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的“元实力”到底是什么？｜文化纵横（下）

▍教育、智力和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谓人力资本，即具有一定知识技能且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劳动力。它所强调的是劳动者在教育和职业培训上的投资，以及智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给生产所带来的效益。到底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或生产单位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如何测定人力资本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经济学家意见纷纭。过去多认为无法就此做精确测量，而测量标准也各不相同。例如，有人把人力资本水平等同于劳动力的学校教育程度，并试图计算出人力投资的回报率，即不同程度（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投入与毕业后的个人收入和社会贡献之间的比率，认为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小学教育的回报都是最高的；对社会的回报，大体上中学高于大学；对个人的回报，大学高于中学。有学者认为，普及中等教育对经济成长所产生的效益最大。也有学者强调大学教育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至于人力资本的衡量，有人主张以一个社会的小学或中学入学率为标准。学校教育直接带来智力水平的提升。有人发现，在西方某些国家，多接受一年的学校教育，个人的智商会提高1.0至4.2。而智商的提高，直接影响个人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智商每上升1点，生活水准将会提高6.1%。也有人强调数学知识对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入的决定性作用，还有人试图把各国学生参加国际数学和学科考试的成绩，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参照指标。

值得重视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在几乎所有上述跟人力资本相关的同类发展程度国家排名或各种测定结果中均名列前茅。中国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1975年达96.8%，1979年为93%。小学升初中的学生比率，1975年为90.6%，1979年为82.8%。相比之下，1979年印度的小学入学率为78%，除中国和印度之外的其他低收入国家平均为64%；同一年，印度的中学入学率为27%，其他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7%。中国在所有低收入国家中属于最高水平，甚至超过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小学入学率平均为97%，中学入学率平均为39%），紧追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中学入学率平均为88%）。至2000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达99.1%，小学升初中的学生比率达94.9%。至于各国的智商测试结果，根据权威学者的研究，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中国港台地区）平均为105，东南亚为90，南亚为84，美国为98，巴西和墨西哥为87，西欧和中欧为100，南欧为94，东欧为96.5，南非为72，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56—67之间。至于中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试中的成绩，自从1991年有记录以后，在世界各国中一直居于前列。而对各国劳动力素质的测试也表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平均分值为59.28，仅次于日本（60.65），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第三至第八位分别为德国、瑞士、中国香港、荷兰、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美国为43.43。其他发展中大国，巴西为33.91，墨西哥为35.06，南非为45.25，而印度仅为21.63，是所有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中最低的）。

如何解读上述有关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各项指标？首先，就近因而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小学和初中教育在全国城乡的大力提倡和普及，对8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的最大特色，是把发展重点放在中小学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亦即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上，而非以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为重点的高等教育。从国民经济完成战后恢复的1953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全国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从293.3万人剧增到6779.9万人，增长了23倍，远远超过同期小学和大学在校人数的增幅（小学学生从5166万增至14617万，增长了1.8倍；高校学生从21.2万增加到62.5万，增长了1.95倍）。“文革”时期，高等教育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但中学教育却处在突飞猛进的状态，在校学生的增长超过以往和以后任何时期。尽管他们的知识程度总体上不及此前和此后同等年级的学生，然而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量初中、高中毕业生在农村的涌现，为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的异军突起（进而构成彼时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和中国工业化的全面起步，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

再从更久远的角度看，中国劳动力素质的高水平，还跟汉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有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传统。这种民间态度与1949年以后国家大力提倡的普及中小学教育政策相结合，导致国民识字率迅速提高。自从民国以来一直实行的高等学校考试入学制度（除了“文革”中一度中断之外），也使读书升学成为绝大多数人在和平年代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最主要渠道。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每年的升学考试，也成了几乎所有中国父母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一旦高校招生名额放开之后，中国的大学生数量便成直线上升趋势，普通本专科生的招生数，从1978年的40万，剧增至2016年的748万，而本专科毕业生数量，也从1978年的16.5万增至2016年的704万。在校本专科学生数量，2016年达到2696万。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2016年为42.7%）在世界各国中仅居中上水平（2015年排名第72位），但2016年拥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本科学位的人口数量，多达470万，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相比之下，位居第二的印度为260万，位居第三、第四的美国和俄国均为56万）。这对今后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将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一点下面还会提及。

