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次辩论看网络舆论斗争的规律性

  （按：这是几天前在某群里的一场辩论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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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辩论中能够总结出的规律，除了文中提的那几条外，还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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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所谓反“极左”的人会把他们所看不惯的一切观点都扣上一顶“文革思想”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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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原因，是他们其实讲不出我说的那些错在哪里，只好抓住我讲“阶级矛盾”“阶级立场”这一点，说我是“文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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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而文革的错误并不在于讲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而在于阶级斗争扩大化。这在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里都写得清清楚楚——“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然而这些号称“学者”的人看来是不读书的，或者说，出于某种立场，他们就是要否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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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为它们朝着有益于人民的方向做大做优做强创造好的环境——这也是最近一系列会议与政策的出发点。

同时我认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不是要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都去向私营企业家赔笑脸、三鞠躬、抛媚眼，乃至去充当家丁、打手，而是要我们的政府清清白白去为政，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更为协调可持续的劳资关系，让企业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积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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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些年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都与一些私营企业主有利益勾连，这本身就说明反腐败斗争是一定会涉及到对私营企业的管理引导和对资本无序扩张的遏制的。我们难道可以不进行这些斗争吗？如果不进行这些斗争，对那些没有“背景”、不搞官商勾结利益勾兑，而是老老实实挣辛苦钱或是真正搞创新的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来说，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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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也是有阶级矛盾的，我们不应讳言这一点，而应该诚实地面对这个现实。但在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我们能够协调双方的利益，能够让这种矛盾不激化为以对抗性为主的矛盾，而是在人民内部得以解决，我们更能够让这种矛盾成为一种积极的动力，让私营企业家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监督和帮助下，克服自身的某些自私、狭隘、短视和无政府倾向等弱点，在历史上写下比西方资本家更为光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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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私营企业家应有的历史自觉。）

以下是今天上午我在某儒学群里与Y、H、M进行的一场辩论——后来又有一个J来劝我们不要谈政治，我也回应了她。

Y：秦晖一直在讲，左右要建立共同的底线，当下就是既要自由又要保障。仇视资本肯定是没有道理的，只能均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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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秦晖是好人吗？资本家要自己反省一下老百姓为什么对自己意见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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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你是好人吗？”这是个“天问”，谁也无权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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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来回答。秦晖不是好人，他打着研究历史的旗号，贩卖的是自己的私货。是什么？他心里清楚。我不想说多了，劝您也别往下搅和。

Y： “搅和”？？我佩服您觉得自己站在真理一边的自信！我是真没那么自信，所以只能取一个愿意听各种观点的态度。

我：我已经亮出观点了。那您听就好了。

Y：我特别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并试图去发现其中的冲突。善与恶的冲突似乎很容易辨别，而善与善的冲突就没那么容易理清了！自由和保障都是好词儿，有了自由的就一定会追求保障，有了保障的就一定会追求自由，当它们冲突起来的时候该如何取舍？我想，中庸之道就是我真心秉持的立场。​​冯友兰讲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只有信仰的价值足够终极、足够恒久，才能避免偏差。有些东西只能管到当下最多明天，但有些东西却是恒久的，“为万世开太平”的，这些东西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固然“求事功者必极端”，只有比别人更极端，才能在竞争中胜出。但目的性太强，反而容易漠视那些“为万世开太平”的东西，甚至伤害那些美好的东西……对那些确乎没把握的事，我愿意取一个谨小慎微的态度。

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为万世开太平。​

H：最好还是不要这么主观绝对地否定一个人，秦晖老师的历史研究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我：不是好人，并不等于不值得学习。坏人也可能学有所长。蒋介石不是好人，但我党就是向他学会了抓枪杆子。

H：请问您是根据什么标准，就这么武断地否定一个人的？

我：政治立场、政治意图。不是否定，是要警惕。

H：只讲立场，不论是非是您的标准吗？

我：看来您也知道他立场有问题，对吗？政治立场是最大的是非。不然您的是非又是什么？

H：我不推崇立场这个词。我本人尽量不带有立场的视角。

我：是非，在阶级社会里，首先是你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问题。“尽量不带”，就说明你原本是有的。原本有，为什么要掩饰？

H：我确实有，这是弱点，所以要克服。现代社会，人人平等写在法律上，哪来的阶级立场和阶级矛盾。您这是文革时期的思想。

我：法律正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真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就不要法律了。有立场，才会去实践，才会去斗争，说话才有力量。没有立场才是糊涂虫。君不闻“乡愿者，德之贼也”乎？

M：是非后于标准，有任意标准就自然有是非，这很正常。但从一个特殊的标准得来的是非，要跨越到另一个不相干的标准上去，属于强加是非，就不理智了。

我：为什么不相干？

H：立场与实践不存在因果关系吧，实践与斗争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个结论我本人不认可。有了立场才能实践，有了实践就会斗争。这个命题，逻辑上怎么也不可能成立。

我：比如说吧，抗日战争你为什么去抗战呢？因为你有反帝爱国的立场。没有立场的，我还真不好举，那就比如印度的甘地，就认为日本侵华也不对，中国抗战也不对。但这不是糊涂到家了吗？

H：我们首先要清楚立场的含义。当我们说立场的时候，应该与我们根据什么样的是非标准，应该有所区分。“立场”缺少了一种理性思辨的追求真理的过程。

我：你尽可以去区分。我只问你：在抗战中一个中国人到底应不应该有立场？理性不只是头脑里的空想，当它实现于历史中，会变成钢铁一样坚硬的东西，比如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民工，体现的就是历史的理性。

