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无关的三国演义——马前卒工作室 【洋关故事】之三
按:日前马前卒工作室曾发表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文《用三十年时间 培育一个新中国》,里面提到清朝和民国的海关问题,指出这个机构既是旧中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又是整个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核心原因。
发表后,许多读者留言,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这个旧中国矛盾的核心点。因此,马前卒工作室策划了【洋关故事】系列,五一假期间陆续发表,从人事、财务、社会效应等多角度介绍旧中国海关,本文是其中的第三篇。
“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
1922年中共提出的收回海关主权,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胡适大师反对这一意见,义愤填膺地发表了上述言论,代表人民振臂高呼:
“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
下面就是胡氏中国人民眼中的神人列表。神不神倒在其次,只是神人显然不能是中国籍。
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比胡适“大师”要清楚得多。
1927年,在北伐的炮声中,民国政府要求海关增收【二五附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第一反应就是“政府造反了”,要求英国武力干预。他认为在列强的联合武力威胁面前,中国将会屈服。
如果不是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英货,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大英帝国流尽了鲜血,如果不是大英帝国再也拿不出一支能包打全中国的远征军,1927年就是第三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年——毕竟鸦片战争的主要诉求从来不是鸦片,而是关税。
错误估计形势的安格联被北洋政府免职,而坚持安格联立场的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同样被免职,中国海关迎来了第四位总税务司梅乐和。
相比于之前那个和赫德关系非常密切的安格联,梅乐和与赫德的关系还要更加亲密一些,因为他是赫德的亲外甥。
英国人选择他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海关遍布着赫德的亲属,还得赫德家的“长老”来管。
比如说海关税务司吴秉文是赫德的妹夫,曾经代理总税务司的裴式楷是赫德妻弟,高雄海关(当时称为打狗关)税务司叶德加是赫德的表亲,汕头海关税务司爱格尔同样是赫德的表亲,在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还有赫德的另一个外甥阿泽本。
赫德虽然已经死去,但是他的灵魂依然缠绕在中国政府机构里面,代表着帝国主义的权威。
所以1891年梅乐和进入了中国海关后,只用了七年就成为了中国海关最高序列的税务司——偌大一个中国,一万八千多公里海岸线,3000公里长江通航河段,也不过四十来个位置罢了。梅乐和的升官速度,相当于考上公务员,在同僚还在争升副处的时候成为部级干部。
受到舅舅余泽荫蔽的梅乐和同样是个极其狡猾的人物,他比安格联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大英帝国外交部的想法。他很清楚大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也正确地判断了中国将不断掀起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浪潮。
“从政治上讲,如果屡遭困顿、挫折的国民党人不得不同共产党人和苏俄分子长期结盟,就将有灾难性的后果。相反,支持这一运动中的稳健分子,促其成功,将对英国有利。”
北洋政府无力镇压革命,那就挑选革命力量中的“稳健派”来扶植。安格联去职不仅仅意味着是中国争取关税自主权小胜一场,更标志着帝国主义开始抛弃北洋政府,转而从国民党中选择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对象,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台的蒋介石政权。
梅乐和带着这样的使命,从1929年到1941年执掌中国海关,在向帝国主义输送利益的同时,给予蒋介石足够的财政支持。最典型的操作就是关税余额(一般简称“关余”)的重分配。
所谓关税余额,是优先偿付对帝国主义赔款与外债后,中国海关的剩余收入。辛亥革命后安格联将钱存入汇丰银行,用来支持英国资本。没有他的批准,中国政府一点也不能动用。
这笔钱的分量极为可观,1931年(民国20年),中国海关总收入2.6亿两关平银,两年就足够还清辛丑条约本金,折合国币将近3.8亿元。
3.8亿元是多少钱呢?
1931年(也就是下表的民国20年)民国财政总收入不过6.3亿元,关税占到了蒋介石政权财政总收入的60.9%。
清政府与北洋时期虽然怕洋人,但至少还能对内地一些省份收些农业税、工商税,政府对关税的依赖远没有达到蒋介石政权的程度。对于蒋介石的财政状况,梅乐和一句话就能概括:
“中国国库收入,以关税为大宗,实为国家命脉所托,中央军政各费大抵取给于此。”
我还能用更简短的话概括一次——“旧中国政权,一个比一个更买办化”
1929年开始,中国海关允许蒋介石政权使用关余存款。自从辛亥革命安格联窃取关税余额,北洋政府做梦都希望能花到这笔钱,蒋介石一步就实现了北洋政府的梦想。
而大英帝国将这笔钱回馈蒋介石,当然不是良心发现,恰恰是因为蒋介石政权有用——中共打算彻底收回海关主权,绝不能让他们上台,必须扶植一个镇压革命效率最高的中国军阀。
蒋介石有了大英帝国的财政支持后投桃报李,积极围剿革命,发动了旧中国最“奢侈”的一场围攻战——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役。
战役结果证明,梅乐和的选择非常正确,大大推缓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时间,很好地维护了大英帝国在华利益。蒋介石政权一方面坚持偿还庚子赔款,外国恶债,另一方面即便名义上取回了关税自主权,依然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低关税政策。
然而,梅乐和的麻烦不只是红军根据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三省,1937年全面侵华,英国在远东扶植的二等帝国主义开始反噬主人,和自己曾经的大哥争夺殖民地。梅乐和背后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吓阻日本,只能选择妥协与绥靖。正如同期德国在欧洲的扩张,大英帝国已经不想再挑头镇压新出现的工业强国了。
于是,慕尼黑协定使英国首相张伯伦成为千古笑柄,梅乐和代表中(da)国(ying)海(di)关(guo)也制造了抗日战争中荒唐的一幕。
1932年,在东三省沦陷于日寇之手时,梅乐和这个中国官员竟然跟日本谈判,只要日本承认总税务司的行政权力并且按时交纳英法美等国的外债份额,就承认东三省海关的剩余收入归日本所有。梅乐和还表示,愿意说服南京中央政府承认这一事实。
1938年,南京大屠杀之后,梅乐和为了所谓海关的完整性,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
这个协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只要日本履行占领区海关债务赔偿问题,那么非占领区的海关依然会向日本交付【庚子赔款】。
换句话说,不仅东三省的海关余款归日本,其他未占领区也要继续给日本提供军费,支持日本侵略自己。这笔钱一直付到1941年日本对英美宣战为止。
蒋介石一直希望外国列强来干涉日本的侵略,然而英国和日本妥协,根本不需要和蒋介石打招呼。对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来说,只要保住在华现有利益,日本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蒋介石当然很不满,但一句娘希匹都没有,只能委屈地回复。
“并不表示惊骇,因彼等早知有此结果。但中国民众以英竟与日订结协定,表示愤懑。”
继胡适之后,中国人民对海关的意见又被代表了一次。
蒋介石不高兴,梅乐和也没高兴太久。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直接闯入上海租界将第四任总税务司梅乐和抓进监狱,此时梅乐和手里依然扣留了10亿多元关税余额,相当于中国关税三年的收入。这笔钱被日本全数吞没,大英帝国失去了对中国海关的控制,顺便给了日本侵略军一笔最丰厚的赠礼!