至于接受了中等教育的毕业生，在中国更是一个庞大的人口。仍以2016年为例，初中毕业生为1423万，在校生为4329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为534万，在校生为1599万；普通高中毕业生为792万，在校生为2367万。中学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各行业一线劳动力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在2016年全国28171万进城务工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4%，合计占近86%。良好的中等教育，一流的学习领悟能力，加上勤奋的工作态度，使他们在经过短期培训后，很快便能够转化为理想的劳动力，胜任制造业和服务业各种岗位的工作。各行各业熟练的一线操作工人，加上他们背后充沛的技术开发人才和能干的管理团队，构成了中国制造业最为雄厚的人力资本。难怪美国苹果公司总裁库克（Tim Cook）在媒体上多次强调，公司之所以把产品组装工作放在中国，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便宜，而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素质。他的原话是：“大多数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是因为他们看中这里的市场规模，当然在许多方面它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吸引力还是这里的人的素质”。又说：“我们所做的产品要求使用非常先进的工具，必须要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精细程度，我们对材料的操作和运用都是一流的。而这里的操作技巧非常之深。在美国，你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些产品加工方面的工程师，但我不敢确信能否找到一屋子这样的人。但在中国，他们可以站满好几个橄榄球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谈到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时，也说“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一直专注于智商研究的林恩（Richard Lynn）说得更直白：“一旦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过去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众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增长”。

所有这些，跟过去流行的关于中国劳动力的认识大相径庭。长期以来，海内外经济学者，每论及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均把中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列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的确，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的庞大和工资的低廉（2007年以前，制造业的小时工资甚至低于印度），在2000年之前曾经是中国赖以吸引外来投资的最有力的条件之一。然而，他们对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却多忽而不论。当然，当制造业本身还处在低端的劳动力密集阶段时，尤其是对其中大量存在的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要生产形式、以压榨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盈利手段的血汗工厂而言，劳动力素质本身并不十分重要。然而，一旦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移，生产流程各阶段的技术要求提高之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优势便突显出来，并将成为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一。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潜力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时期内，乃至直至今日，低端产品和以模仿为主的所谓“山寨”产品的生产，曾经是中国制造业的代名词。中国产品缺乏创新，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的品牌，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其实，对于主导中国制造业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在劳动力价格低廉且供给充沛，同时缺乏资本、技术优势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条件下，专注于劳动密集的低端产品的制造和市场流行的技术产品的跟踪、模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是企业实现快速盈利的最有效的途径，也是资本本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属性使然。然而，一旦企业经过竞争之后，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资本积累和技术积聚，注重自主技术的研发和自身产品品牌的推广，追求更高水平的利润，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企业成长壮大的下一步目标。中国的制造业目前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阶段，其中最为成功的企业已经在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国际同行业的前列，并且将自己的品牌推向了国际市场。而支撑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正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人才储备和雄厚的人力资本。以2015年为例，中国的专利申请多达1101864件，遥遥领先于位居第二的美国（589410件）和紧随其后的日本（318721件）、韩国（213694件）；同时，获批的专利申请也最多，达到359316件，多于美国（298407件）、日本（189358件）和韩国（101873件）。在2015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系统申请的专利中，中国的华为在全球前20家公司中高居榜首，达3898件，中兴位居第三（2155件），仅次于美国的高通（2442件），京东方（第14名）和腾讯（第20名）也榜上有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专利申请和获批数量，每年呈加速增长的态势，而其他各国增速皆平稳、缓慢。所有这些，均显示了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巨大潜力，及其背后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

