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科学语言"为什么是英语？

        "you are able to read this sentence(你能够读懂这句话)"。

        这是《scientific babel》书中的开篇第一句话。同时，这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证明'特性的语句。很显然，如果你能够读懂里面的内容，这句话是绝对成立的，如果读不懂。。。那也就没有意义了。然而，当Michael Gordin向你展示他对历史上的科学家所使用的语言的全面记录时，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便渐渐浮出水面了：为什么当今世界上对科学有兴趣的人，比如能够拿起这本书仔细读的人，都能够顺利地读懂英文呢？

        有人可能会想，是不是英国早期全球扩张的行为，再加上美国后来居上利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导全球而导致英文变成了一种全球化的语言呢？然而，这并不是Gordin的观点。实际上，他认为并没有什么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德语，法语与英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界的三大语种。确切地讲，19世纪末英语文献的数量虽然要超过其他语种，而差别并不很大，甚至在1910年到1920年左右的时候，德语一度超过了英语与法语成为了最流行的科学语言。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德语在科学期刊中的使用慢慢减少，而英文变得更加主流起来。

        作为化学史、苏联科学史以及冷战方面的专家，Gordin认为苏联科学家在19世纪末期需要面对的交流问题更为强烈。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集大成者，苏联化学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的一个助手将他研究论文中的'相（phased）'翻译为德语时错误地译为了'周期（periodic）'。这使得他的成果一度被学界质疑。另外，在创新性的理论还需要用书籍出版的方式公布的年代，出版商在没有当地科学家的指导下并不太情愿承担翻译成该国的文字的任务。讽刺的是，如果不首先翻译，当地的科学家们又怎么会读懂文章的内容从而提供指导呢？

        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呼吁需要一个"辅助"或"载体"语言，这种语言需要对全世界各国人民家均平等，新鲜，而且易于学习与使用。这一要求十分符合科学语言的要求，因为知识本身就需要以平等与简练的方式传达。在此背景下，沃拉普克语成为了第一个实验对象。沃拉普克语是源于英语与德语的一个人工语种，1880年左右开始流行，然而之后就被一种名为"世界语（Esperanto）"的语言所代替了。这种语言受到德语，罗马语以及斯拉夫语的影响，曾经一度成为最成功的人工语言。然而，它在科学界的应用在1907年受到了质疑。当时出现了另外一种叫做"Ido"的人工语言。但是在一战开始时，Ido的首要支持者，化学家Wilhelm Ostwald企图该变世界语言的平等中立的特性，改变为"Weltdeutsch（World-German）"。事实证明，这一语言并不中立，而且也不成功。

        到了20世纪，科学“三雄”确立，主要官方科学语言是法语、英语和德语。但很多科学家仍梦想只使用一门语言的科学。三门主要科学语言的使用者都不肯选择其他任何一门语言，于是有科学家和语言学家联合提议采纳一门中立的科学“辅助”语言。

　　1907年，一个国际语言学和科学泰斗委员会召开会议，考虑确立一门通用的科学语言。波兰医生、发明家卢德维克·柴门霍甫在1887年创立的世界语似乎恰到好处，许多委员主张选它。然而，某天上午委员们抵达会场讨论时发现，白纸黑字描述的是另一种新发明的语言——伊多语。戈丁说，若干年后，此举的肇事者才曝光。委员会主席、德国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倾心于伊多语，因为它能表达化学关系。他大力推崇伊多语，甚至把他1909年获诺贝尔奖的大部分奖金用来推广它。但随着一战爆发，奥斯特瓦尔德宣布了一个令其所有同行既震惊又愤怒的观点：德语应当是唯一的科学语言。

        一战结束后，为惩罚德国的政治侵略，科学界对讲德语的科学家设置重重壁垒。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把德语踢出其官方语言行列，其他国际科学组织也采取了相同举措。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在一个新领域——量子物理学方面领先，德语再度成为可接受的科学交流工具。但是，希特勒的得势迫使德国的很多优秀科学家移居外国，因而也就学会新的语言并用新的语言讲课、出书和发表文章。到二战结束时，作为从政治上反抗德国的手段，美国及其他国家不再教学生德语。很快，英语战胜其他候选者成为科学的语言。如今，英语几乎总是国际科学会议的唯一交流语言。自然科学精英期刊上超过98%的文章是用英语写的，科学家无论母语是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还是乌尔都语都必须能讲流利的英语。

        二战结束后，上述进程的主导因素开始偏向于人口学及地缘政治。大英帝国在19世纪的扩张对多语种共存仍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但出身和崛起于20世纪美帝国的科学家则并不被要求掌握多门外语。战后迅速壮大的苏联科学家与工程师，是美国在科学上的新竞争对手。在1950至1960年代，世界上约有25%的科学出版物是俄语写成的，俄语成了世界第二大科学语言，紧跟在英语的60%这一比例之后。然而，到了1970年代，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都倾向于用英语交流，俄语出版物的数量又开始下降。

        到了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都狂热于学习埋藏在对方阵营语言构成的科学文献中的先进技术。政府引导开发了可以翻译语言的机器，后来因为电脑的诞生加速了这一进展。然而，机器翻译的语言需要经过漫长的编码与检验的过程才能得到最终翻译后的结果。为了加速这一过程，苏联对于外国期刊摘要的抽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美国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从头至尾地直接翻译所有的苏联期刊。《scientific babel》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美国是如何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的。

        随着冷战的白热化，以俄语发表也被解读成了一种明确的政治宣言。同时，世界范围内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继续学习着英语，但科学史上的这一反常发展却一般不被看作有深刻的政治性。到1980年代早期，英语基本上占据了全球自然科学出版物里的超过80%，如今则发展到了99%左右。

        那又如何？信奉效率或许有一定道理，而如今只用一门语言的科学在沟通上也很方便——近来科学的显见成功似乎可以用这种思路来解释，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代价。在1869年，迪米特里·门捷列夫几乎丧失了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身份，因为他是用俄语而非德语出版的；如今，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学术领域用英语以外的语言——以及在非顶级期刊——出版，学术成果几乎肯定会遭到无视。

        话说回来，有两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维持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单一语言体系，既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也需要在非英语国家对语言培训和翻译投入海量的资源。第二，哪怕所有英语国家在明天立刻消亡，英语也仍将是重要的科学语言，惯性毕竟是难以消除的。以往的知识积累在科学家当中形成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心理学术语，人们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它就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简言之，人们在决策时会不自觉地过度重视最初获得的信息——译注）同时支持了以往的多语言共存体系和如今的单一语言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