放战争。

5骷髅会（Skull and Bones），又称骷髅骨、优罗嘉俱乐部（The Eulogian Club）、死亡骑士团（The Order of Death），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秘密精英社团，成员包括许多美国政界、商界、教育界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3位美国总统、2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无数的美国两院议员、内阁高官和商业翘楚。

6“CC”系的人其实在经济部中也有很大的势力，在副部长以下级别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是CC系出身。但是“CC”系觊觎已久的经济部部长一职却迟迟未能得手。

7参见《中统档案》P.523

8中统在各大高校、专科院校和中学里面广植自己的势力，勾结三青团，设立“学运组”，在镇压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参见《中统档案》第五章。

9李竹声时任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卢福坦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盛忠亮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参见《中统档案》P.176

10参见《中统档案》P.180

11参见《中统档案》P.160

12参见《中统档案》P.253

13参见《中统档案》P.234

参考书目

[1]. 时攀、朱韫.中统档案[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斗争内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3].布莱恩·克洛泽著，封长虹译.蒋介石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