不过，上述数据也显示，中国专利申请的获准率仅为32.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50.7%，日本为59.4%，韩国为47.7%）。这一事实所折射的，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绝大多数专利申请的技术含量不高，研究者的创新意识不强；这又跟中国科研机构和企业界的总体研发力量相对落后，甚至跟研究者自身的素质相关。在中国古代人文取向的文化传统里，对科学发现的好奇心和严密精细的逻辑思维，从未受到人们的推崇，这种态度影响所及，直至今日。在今日市场大潮的冲击下，研究者即使有心致力于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也很难求得一个心无旁骛、不计功利的学术环境。中国的科研领域不仅要在数量上而且要在质量上追赶发达国家，依然任重道远。

▍国家的积极介入

最后，有必要考察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国家在经济成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学界曾经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来刻画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跨国公司主导各个部门，国家退居次位，发展型国家所突显的是中央政权的超然地位和不受利益集团制约的自主性。在此前提下，国家在后起型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即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或者通过补贴、汇率、工资、货币贬值、发放牌照等间接手段，鼓励投资和贸易向最富有前景的部门发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日本，其通商产业省（MITI）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在主导日本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提升国际竞争地位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些政策允许私营企业主导各部门，但必须遵从政府所制定的各项社会经济目标。这种模式，不同于美国式的规则管理（regulatory）导向，更迥异于苏联式的统制经济。此外，战后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也在官方强力主导下经历了相近的路径，使其产业结构成功地从劳动密集的低端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发展型国家的类型。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地方在于，国家政权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对经济各部门的介入也更加深入。无论战后日本，还是韩国和台湾地区，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的部门十分有限，私营企业始终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1995年以后，中国各行各业的29.1万家国有企业，在政府“抓大放小”政策的牵引下，曾经历了急剧的转型，其中小型企业多被关停出售或改组兼并，大型国企则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产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因此大为降低。但在2008年，为了应对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政府推出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方案，资金多流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推动了所谓“国进民退”的进程。对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核心部门的绝对主导地位，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用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加以刻画，即国家虽然允许私营企业在大多数经济部门生存乃至占据主导地位，且国有企业本身也以市场经济条件下所特有的股份公司的形式进行运转，但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主导国民经济的日常运转和发展规划；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控制甚至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且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据称，这种以中国为代表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构成了当今世界各国各种经济形态的两极，而欧洲各国多居于这两极之间。至于中国国内，则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描述当今中国的经济形态，所强调的同样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当然有着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和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背景，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不断探索的结果。除了这些近因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其赖以成长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文化环境，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发展型国家或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程度地流行于东亚各个国家或地区。事实上，无论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是在中国大陆或港台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多不同于流行欧美的个人主义，而更具集体主义或团体主义倾向。无论国家治理还是公司管理，更提倡在社会成员或团体内部建立共识，为了追求国家或团体目标而尊重领导权威、强调社会群体或团体内部和谐相处、个人责任，而不是一味主张个人权利以及相关的法律和契约关系。

