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味:刀郎的《罗刹海市》与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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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对中国流行音乐（歌曲）圈的人事冲突毫无兴趣，因为中国流行音乐圈本就是个江湖利益圈，其中的人事冲突更多的不过是背后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谈不上多少是因为公平正义的，只要是合法合规，都属于社会的“正常”现象（社会总是有矛盾的），也就罢了。所以，针对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说歌手刀郎十年磨剑，携《罗刹海市》宝剑归来而成功“复仇”的事，我之前一直也没有在意。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想不在意都不行。因为看手机视频，不出几个，就有一个视频是有关刀郎的《罗刹海市》的，躲都躲不过。已经严重干扰了我获取更多其它有益的社会资讯、乃至正常浏览休闲的生活。这种视频绝大多数都认为《罗刹海市》是针对流行歌坛的四大所谓“恶人”——那英、汪峰、杨坤和高晓松“复仇”的，这类视频其点赞、转发、献爱心和留言十分活跃，动辄10万+，音乐点击播放有说超三百亿次；绝大多数微友都为“复仇”大肆叫好，而且到那四大“恶人”的账户名下铺天盖地地留言，极尽嘲讽、侮辱、谩骂、威胁之能事，不仅仅针对那四大“恶人”，还祸及其家人、朋友和同道；还有不少视频和文章高度肯定刀郎的《罗刹海市》，认为开创了流行音乐的新局面，歌词与音乐都具有开创性，这类视频也被微友大量点赞和广泛传播；而极少数批评《罗刹海市》的视频（有的甚至只是说自己不喜欢《罗刹海市》），却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刀郎粉丝的嘲讽、侮辱、谩骂的围攻，完全无法正常交流了。仿佛刀郎的所谓“复仇”真的多么公平正义，《罗刹海市》真的是尽善尽美、无与伦比、不容置疑的神曲。对此，我不得不予以严肃关注。

我一看《罗刹海市》的歌词，大吃一惊。我的天，这哪里是歌词？明明就是一堆恶俗、乃至恶劣骂人、攻击人的话嘛。什么“一丘河”、“苟苟营”、“苟苟营当家的叉杆儿唤作马户”、“十里花场有浑名”、“她两耳傍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腚”、“每一日蹲窝里把蛋来卧”、“老粉嘴多半辈儿以为自己是只鸡”、“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马户爱听那又鸟的曲”、“三更的草鸡打鸣当司晨”、“它红描翅那个黑画皮绿绣鸡冠金镶蹄”、“可是那从来煤蛋儿生来就黑”、“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个脏东西”、“岂有画堂登猪狗”、“哪来鞋拔作如意”、“百样爱也有千样的坏”、“还有黄蜂尾上针”、“到底那马户是驴还是驴是又鸟鸡”、“那驴是鸡那个鸡是驴那鸡是驴那个驴是鸡”……这不是相当于直接骂流行音乐界是烟花场，骂其中的某些人是妓院老板、是风尘男女、是驴、是鸡（谁都知道“鸡”字在当代本就演化出了特定含义）、是太监，骂他们是一丘之貉、蝇营狗苟、争名夺利、身心丑陋肮脏、手段毒辣、猪狗不如……吗？

歌手那英

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有针对性的，而这种针对性由于不是明说，要想搞清楚，就必须联系作者写作的上下文以及作品内容是如何联系上下文的。联想到十几年前刀郎的歌深受大众的欢迎，民间到处播放和传唱，唱片销量极大。但却受到流行歌坛那四位“恶人”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和不认可，如汪峰认为：“刀郎现象是流行音乐的悲哀”，“喜欢他歌曲的人，都是农村人，城里人压根不喜欢。”“刀郎的成功全是拜媒体所赐，如果没有恶炒，他根本不会有如今的虚假繁荣。无论专业、创作实力，还是作品本身，他的歌都很普通，与罗大佑、崔健那些经典之作有着天壤之别。”那英认为“刀郎的歌曲不具备审美观点”，并作为2010年评选“内地十大影响力歌手”评委会主席，以一票否定权否定了刀郎的入选；杨坤认为“刀郎的歌没有品质，让中国流行音乐倒退了15年。”高晓松认为“刀郎的歌曲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甚至质疑刀郎是否是一个好歌手。”以至于刀郎退出流行歌坛而沉寂十几年。作为底层歌手的刀郎经受的压抑、痛苦、不甘、愤怒、无奈……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值得同情和支持的。