H：应不应该抗战，这是可以独立思考的。请问，国共内战，你应该站谁的立场？无论你站哪一边，都在伤害自己的同胞。

我：人民已经做出了选择，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个选择的结果。

H：哪些人民做出的选择？难道你的国民党的同胞就不是自己人了？这就是你的阶级斗争立场？

我：我并不需要立场对立的人把我当作自己人。光明正大地当敌人，也很好。“国共内战”不确切，是蒋介石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我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仍是，见台湾），因此这场战争也带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是亚非拉美人民反殖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内战”。我很喜欢看八一厂摄制的历史巨片《大决战》，将这个历史逻辑讲得很清楚。新中国成立74年了，不应该还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犯糊涂了。

J：勿谈政治。

我：要想少谈政治，就要先确立基本政治共识，比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自然就没那么多政治分歧要争了。不是吗？

J：很容易被封群，各位还是不要讨论了。

我：儒家，离得开政治吗？离开政治，孔夫子都不会认你是儒家。问题在于你要什么样的政治。在有我说的那些基本政治共识的前提下，建言批评，我认为都没有问题。否则，你怪得了谁？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资本主义有进步性；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也为国家经济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资本家先生们也要与时俱进，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老百姓对自己有不满，也要到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而不要一天到晚只会怪老百姓“仇富”。

   以上都是辩论的原话，但为了连贯紧凑，有几处调整了一下发言的次序。

   为什么要再现这么一场水平并不高的辩论？

   因为由这次辩论，可以初步总结出这么几条网络舆论斗争的规律：

   1.和我立场不同的人，一般不会说自己立场与我不同，而是说自己“没有立场”；

    2.这种“没有立场”的人，和那些为资本唱赞歌的人，是高度重合的，甚至就是同一群人——这就是“没有立场”的实质；

    3.对这种标榜自己“没有立场”的人，要使他暴露自己的真实立场，一个较好的办法就是举具体例子让他判断，比如这位H，就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样的事例面前，暴露了他对解放战争以及由此而诞生的新中国的真实态度：他不敢像甘地那样因为“杀的都是人类”而否定抗日战争，但可以因为“伤的都是同胞”而质疑解放战争，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4.比H更老练的人如Y与M，会回避讨论具体事例，而是连篇累牍地赞美自己的“客观”、“谨慎”与“超然”——这争的就不是辩论的内容分，而是在争印象分或者说姿态分了。如果这个形象分真的对他们那么重要，那就给他好了；

    5.每当他们辩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J这样的人来劝说双方“勿谈政治”，这大概有两个意图，其一是提醒那位已经有点儿上头的H不要暴露得太明显，暴露得太明显了，下次再标榜自己“没有立场”来暗暗地带节奏，就不好使了；其二是告诉群里的所有窥屏围观者，不是他们辩不过我，而是为了整个群的存在而“投鼠忌器，忍辱负重”。总之，我是既没胜，也不武，如果有什么事，过错都在我——这还是在争取“印象分”。

   由以上也可见我这人说话是比较生硬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把底线划清楚，比如我希望先达成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共识，然后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能不能又该怎么谈下去，否则我们的讨论会变得很膈应、很拧巴。这难免会让某些人一开始感到不舒服，也会让另一些人一直感到不舒服——但这正是我的目的，你看，区别出了这两类人之后，我不也就大体知道了其中哪类人里有可以深交者了吗？

   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期间，都是党团干部，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或是在同学们讨论时政问题时去进行自以为是的“引导”。

   有位研究生同学曾总结说，Q委员（就是不佞）说话的套路如下：

   “1.我国目前的形势是好的，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

     2.当然，这个这个，“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我们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消极腐败现象，在某些局部，可能还比较严重；

     3.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与这些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一定能够胜利。”

    Q委员补充说：

   “还不止这些。我还会说，在我们这个伟大而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设想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缺点错误，没有任何阴暗面，也不能设想这些问题一个早上就能解决干净，所以我们既要有胜利的信心，又要对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另外，有一些具体细节我不了解，你们也未必那么了解，或者说，也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但这不妨碍我们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

   这位同学表示，他初听Q委员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讲话，一开始以为他是戏仿和反讽，是在解构现行的政治话语，后来才发现他居然真的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反省到是自己政治站位不高，认识深度不够，一定要加强学习，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委员考研时政治根本不进行复习也能考那么高分。当前，他希望Q委员运用自己崇高的威望，把几个寝室的女生约出来，晚上和我们男生一起去锦浪湖划船。

   Q委员认为这是很好的，是很有意义的，但我谈不上有什么威望，只是一个支委，此事可先让某同学打电话请示我们班党支部的李书记，说是我的个人建议，也是同志们的请求，请她研究决定。书记才是我们班的核心，我们都要听书记的。

   你看，我在运用某些意识形态话语的时候，尽管自己很认真，但同时其实也意识到了它可能会被调侃，可能会产生某种喜剧性的效果。

   有的同志意识到这一点，就不敢说下去了，怕自己话语的严肃性被解构掉。

   其实不然，往往是能够被温和调侃的东西，才能被经常性地、愉快地回想和内化，才具有更强的规训能力，才能变成一种渗透性的、有机的意识形态内容。当然，任何意识形态都要有绝对不能调侃的部分（比如党和军队以及英雄烈士的荣誉），而且，所有能够轻松呈现的内容，也一定要能够换到严肃的呈现方式来表达。在必要的时候（比如今天上午我在那个群里遇到那些人的时候），我们要坚决地、不惜代价地以严肃、严正、严谨的方式进行表达，因为这个时候，人民群众最需要的不是什么寓教于乐，而是你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