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生命的轻与重

        今天心里终于落下了一块石头。

      《长安三万里》值得一看。

       我是个耳根子很软的人，总是很容易被营销，几天前刚刚被舆论忽悠到电影院去看了《消失的她》，真是不舒服了很多天。我对现在大众的审美真的是.........觉得有点遗憾。

       这部《长安三万里》，喜欢的人用尽溢美之词，堆上了各类华美的辞藻；官方媒体也是四处出击，把它当作文化名片宣传；不喜欢的人用上了所有的陈词滥调，比如叙事混乱，分类困难，或者思想不深刻，对权力的批判不彻底之类的。这些杂音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我耳朵里都变成了噪音，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听上去有点夸张，但确实是实情。

      这不是舆论的错，是我的错。我虽然欠缺毅力，但好歹读了四分之一李白写的诗。如果不去看看这样一部李白作为主要角色的，又是有关诗词的电影，好像就欠了李白什么，心里太难受了。

     要说《长安三万里》究竟如何，我知道，我的评价标准实在是太主观了，也太不科学了。我这样的评价标准很可能只会暴露出我的浅薄，我想应该没有人会信服这样的标准——我被感动了，不止一次。

生命的轻与重

      “因为一切被预先原谅了，所以一切也就被卑鄙的许可了。”“向前走，人类最古老的玩笑，不管往哪里走，都是向前。”

      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有些地方与历史沾点边，但大部分的地方都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李白和高适真实的人生如何？不太容易说清楚。反正应该不是电影里那样。但是毫无疑问，追光影业这次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

      《长安三万里》讲了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故事。李白和高适，我们姑且把他们叫作李白和高适，就是两种生命、两种选择——天才和凡人。天才的李白有多轻浮，凡人的高适就有多稳重，天才的李白有多狂放，凡人的高适就有多谨慎。不同的生命、不同的选择，选择似乎很重要，又似乎无足轻重（仅就这一点，追光的这个故事已经打破了商业社会的常规）。

    因为只有一次，所以生命就是轻的，想要重来是几乎不行的，除非像净土宗一样相信无限轮回。“重”就是“重”，是在重复的过程中产生的。正因为不能重来，不能读档，没有来生，所以说，再没有什么比生命本身更轻的了。“只有一次，等于没有。”怀念一下米兰昆德拉。

      不论世俗意义上成功的“高适”也好，世俗意义上失败的“李白”也好，人生终究只有一次，这种成败，其实是偶然，是一次性的际遇。而诗歌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每有一个读者去阅读它，它的重量便增加一分。等到它的重量累积到黄鹤楼那么重的时候，黄鹤楼即使被烧了，也没有关系。

      这就是文化的重量。人生的悖论就在于必须超脱“一次性”的生命。而在超脱之前，“此在”必须解决“生存”问题，并且在解决过程中找到超脱之道。普通人只有作沉重的，媚俗的选择，踏实辛苦的劳作，才能找到生命轻盈的地方，而天才也必须要服从于尘世的沉重，让轻盈的生命找到安顿。这既是悲剧，也是喜剧。

      这种异路同归的结局带着某种宿命论式的隐喻——个体的命运无法抗衡时势。在花团锦簇的开元盛世背后，是一科只取了十七个进士的“内卷”，是政治腐败、国家隐患丛生。曲江楼美轮美奂，夜夜笙歌，然而却是“诗人们的坟墓”，不论是诗仙、诗佛还是诗圣，在盛世他们没有机会施展抱负，在乱世他们更加无法安身立命。李白的处处碰壁，似乎是他自己的性格使然；高适处处谨慎，大器晚成，似乎是提供了一个正能量的样板。然而《长安三万里》也描写了裴十二这样的角色（她因为是女子，天然被剥夺了报效国家的机会）；也描写了李白“行卷”与两次“入赘”的过程。这样的叙事方式，似乎是在强调命运的强大，又似乎是在强调坚持自我的重要，然而，也并没有回避“幸存者效应”。片中的“高适”实在是比郭靖都要完美的成功者形象：他少年时代讷于言（人物设定是口吃），家道中落，数十年不受赏识，也曾从军报效国家，见朝廷腐败又再度归隐。起起落落，但不管环境如何，他仍勤于耕读，胸怀大志。在国家危难的时刻，他挽大厦于将倾，救万民于水火，续民族之文脉，成祖宗之基业，大器晚成，一举实现人生之大满贯。追光影业非常讨巧的既完成了主旋律价值观的输出（人们口口声声吹的民族文脉，最后还不得靠武人来守护），也顺利的把“幸存者偏差”的锅扔给了时代。

      片中不止一次提到道家。真实的李白很崇拜庄子，也写过不少具备道家意境的诗篇。在片中，出仕也归功于道家，落魄后又转向道家的李白以为能在他最爱的道家世界里寻求到解脱，而最后永王的几个说客就扰动了他对道家的坚持。这样的剧情，反映了片方对传统文化道家内核论的否定。中国文人的精神追求，终究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重境界。儒教正统没跑了。

何以解忧，唯有诗歌

    “人们常常期待不朽，却很少留意到不朽往往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最大的幸运就在于，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而形形色色的命运，如果幸运的话，最后能归入同一个精神集合体。不论信哪个教，中国人都是要写诗的。

      黄鹤楼是诗人们的青春，是他们的自由，他们的意气风发。黄鹤楼是诗人们的起点，它也可以是鹳雀楼，是他们表明心志的地方。在黄鹤楼上，诗人们是平等的，是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意象的精神竞赛。天才如李白，也不得不折服于崔颢的才情。其实“黄鹤楼”上本该是最纯真的诗歌，而崔颢能登顶，反倒是因为他的老成，怎么说呢，挺矛盾的。

      长安和边塞则是诗人们的成年，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不同的选择，去往不同的地方，但是走到哪里，诗就写到哪里，写工作也写生活。这些诗又通过口口相传，让诗歌传遍天下。诗人们又通过诗歌联结到一起。

      山水之间是诗人们的晚年，是陶渊明创立的避世者乐园。不管世俗意义上是否成功，诗人们最后总要去往江湖的。到了江湖上，更少不了诗。此时写诗为了怡情，也是为了回忆。

      在中国人这里，“诗”就是对抗人生最强大的武器，就像法国人的歌剧，德国人的古典乐。诗作是超越人生的。

      人们记住李白不是因为他命运多舛的晚年，也不是因为他潇洒浪漫的青年，李白的诗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人们记住李白就是记住了“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你看，记住李白，还记住了长安。人们记住高适也不是因为他是剑南道节度使，反倒是记住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样的嘲讽当权者的诗句。

       “诗”本是一时之作，原本只是消遣，然而，在一次次朗诵者的重复和诗人们的创作中，渐渐变得厚重。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无法言说、无法解释的，那么唯有“诗”能稍作抒发了。长安三万里，就是黄鹤楼、曲江楼、塞外的驿站，是泰山、庐山，是黄河、长江，是江陵和襄阳，是三千里河山；也是从《诗经》开始的三千年诗歌传统。

      这部小小的动漫，讲了个小小的故事，但是野心是真不小。然而要说全片让我最感动的点，那就是李白对高适说：“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这首我二十年前的诗，就是照着你写的。

      虽然荒唐，但是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