东西方社会行为特征和治理模式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现代西方社会盛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相关的权利观念，跟欧洲历史上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紧密相关。这种宗教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尽管在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流派，但其本质特征一直未变，即奉行一神论及其所预设的由上帝所体现的超越世俗、主宰万物的最高法则，其地位远在任何世俗的人为律法即所谓实在法（positive law）之上。受其影响，人们相信自己具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或上帝所赐予的）权利，并且在其权利受到任何世俗权威的挤压时加以反抗。这种自然法（natural law）观念为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概念的流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且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市民社会的崛起而发扬光大。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最核心的观念，即是由上帝赋予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天赋人权），以及由个人有机地组成的社会的自主性，与人为地产生的各种世俗权威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个人（以及推而广之的社会有机体）与国家之间的二分、对立和冲突，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至高无上和不可剥夺，及其相对于所有世俗权威、律法的绝对优先地位，构成了近代西方各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和最核心的内容。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里从来没有这种超越性力量（及其所派生的天赋的个人权利观念）与世俗权威之间二分、对立的预设。儒家视个人为更大范围的整体（家族、国家乃至天下）的一部分，强调个人行为选择必须符合社会规范；个人目标的追求必须服从于家族、国家和整个人类的福祉。在中国人的日常观念和官方说教里，个人须约束自我，服从家族或家族之外的其他集体的最高利益，在整体中体现个人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而从来没有摆脱和超越集体的绝对权利和自由。集体内部的和谐与共识，远比个人的利益和主张更为重要。晚清以来，西方自由主义观念通过译介传入中国，知识分子也热心提倡，但背后的动机多是视个人的解放为寻求国家富强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甚至认为在民族生存出现危机之际，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拥抱专制权力，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而非如同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那样，视个人权利和自由本身为最高目的，国家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或障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是天经地义的，尊重权威、遵守规矩被认为是做人的本分；认可或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被认为是国家对个人的恩惠，既可以赠与，也可以收回。这种传统认识对国家和个人行为的影响延续至今。各种纠纷的处理很大程度上依然倚重庭外调解，而非依据法律条文进行是非明确的法庭判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分际时常处在含糊不清的流动状态；尤其在彼此之间产生紧张、冲突的时候，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威可以随时挤压个人及集体的权利和利益。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很难分出优劣。只能说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各自所在的文化情境和政治生态的产物，并且均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欧美各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完美结合，相辅相成，导致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成长壮大，并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而席卷全球，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依然保持其强势地位。而在欧美之外，个人主义政治文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很少能被原样移植，即使被模仿，也都跟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甚至完全被扭曲。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也不例外。1919世纪中叶以来，这些社会在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皆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经历了或者正经历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移植自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未真正落地生根，而是与东亚各社会的本土文化和政治传统相互激荡，被有选择地排除、吸收或转化，形成形态各异的新型权力结构和行为模式，并且至今依然处在演化过程之中。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引领角色；与此相伴的则是国家权力对各个领域的强势渗透、介入，以及国家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挤压。

不用说，国家权力如果过度扩张，失去有效的制约，尤其当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人独断专行的时候，会给经济和社会的有序转型带来巨大的风险，乃至造成整个民族的灾难。然而，如果国家能够正确地制定规划尤其是工业化长远目标，并且为达到这些目标而有效介入经济各部门，则会产生自由市场条件下所无法形成的经济效果。所谓发展型国家或者国家资本主义，正是这种积极介入的产物。更严格地说，它们是工业化时期乃至经济、社会、政治等各领域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本土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化紧迫要求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国家的人为介入，在缺乏法律制度有效约束的条件下，会产生裙带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但如果措施得当，则会大大加速后起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相对于流行欧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战后东亚社会尤其是今日中国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到底有何优势？

有两点是明白无误的。其一，在资本、技术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加剧而民族国家依然是界定贸易条件和竞争平台的基本依据的前提下，以跨国公司的技术和市场垄断为主要存在形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与发展型国家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迅速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庞大力量面前，有些力不从心，在部分经济领域的竞争中渐显劣势。其最大劣势，在于跨国公司都是凭靠自身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单打独斗，优胜劣汰；而那些在资金、市场和技术研发方面获得国家挹注和保护的大型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不仅会巩固国内市场的支配地位，还会向海外扩张，对习惯于在自由市场中生存竞争的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的各类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和市场挤压。其实，国家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上屡见不鲜，只是过去规模都很小，不足以对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构成威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它正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结合了市场机制和国家意志的双重优势。它在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对垒中到底能走多远，是否会形成对后者的全面碾压，尚拭目以待。

其二，发展型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对经济目标的长远规划和相应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这些目标通常依据本国经济的现状，强调发挥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为基本策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战后东亚各经济体的成长，基本上都是沿着从劳动密集的低端制造业特别是资金、技术要求不高的轻工业，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再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升级的路径展开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准的提升，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实现年限。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制定的政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本身相对稳定，长期形成一党执政的现象，或者至少由于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的技术官僚队伍比较稳定，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受任何利益集团支配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相比之下，欧美各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大缺陷，是众多私人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盲目竞争。政府对企业的介入和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并且由于政府定期更换，其经济政策缺少长远的规划和可持续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着眼于解决当下问题和短期方案，并且以讨好选民、赢得领导人竞选为归依，政府规划和政策也随着领导人的更迭而变换，且不同程度地具有民粹主义的流弊。

