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制”的艰难出台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节假期是在1950年,假期为两天。

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形成我国法定假日的基本格局。

每年4个节假日:元旦1天、春节3天、五一劳动节1天、十一国庆节2天。

全民法定假日共7天,这一法定假日的安排,持续了整整50年。

需要说明的是,从1950年颁布休假制度,到1994年进行改革,这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国一直是六天工作制。

即每周休息一天,周一到周六为工作日,只有周日为休息日。

年纪大的朋友,回忆80年代的工作和上学,普遍都说:那时候每周上六天班/课。

随着改开不断深入,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相关舆论环境也在变化,原来的六天工作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1994年3月,我国对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假期制度,进行探索式改革。

为尽量减小震荡,相关部门采用“过渡”模式,在过渡期内,实行“大小周”并行的休假制度。

即一周六天工作,隔周五天工作,轮替执行:周日单休的星期,被称为“小礼拜”,而周末双休的星期,被称为“大礼拜”。

这个休假制度,在当年的相关影视文学作品中,都有涉及。

我记得小时候的杂志里,经常出现“小礼拜”、“大礼拜”,那时候还不懂事,以为他们是兄弟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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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一年后,到了1995年3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

要求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每周5天的新工作制,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周六周日双休。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94年,还是95年,这两次假期改革,都是针对国企职工。

对民企职工的休假安排,相关部门以鼓励为主,没有强制要求。

所以直到今天,我国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双休、单休、大小周的制度依然并存。

时间来到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内经济开始出现收缩。

如何刺激消费,通过内需拉动国内经济,已经成了中央关注的重点问题。

1998年夏,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湖北省是其中的一个重灾区。

抗洪救灾结束后,朱总理到湖北灾区视察并慰问灾民。

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国宝,陪同参加。

在视察慰问结束后,已是农历除夕,考察组在湖北省一起过春节。

在此期间,张国宝向总理提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家是否可以考虑提高社会工资水平、延长公众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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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宝(右二)向朱镕基总理(右一)汇报有关建议,左二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魏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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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宝认为长假有两大好处:一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二来也可以扩大消费,消解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他在自己的著作《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披露了具体的出台过程。

为了增强说服性,张国宝不仅调查了发达国家的节假日情况,还调查了一与中国情况相仿的“发展中国家”节假日情况。

从对比的几十个国家来看,欧美发达国家自不待言,有名目繁多的假日。

即使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春节三天,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天,国庆两天,元旦一天,全年共七天法定节假日,也是比较落后的。

和中国同一假期水平的,只有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国家。

在9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名声很不好:朝鲜被世界孤立,越南跪求西方投资而不得,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被当做负面典型。

除了对比不同国家假期,张还提出了具体的节假日修改计划:

五一劳动节的假期,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两天;

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一天。

其余假期不变,这样全年实际只增加了三天。

虽然只加了三天,但可以将节日前后的两个周末,进行合并使用。

这样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七天的长假日,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但争议巨大的“调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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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稿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召集相关的13个部委,一起开会听取计委汇报并征求意见。

除经贸委保留态度外,其余12个部委,都非常赞成增加假期。

教育部认为:增加三天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

相反学生可以在节假日与父母、家人、同学在一起,这不但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也多了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公安部认为:根据统计,节假日的犯罪率低于平时工作日。

但公安干警要保障节假日社会治安,会有更多加班值勤,要做好调休和考虑干警待遇。

民政部、民委表示支持,但提到能否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比如让清明、中秋也放假,而且清明节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去祭扫先人,增加假期有利于海外华人来团聚。

交通部、铁道部也支持,但提到长假日出行旅游人数会增多,会造成交通拥堵,还要注意防止出现恶性交通事故。

但经贸委的相关同志则提出了一些顾虑和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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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许多工厂必须连续生产的,如钢铁厂、化工厂。

如果延长假期,这些企业为了保证生产,必须在假期给员工双倍工资。

这岂不是增加了劳动成本?影响了经济发展?

第二,假期多了,难免有干部利用节假日游玩,引起不正之风。

但经贸委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驳,认为这些问题虽然需要注意,但和能不能实行长假没有关系。

最后相关领导总结,对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生产的企业”,因节假日加班多支付的加班费,要做一个测算,看看会增加多少成本。

在与会者最终通过增加假期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谁有权决定公共节假日的设定?是国务院还是人大?

国办查找了历史文件,最初设定公共节假日的文件,是1950年的政务院文件,因此要由国务院来决定公共节假日。

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增加节假日的方案已基本成熟。

时间已经到了8月底,离国庆节只有1个多月时间。

尽管时间非常紧张,但朱总理依旧希望,能在建国50周年大庆时,就实施这一计划。

增加假日并非小事,涉及到各个方面,这么大的事,虽由国务院发文,但必须提交党中央,由中央做最终决定。

于是朱总理紧急联系了中办,提出在9月份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加上增加节假日的汇报。

就这样紧赶慢赶,终于在当年的9月23日,中央通过了增加假日的报告。

这时距国庆只有一个星期了,准备工作也十分匆忙。

好在各部门都拥护增加假期,在新中国的50华诞上,全国人民享受了第一个七天的长假。

亿万中国人与祖国一起欢度国庆,迎接千禧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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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从后来的结果看,它完全实现了设立时的初衷。

1999年设立当年,全国出游人数猛增到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

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它直接开启了节假日旅游热潮,黄金周制度从此被视作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一大举措。

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黄金周这一创举,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但与巨大成绩伴随而生的,是这一制度的巨大争议。

集中休假的措施,具有天然缺陷,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集中休假所造成的问题,也容易被加倍放大。

有观点认为,黄金周并没有创造新的需求,只是释放了原本存在的需求,而且是过于集中的释放,人为制造淡旺季。

最后旺季过旺,淡季过淡,加剧了资源不合理配置的烈度。

尤其是假期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以及安全等各方面,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这些年来,呼吁取消黄金周的声音就始终存在。

2006年,国家发改委在总结2005年经济的报告《2005:双稳健政策下的宏观经济走势》就建议: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

2007年,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在两会期间再次提案呼吁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

2007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新的放假安排,自2008年开始取消“五一”黄金周,增加清明、端午、中秋各一天为法定节日。

2014年9月,被公众熟知的“假日办”被撤销,其职能并入国务院旅游工作部联席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从2020年开始,原本有7天被压缩至3天的五一假期被再次扩张到5天。

这也说明,节假日的设立需要通盘考虑全局,是一个动态调整、持续优化的过程。

文章来源,公众号:特例的猫

原文链接:国庆“长假制”的艰难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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