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四十年， 资本全球化的彻底失败

按照当今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前希腊金融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克斯的说法，新自由主义上台后，他们一天也没有回归到亚当·斯密论述的古典自由主义模式，而是进入到了一个金融资本和科技寡头交叉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

亚尼斯说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包括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可以敏锐地捕捉、遴选出对未来具有影响的科技公司，并在短时期里集聚大量资金把这些科技公司做大。这些公司的佼佼者通过上市，企业并购和全球投资，能够迅速成为全球性的巨无霸跨国公司，例如特斯拉、微软、亚马逊、苹果、脸书、英特尔等等。

科技的背后是资金，金融是真正的造王者。金融资本介入科技公司的依据是市场预期；这种基于预期的金融资本和科技寡头的结合与亚当·斯密描绘的完全市场竞争根本上不是一回事。经济学上把这种竞争定义为寡头垄断竞争，指的是少数几个寡头企业控制着整个市场，寡头通过其超强的金融、研发、生产、物流和品牌推销能力引导消费者购买其产品或服务，使得其他中小企业无法与其竞争。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和拥趸，包括国内一些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都在淡化对这种寡头竞争的关注和批评。相反他们热衷于用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来为垄断资本的全球布局作宣传和铺垫。这种立场的逻辑是发达国家长于高科技，应该让发达国家专注于高科技，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制造，然后通过全球自由投资和贸易互通有无，利益共享。

正是基于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华尔街共识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作为最佳政策组合向发展中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兜售，为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鸣锣开道。

然而金融垄断寡头主导的全球化对全球的民生、政治、地缘政治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哈佛教授罗德里克提出全球化不可能三角，既一个经济体要获得足够多的全球化利益，就必然要让渡国家的部分主权，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及国内的民主政治。

换句话说，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导的全球资源重新配置。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主权只反映垄断资本的需求，就会使本国民众利益受损，民主政体遭到破坏。现实是这个过程的确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了。

就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因为其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去工业化现象。去工业化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更甚。

去工业化对这些发达国家影响深远：首先这些国家失去了一大块利润和税收的来源，导致政府不断地印钱发债，提高货币供应量。好在发达国家能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工业品来中和过多的货币供应，维持低通胀，并使长期低利率成为可能。

从1982年到2022年，除了少数危机时刻，西方主要国家的基本利率一直在0-1%之间。低利率和过量的货币供应导致股市和房价急剧膨胀。在过去的40年，谁能借到资金，并把资金投向股市和房地产谁就赢了。

在过去的40年，西方的富人无疑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寡头大资本既从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布局中获得大量利润，又从猛涨的资产价格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然而，西方的下层人民却是输家，他们承受了去工业化的代价。

纽约时报文章称：1980 年以来，处于社会下层的那一半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处于收入前 10%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翻了一番，处于塔尖 1%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增长了不止 3 倍，而处于最顶尖 0.001%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增长了 7 倍多。

最近德国之声DW发布了一个名为《英国的贫穷-为什么成百上千万的英国人如此潦倒》的纪录片（Poverty in Britain – why are millions of Brits so broke）。片子称：“尽管英国当前的失业率只有3.8%，但四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下。” “英国9百万成年人和4百万儿童面临吃不饱的问题（food insecurity）。”  “一方面英国的不平等达到二战后的最高峰，而另一方面在过去的10年里，政府对家庭的补助削减了50%。”

发达国家不仅面临不平等加剧和去工业化等顽疾，而且在人口、种族、文化、信仰、政府能力和信用等各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各国年轻人普遍买不起房，他们在面对激烈竞争的同时又不愿放弃时髦的生活方式，很多年轻人选择躺平，不婚不育。结果是发达国家生育率急剧下降。这些国家为了维持增长，不得不增加移民，大量的移民又导致种族矛盾激化。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变得怨恨、悲观、怀疑人生、怀疑政府。