那么，如今刀郎沉寂十几年复出，而拿出这种骂人的作品就无法不让人联系到他的那段不敢回首的往事，再联系歌词，“罗刹国”在蒲松龄的小说《罗刹海市》中就是暗喻当时的中国；“勾栏”和“十里花场”最容易让人联系到流行歌坛（“勾栏”宋元时本指杂剧和各种伎艺演出的场所，后也指妓院）；“叉杆儿”让人联想到老鸨、老板、权威、组织的头；“未曾开言先转腚”让人联系到中国好声音节目；“她两耳傍肩三孔鼻”的“她”又让人联想到女老板、女导师、女权威；“打西边来了一个小伙儿他叫马骥”让人联系到刀郎自己（因为刀郎就是在中国西部活动的）；而搬出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提示了他当年遭受“排斥”之事，因为维氏有名言“对不可言说之物，须保持沉默”，这几乎是直接说批评他的人不懂他的歌而又不慎言，等等。这就让人毫无疑问地会认为刀郎的这首歌是用来骂当初批评、排斥他的那些流行歌坛权威人士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的微信网络上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罗刹海市》就是刀郎的“复仇”之“剑”。虽然刀郎在歌词最后也说“那马户又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好像谈的是人类的劣根共性，但整个歌词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并不是在谈那些何以是人类的共性问题，以至于最后一句显得十分突兀，不过是为了暧昧一点骂人的动机，但对于这首歌的针对性来说，却无济于事。

歌手汪峰

然而，刀郎沉寂十几年复出，本应该厚积薄发，拿出让人耳目一新、震撼心灵的超越性作品，直接“打脸”当初批评他的歌曲低俗的四位“恶人”，让他们惭愧而无地自容。但刀郎却拿出这种变本加厉地使用在中国世俗社会（尤其是网络）司空见惯的辱骂和攻击话语的歌（歌词中拆字的做法和话语方式在网络上比比皆是），那与市井恶骂有什么区别？将这些恶骂的歌词再配上民歌曲调，也简直恶俗不堪。这哪里是十年磨“剑”？分明是十年捡“粪”，十年捡“垃圾”嘛。一复出，就泼别人一身粪便，扔别人一身垃圾，臭气熏天，让世人无处躲藏。别人批评刀郎至少还是公开的“审美”批评，你可以说他们有功利之心，但他们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严格意义上说，他们的批评根本谈不上“恶”，只能说他们对流行歌曲的审美标准认识有不同。事实上，他们自己的歌曲的审美风格确实与刀郎有着巨大差异，他们的审美境界在我看来完全也不比刀郎差，甚至从对现代情感的发掘和现代抒情方式讲，他们的境界高出刀郎许多（歌曲流行广、卖得多未必就是境界高的好歌）。刀郎可以怀疑他们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名和利而有意“排斥”、“打压”自己（但要证明却几乎不可能），并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和批评。但刀郎复出一上来就是一顿恶骂，这不正好坐实了当初他们批评刀郎的“低俗”吗？现在不仅仅是“低俗”，还进化成了“恶俗”、乃至“恶劣”了，直把自己做成了自己的《罗刹海市》嘲讽的对象。刀郎还拿维特根斯坦说事，但哪有什么“不可言说之物”？维氏的“对不可言说之物，须保持沉默”本身就是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说“不可言说”本身就是对“不可言说之物”的某种性质的发现的“言说”，何况世间万物不都是通过不断研究的言说（包括哲学言说）才让人不断认识的吗？再说刀郎现在说他们不懂他的“不可言说之物”的音乐，不就是一种言说吗？流行歌曲哪有那么神秘？如果“不可言说”，那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懂呢？你可以批评别人不懂你的音乐，别人怎么就不能批评你的音乐呢？

也许有人会说，《罗刹海市》的歌词不也有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作用吗？但首先它主要是为了骂人的“复仇”；其次这种在中国世俗社会（尤其是网络）司空见惯的辱骂和攻击的恶俗、乃至恶劣话语，不过是痞子文化的极端化。痞子文化从来就不可能真正有益于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它只会加重社会的痞子化。这从铺天盖地的刀郎粉对四大所谓“恶人”和其家人以及批评刀郎的人极尽嘲讽、侮辱、谩骂、威胁之能事，就可以明显看出来，《罗刹海市》不是减少了社会丑恶，而是加重了社会丑恶。