▍元实力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是近二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ichael E. Porter）把这个问题讲得最为透彻。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竞争力的最根本问题是提高生产率。只有生产率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准才得以提升。而生产率本身，又取决于产品的品质和性能，尤其是取决于经济的持续升级能力。但他认为，每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有限，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具有国际竞争力，而只能专注于其中若干个行业或部门。因此，所谓国家层面的竞争力是个伪问题，实际上只能讲一个经济体内某些行业或部门的竞争力。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在于这些部门或行业形成了良好的运营基地，正是这一基地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的超群发挥提供了种种优势条件。这些优势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要素条件，诸如技术工人和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二是需求条件，即为产品或服务所必需的国内市场需求；三是相关行业的存在，主要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和相关行业的有无；四是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关键是企业的治理问题，即如何将它们组建和管理起来。这四个方面的优势连结在一起，构成了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理论”。

波特的钻石理论是富有洞见的，它基本上可以解释西方各主要工业国为什么各自会在某些特定的产业或部门具有一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理解今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潜力，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然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波特依然只是就经济论经济。他没有进一步追问形成这些优势条件背后的各种历史文化因素，虽然他也意识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历史遗产和制度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把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构成中国“元实力”的五个方面，跟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四个构成要件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在国家规模、人口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和国家定位方面的各种优势，为所有这些构成要件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元实力”这一概念，超越了波特的钻石理论。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那些能够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直接作用的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各项物质条件（即上述四种优势条件）；它所彰显的也不仅仅是一国经济的某个产业或某个经济部门所形成的局部的国际竞争优势。“元实力”概念的涵盖范围更广，除了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物质层面的各项显性要素之外，更强调由历史和文化遗产所界定的各项非物质层面的隐性要素。由此所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不仅仅限于某一部门或行业，而是综合性的、持续性的，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竞争力的长期提升。中国的人口之众、市场规模之大，为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业的成长、扩张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同时也推动了各行业产业集群的普遍形成，其国际竞争力将随着技术升级而得到提升。这些集群数量之大，种类之繁多，生产效率之高，世所仅有，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生产的商品，已经流通到世界各地。中国民众对教育和智力开发的重视，也使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为先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已经取代过去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吸引国内外投资的最有利条件。政府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所起的引领作用，尤其是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制订和实施，也为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关键领域先进技术的赶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的组建和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民众的世俗精神和勤勉的工作态度，加上内地各省族群高度同质所带来的社会相对和谐与稳定，又为上述各项优势条件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必要的内在和外在的环境。所有这些，都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在几乎所有行业和部门——而不是像其他工业国那样仅仅在少数产业部门——形成日渐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只要没有意外的重大灾难（大型自然灾害或大型国际战争）发生，中国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将持续成长和升级。这并不是说，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不会发生短期的经济震荡、停滞乃至衰退，但是只要构成中国元实力的上述五个条件不变，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就不会被颠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升级势头将会继续下去。只要给以足够的时间，中国将在各个主要工业和经济部门形成世界范围的主导和领先优势。中国民众在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上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短。

▍元实力释放的空间和时间维度

需要强调的是，元实力的释放，有其特定的实现条件及其所体现的空间和时间维度。首先，就空间维度而言，元实力的作用只有在具备一系列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之后才得以发挥。在支撑或制约元实力的诸多内部条件中，最重要的当数以下两项。其一是国家的统一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没有国土的统一，便无法形成人口、市场和整个经济的规模优势，也无法在市场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生产的分工和效率。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动员，也只有在国土整合和政府治理能力未受侵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其二是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生产技术条件亦即劳动生产率给定的条件下，人口规模必须限定在一定的可获得的自然资源范围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一范围，巨大的人口规模便会从有利变成不利因素。