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6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40%的18-29岁的美国年轻人认为其他国家“比美国好”。《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8%的美国人表示爱国主义很重要，低于1998年的70%。43%的人认为金钱非常重要，高于1998年的31%。” 大约7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2016年，在 “红脖子” 们的支持下，特朗普异军突起夺得总统宝座。特朗普攻击民主党建制派和高科技垄断资本联合出卖美国利益，把制造业拱手交给中国；为了选票大规模开放移民，抢美国人饭碗。特朗普明确喊出 “美国第一” 的口号，淡化对人权的高调，疏远和盟友关系，不断退出TPP和国际组织。

里根主义有两个方面：内政方面以减税和支持市场经济为标志；对外政策上以建立西方国家联合阵线、推动西方意识形态为标志。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淡化人权、疏远和盟友关系的政策被普遍认为背离了里根主义的对外政策基调。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等西方保守派的主要媒体纷纷评论，特朗普终结了共和党的里根时代，对共和党实行了特朗普式改造。

第二，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自由贸易可以让资本运作的更有效率，从而实现穷国和富国的普惠发展，使世界更和平是一种虚伪的幻想。

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必然是一个前后差别极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前半段，世界似乎因为投资和贸易的相对自由化以及技术的转移而导致财富的大量增加，但到了这个过程的下半段，当发达国家感到威胁之后，必然对积极追赶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打压。国际关系必然从全球化转向各个国家集团的合纵连横，这将冲击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高战争的风险。

全球化以来的历史证明，虽然在早期的确出现了西方资本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但这种转移是第二位的，跨国公司首要和核心的诉求是占领市场和获得控制。跨国公司行为的基本原则是把核心的研发保留在母国，把生产制造不断地向低成本和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品牌销售体系。对跨国公司的这种战略，更准确的解释是“微笑曲线”，既跨国公司坚决地占领研发和销售这利润率最高的两端，而把对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极为敏感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以中国汽车工业为例，很长一段时期，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建厂，但中国合资企业很难获得外方的核心技术。洋品牌不但占据了中国中高端轿车市场，而且分获了利润的主要部分。笔者曾服务于上海食品工业公司，80年代上海食品工业公司的品牌有幸福牌巧克力、泰康饼干、天鹅牌上海啤酒、正广和汽水、大白兔奶糖、光明牌雪糕等等，现在这些品牌除了大白兔奶糖和光明牌雪糕都消失了。

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甘愿被锁定于产业链的低端。那样的话，国内环境被破坏，大部分民众被压榨，民族发展无望。然而在早期，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资本和技术积累不足的束缚。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翻身，必定要依赖和利用国家能力和市场规模来提升自我研发能力和建立自己的品牌。当前世界上，凡是努力争取提高本国产业链水准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强或相对强的，例如中国，印度、越南、土耳其、沙特等等。

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天经地义，但这对发达国家来说却是致命的。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标志着发达国家越来越依靠知识产权、标准、金融和包括意识形态为内容的软实力进行国际竞争。一旦发展中国家获得先进技术和市场份额、发展出新型的世界货币体系、确立新型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将不可避免的进入衰退周期。对发达国家而言，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不是简单的市场份额问题，而是事关发达国家整体生活水平和国家稳定的问题。

目前，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的打压，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打压。欧洲银行行长拉加德说全球经济正在分裂成以中美为首的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在以实际利益和价值观为抓手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议会和媒体冲在了打压中国的第一线，而跨国公司和垄断资本则有时则显得相当暧昧。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亨廷顿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种族和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主流。既然是种族和文明的冲突，政府当然会被推到第一线。

今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一篇讲话显示了拜登政府对新自由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全面扬弃。沙利文对新自由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点：1，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2，全球化并未带来稳定的国际局势。3，美国社会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在损害美国的民主。沙利文明确表示：美国要扬弃旧的华盛顿共识，建立新的华盛顿共识。

华尔街日报资深评论员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这篇讲话 “显示了美国政府国内外经济政策的根本变化” 。澳大利亚人报的特约编辑Paul Kelly断言沙利文这篇讲话意味着 “过去 40 年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将不复存在，全球化在中美竞争加剧的烈焰中被焚烧，已经奄奄一息。

总之，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资本全球化失败了，各国更加贫富两极分化，世界形势更加动荡不安。根本的问题重又回到人们的面前：资本和竞争能否给世界带来更好的明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何种模式才能保障人民大众的利益。

世界亟待新型的发展模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