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房贷、拒绝车贷、拒绝下一代…年轻人的非暴力不合作已蔚然成风？

非暴力不合作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种有组织有预谋有明确目标的集体行动，而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趋利避害本能之上的一种下意识行为。

参与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的个体甚至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参与其中，他们只是依照个人的经济本能去缩减开支，降低负担，规避风险，逃离盘剥，量入为出，便已经自动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了，整个过程如呼吸般自然，没有振奋人心的口号，没有一呼百应的领袖，没有激动人心的演说，没有严密精妙的组织，没有画大饼的纲领，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没有任何一种以往被认为发动一场革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人们只是捂紧了自己的钱包，变得自利而已，剥削者的剥削便难以为继了，这就叫道法自然。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社会结构下，非暴力不合作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当年印度人去织土布，去海边晒盐只是因为印度的文化背景，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导致了织土布晒粗盐成了印度人非暴力不合作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是说所有人要搞非暴力不合作，都需要去模仿印度人的那种方式，太过刻意反而破坏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初衷。

甘地号召印度人这么做，印度人愿意听，并不是因为他多么能一呼百应或者人格魅力多么强大，而是因为这么做确实符合自利原则，所以趋利避害的人们就去做了，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甘地只是发现了这一现象，而不是发动了这一现象。

这种极度分散，极度去中心化，极度自发的特征，导致非暴力不合作基本不可解，因为你不可能去和一个无形无相的敌人去战斗，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每一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都是以统治者的妥协和退让为结局的。

比如美国打越战导致的嬉皮士运动，垮掉的一代并不是有人号召他们垮掉的，他们是自发垮掉的，垮掉的一代直接导致美国难以承受战争导致的国内压力，最终退出了战争并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收缩，整个美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甚至比老欧洲还要保守几分的新教白人基督徒建立的传统国家，转变为一个全面去动员化，去组织化，去中心化，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基本上散失了以公权力为主导去推动实施大型社会项目的能力。

嬉皮士运动对美国的影响几乎是改朝换代性质的，是美国文明的分水岭，虽然垮掉的一代步入中年后，最后还是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穿上西装领带高跟鞋去工作生活，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却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再比如苏联，苏联中后期遍布全国全社会全阶层的俄式怠工导致苏联的社会运转大面积瘫痪，特别是负责抓怠工的克格勃带头搞怠工最能说明问题。

俄式怠工非常有意思，是不论你下什么命令，执行层都对对对，好好好，这就做，没问题。然后你一看，似乎确实也都忙忙碌碌的，但事情就是推进不下去，属于一种看上去没有任何人怠工，但所有人就是把工给怠掉了的神奇操作。

导致的结果是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可以枪毙任何人，但他办不了任何事，他动用权力反复施压的结果是适得其反，越施压，越怠工，就是这么神奇。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非暴力不合作形式，比如东南亚农民特色的消极劳动，破坏工具，制造人为事故，说闲话，盗窃作物。比如平成日本的那种“你尽管宏大叙事，听得进去半个字算我输”的态度，门一关，电脑一开，漫画一看，天下于我何加焉的大隐隐于市的宅文化。比如中原佃农特色的磨洋工，拖工期，误农时。比如岭南各路大神特色的你让我辛苦，我喝茶，你让我干活，我喝茶，你让我上进，我还喝茶的奇妙玩法，三和大神实际上是这种玩法的现代精神续作。

有人说中国人天生喜欢卷，这就错了，卷是社会发展红利期的特殊现象，不是历史常态，中国人甚至连打仗都能非暴力不合作，比如当年军阀混战时期，很多老兵油子那种对天放三枪就算对得起这两块军饷，见仗了要给开拔费，不然就溜号开小差的玩法，说明中国人是非常理解非暴力不合作的优越性的。

目前来看，非暴力不合作已经蔚然成风，势不可挡。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既得利益集团尽快妥协退让，越早妥协，越早止损，妥协越快，消耗越小，继续这么耗下去，最不利的反正不是社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