歌手杨坤

更值得警惕的是，作为大众流行文化工作者，刀郎及其团队应该十分了解大众的非理性行为特征（他们就是靠大众的非理性行为赚钱的），从而可以说他们明显地有意利用了中国广泛存在的非理性大众——即乌合之众对底层弱者的极度共情，对于权威的极度不信任和抵触，对人事恩怨的极度热衷，对底层反抗压抑的所谓英雄的期盼和崇拜，以及冲动、跟风、猜忌、攻击、破坏、无底线等非理性，借助歌词明显关联当初他被流行歌坛的四位“恶人”批评而遭受“排斥”的事件，成功地将乌合之众引向对四大“恶人”及其支持者的非理性围攻，从而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复仇”以及名利双收的一箭三雕的目的，还给人光明磊落、英雄归来的感觉。而乌合之众由于没有理性能力（包括反思能力），是看不清楚这其中的隐匿的操纵之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刀郎及其团队比那四大所谓“恶人”对刀郎的公开批评（就算刀郎认为是“有意打压”）要“恶劣”得多。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乌合之众的非理性狂欢和四大所谓“恶人”及其支持者百口莫辩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我仿佛看到刀郎及其团队在某个角落阴笑、冷笑而又狂笑，我不禁感到一阵恐惧。利用乌合之众捞取点名和利，倒也罢了；但利用乌合之众进行广泛牵动社会的所谓“复仇”，则是可怕的，这种教训的历史殷鉴不远（难道利用乌合之众造成的社会苦难还没有受够么？）是迫切需要社会高度警惕的。

音乐人（词曲作者）高晓松

再看刀郎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短篇小说《罗刹海市》是如何“借鉴”的。蒲松龄的《罗刹海市》是一篇通过塑造荒诞的罗刹国，讽刺当时清朝官场（制度）人妖颠倒、美丑不分的荒诞的社会异化现实的，但它对底层人民的异化状况给予了轻浅的设置（五官与马骥差不多，很多人很快不怕马骥、盛情招待马骥、带马骥去观看朝中官员和海市等等），即认为底层人民反而异化不严重，暗示了底层人民也是有正常的真善美的，对深受官场（制度）祸害的底层人民抱有同情，其批判的矛头所指显而易见。而刀郎的《罗刹海市》不过的挪用了蒲松龄的《罗刹海市》的几个词汇：罗刹海市、罗刹国、三孔鼻、马骥等，剩下的不过就是一些在中国世俗社会（尤其是网络）司空见惯的辱骂和攻击人的恶俗、乃至恶劣的话语，以用于针对自己的音乐“仇人”、乃至整个流行歌坛，完全没有对于社会更本质问题的讽刺和批判，更没有对真善美的海市（哪怕是海市蜃楼）的向往和讴歌的理想主义（刀郎的《罗刹海市》只对应了蒲松龄的《罗刹海市》的罗刹国，并未涉及海市，完全是文不对题。）既没有蒲松龄的文采风流，更没有蒲松龄的境界高远，却斤斤于人事恩怨，十几年仇恨不散，既无力、也不敢与人进行公开的学术争论（公开的学术争论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也拿不出超越的惊世之作，却拿出一堆极其下作的恶骂话语，真是糟蹋了蒲松龄的传世名作，其底层痞性暴露无遗。

联想到十几年前刀郎曾经出过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H歌专辑，这种专辑无异于在国人噩梦般的尚未愈合的历史伤口中撒盐（可见广泛流行的东西未必就是好的，尤其对于大众文化艺术更是如此），至今也没有见到刀郎有任何方式的反省；而他沉寂十几年复出而带来的《山歌廖斋》，其中的“廖”既有寥落的意思，也有“寥廓”的意思，或者可以说刀郎是要将寥落的山歌发扬光大。然而将同样浸透传统意识的山歌发扬光大，还有什么现代精神可言呢（所以才会有这种痞性十足的《罗刹海市》）？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H歌。可以说刀郎就其本质而言还是那个十几年前的刀郎，不过如今他却成了罗刹国的歌手——一个通过“复仇”使自己变成了罗刹国乌合之众拥戴的“英雄”歌手。

2023年8月5日初稿于深圳

2023年8月6-7日修改定稿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