在促进或阻碍元实力释放的各项外部条件中，最重要的也有以下二端。其一是地缘政治关系。元实力的发挥，端赖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而在国家存在重大外部威胁的条件下，巨大的军事支出会严重损耗经济资源和整个国力。其次是与外部的经济贸易关系。外贸的扩大会刺激和加快国内市场的发达、资本的形成和经济资源的利用，并且在国内资源发生短缺的条件下起到关键性的弥补、替代作用。

再就时间维度而言，上述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存在与否，决定了元实力在不同时期的消长和释放程度。清朝在18世纪前期和中期国力达到鼎盛的状态，正是因为在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治理体系下，国内统一和边陲整合得以完成，周边的地缘威胁亦渐次消除，加上高效的治理体系，以及内地高度同质的人口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稳定，大大降低了国家的军事和行政开支，使得政府即使在税率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条件下，依然可以产生巨额的财政收入，满足其日常开支和不虞之需。与此同时，人口与资源之间依然维持着一个适度的比例，加上生产者的勤奋和农耕技艺的精细化，使得中国经济在前近代条件下保持着较高的生产率；再加上政府的低税和藏富于民的政策，使得民众的生活条件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高的水准，支撑元实力的各项要素得以充分发挥其各自的性能。但从18世纪晚期开始，清朝的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大大超过了国内资源的承受能力；而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欧洲列强的入侵造成了以往地缘政治优势的全面颠覆，元实力的发挥失去了最重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中国的总体国力和民众生活水准也急剧下降。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在支撑元实力的内外因素缺位的条件下，并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国家竞争优势。

1949年以后，中国结束了晚清以来政治走向分裂、国家治理能力衰退的长期趋势。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体系的形成，国土统一的基本完成，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稳定，加上外部有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和援助，使得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呈现出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起飞态势。但是1958年以后，过激的国家经济战略导致人力物力的严重损耗和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挫折。60年代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使其面临极为不利的地缘环境，由此所产生的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压力，严重挤压了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空间。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也使其规模超过了国内资源的承受能力。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缺乏农业外就业路径的条件下，到70年代，过剩的农业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而非所谓人口红利。所有这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不利条件，都制约了元实力作用的充分发挥。当然，这并不是说，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失去了元实力赖以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反，这一时期的中国，依然维持了一个高度集权和有效运转的政府体系，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想，中央计划与地方自主的有机结合，加上劳动力的动员和一支曾在国内外受过良好训练的科研队伍，使得中国在国际地缘环境和国内物质条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完成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并实现若干尖端国防技术的关键性突破，从而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全面腾飞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当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美日等国首领次第赴华寻求恢复邦交的时候，中国国力的上升和地位的提高，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中国的元实力获得充分释放的机会，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去对元实力起支撑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市场规模巨大，政府积极介入，人力资本素质优良，社会总体稳定，以及个人的世俗精神）继续在发挥作用，更主要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内部和外部出现了两个全新的环境因素。首先是中国的庞大人口，由经济增长的负担变成了真正的人口红利。而这一红利的形成，又是一系列变革的结果，其中主要包括户口、就业政策的调整，从而带来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到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全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和消费能力的巨大提升，从而使中国经济由过去几十年的投资驱动，逐步转为消费驱动。其次是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业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正是这两个全新因素的结合，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从而为元实力的全面释放提供了理想的空间；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因此如虎添翼，获得超常发挥。

▍比较与展望

相形之下，跟中国构成主要竞争对手的美国和日本，在影响经济成长的各项要素上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这些问题会对其国家竞争力的发挥或维持构成严重障碍。