这时美国等国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1942年起纷纷放弃庚子赔款,美国还在当年提供给民国政府5亿美元的贷款。
从下表的关税比例就也看出英国对华影响力在41年后急速衰退。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蒋介石买办政权果断抱住了美国大腿。
美国援助当然不可能白给,他们急不可耐地用援助来换取对华影响力,1943年,美国人李度打破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必须由英国人担任的惯例,开始了洋人统治中国海关的最后时光——也是最“辉煌”年代。
对于中国海关这块肥肉,美国人已经惦记了差不多100年。1854年,正是美国跟在英法两国屁股后面,开创了外国人直接管理中国海关的恶例,只不过当时的美国实力不强,只能跟着其他列强求一个“最惠国待遇”。
凡是其他国家在中国抢走了什么利益,美国人一定要来分杯羹,白吃白喝。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欠下关税不还,美国商人也就跟着拒付,27万白两欠款就当不存在。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美国人有能力满足自己全部的欲望,只是因为日本占据了中国全部沿海港口,所以不得不等到二战结束。1946年,日本刚刚投降,美国就拿到了中国57.2%的进口份额,英国只有可怜的4.6%,这还不算大量从美国走私过来的物资。
特别是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更是彻底毁灭了自1927年以来中国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全部努力。看似平等的条约隐藏着巨大杀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兼农业国,几乎可以免税进入中国市场,而且海关首脑还是个美国人!
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积攒下来的经济底子,终于迎来了宏大的葬礼,旧社会在美国倾销的风声中轰轰烈烈地倒塌。
1946年,中国出口只有1.4亿美元的情况下,进口居然高达5.6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让国民党政权的外汇储备大减,不得不限制汽车等重要产品的进口。
总税务司李度当然会照顾政府的利益——美国政府。所以,他和自己的英国前任一样,他不仅想尽办法推迟禁令,还偷偷泄露禁令让四大家族在汽车进口上篡改合同,赶在最后一分钟有效期内再消耗一大笔中国外汇。
更有无数的美国商人通过贿赂,通过李度让大量商品私自入关,代价比关税还要低。1947年的中国市场被时人总结为两句话:“无货不美”,“凡美皆备”。以当时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可口可乐公司依然能把原料输入中国,由屈臣氏汽水代为装瓶,倾销各地,逼死中国同行,就连是中央汽水厂也几乎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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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美国人掌管海关的后果。倾销无孔不入,中国百业萧条,就连传统的农业也被洋米洋面打得不知所措。无论白领,小市民,工人还是农民都在美国货与苛捐杂税的冲击下失业,下岗,破产倒闭。蒋介石一度以为三个月结束剿共,现在连一个月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在美国资本看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胜利——不是对中国人的,他们不配,这是美国霸权对英国霸权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用于拆毁大英帝国的力量,比几年前德国日本的输出还要强十倍,毕竟大英帝国基业数百年,拆哪里都有赚头。围绕着中国海关的斗争只是这幕大戏的一小部分而已——虽然对中国来说已经是全场悲剧。
亲手埋葬了大英帝国,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这样的丰功伟绩足以让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开国先贤含笑九泉,然而,年轻的美帝国主义没料到,这场胜利最大的代价,是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
1948年,美国货已经倾销到之前从未进入的四川甘肃,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开始对破产的南京政府进行战略反攻,三大战役逐个打响。解放军不靠关税也能发动百万大军,总税务司李度没法再学习前任操控政局的手段,只能调集海关船只帮助国民党把黄金白银运到台湾,最后坑中国人民一次。
1949年,新中国任命孔原为百年来第一任中国籍海关关长,台湾的蒋介石伪政权也获得了美国的“谅解”,在李度携剩余洋员辞职后任命了中国籍总税务司——当然这时只能管到台北和高雄了。不知此时蒋介石是否会想起1927年,那年他还是中国革命军的一部分,北洋政权虽然是革命军的敌人,却能借革命大势撤掉安格联的职务。
1950年,全部海关洋员离开中国,解放军同时给海峡两岸的中国经济赢得了生存权。
【待续】
(作者:香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