先看美国。20世纪以来，美国在科技、军事、金融领域一直保持世界领先的竞争优势，同时在电影、音乐、文化、体育、媒体乃至体现所谓普世价值的人权、法治和民主制度方面，也显示出无与伦比的“软实力”，其渗透力遍及几乎世界各个角落。美国成功的背后，除了地大物博的自然禀赋和地缘安全上的先天优势之外，还有其他有利条件，包括源源不断吸引世界各地人口的移民传统、巨大的市场规模、占社会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在清教徒伦理影响下所形成的高度世俗主义精神、高度稳定可期的政府体制、完备发达的教育制度等。但是，跟中国相比，影响美国竞争力的各项因素也有其劣势。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尽管美国号称是民族熔炉，但族群的多元、异质所带来的社会割裂和紧张冲突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导致暴力犯罪严重，社会治理成本高昂。其二，移民的大量流入，尤其是拉丁美洲裔移民比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正在改变美国传统的人口构成、价值观和社会的总体面貌，令美国保守主义战略思想家忧心忡忡，深感国本动摇。其三，美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质量不容乐观，普通民众的职业技术水平和就业能力下降，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无法维持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科技领域则主要依靠高学历移民的支撑。其四，在社会分化加剧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胜选方的党派利益至上和民粹主义倾向日益严重，短期的选票战略和相应的施政方式严重阻扰了长期战略目标的制订和实施。这些问题当中的大部分，在美国仍然维持全球军事和金融霸权的条件下，可以借助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用，通过巨额借贷，维持现有的各种福利开支和治理措施，从而暂时得以应付。一旦霸权衰退，信用渐失，政府举借能力和管制能力下降，这些问题（尤其是种族和移民问题）将会激化为严重的社会对抗和动乱，其破坏性将难以想象。

再看日本。在许多方面，日本曾经或者依然具备支撑经济增长的各项优势，包括人口的高度同质、社会的彻底世俗化、民众的勤勉和节俭、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起的引领作用等。事实上，这些正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最根本的动力。但日本面临两个严重缺陷，限制其经济继续扩张，并阻碍其寻求与其经济规模相称的大国地位。首先，日本是一个小国，不仅国土狭窄，资源缺乏，而且人口规模有限，在最高值的2010年也仅有1.28亿人。所有这些，决定了日本的经济一旦扩张到国内的资源和市场无法支撑或容纳的地步时，必然产生对外部的结构性依赖，其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也会相应地下降。日本经济在90年代中期以后经历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停滞和衰退，其中原因复杂，但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压力下于1985年出炉的“广场协议”。其次，日本人口面临萎缩。据预测，至2050年日本人口将不到1亿人。更为严重的是人口结构趋向于老年化，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升至40%，14岁以下人口将降至9%。如果劳动生产率改进的速度不足以弥补劳动力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日本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将会继续在震荡中陷于停滞。

展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当然也会有各种制约因素，诸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加大、环境污染严重、对海外能源和商品市场过分依赖、科技创新不足、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人口结构趋于老化。这些问题如果处置失当，拖宕日久，则会积重难返，构成经济进一步升级的巨大障碍。尤其是关键领域尖端科技产品的研发，中国与欧美日韩各行业领先企业之间，依然差距巨大。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芯片制造和设计技术日新月异，中国要追赶发达国家，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更有待技术和人才的长期积累。由于中国在此领域长期落后于美、韩等国，2018年4月美国政府的一纸禁令，使得长期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高端芯片及其他电子元件的中兴通讯，几乎进入休克状态。但是，技术鸿沟并非不可跨越，关键是经营者的策略和决策层的意志。同样以通信技术和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华为，由于一直注重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遥遥领先于西方同行业对手。

长远看来，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且消费水平不断升级的国内市场和各行各业制造业集群的普遍形成，一支遍布各行各业、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工程师队伍和具有优异学习能力的庞大产业工人群体，加上中国民众在族群构成上的高度同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人们普遍形成的勤勉节俭、追求物质成功的入世态度，再加上政府在追求经济长远发展目标过程中所发挥的至为关键的引领角色，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支撑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元实力，也必将继续为中国经济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最为强劲和持久的动力。今后二三十年内，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当最有可能跨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最具实力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以中国经济体量之大、综合竞争优势之得天独厚，一旦产业成功升级，它对今后世界格局和人类生存远景的影响力，将是今人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