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榜题名之后，寒门学子面临的文化障碍才刚刚开始

高考季叠加毕业季，象牙塔一进一出的两端，在每年夏天都会引起热烈讨论。通过高考实现人生跃迁的路径依然为许多人所笃信，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

《金榜题名之后》通过对位于京沪的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揭示了大学生在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性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家庭背景优势不仅带来了雄厚的物质支持，更意味一整套关于“上大学”的文化技艺的传承，这使得出身优渥的大学生得以在白热化的出路竞争中抢占先机，而家境平平者却更容易与机会失之交臂。

今天分享的内容节选自本书的第六章，作者郑雅君对寒门学子在名校遭遇的文化障碍进行总结梳理，最后对寒门学子突破文化障碍、取得理想出路提出了建议。摘选已获得本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授权。

文化障碍的二重性（节选）

揭示寒门学子在当前中国名校中遭遇到的文化障碍，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关切。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理论的“文化转向”以来，学界一直关注阶层或种族的文化差异如何在学校教育环节中传递其优(劣)势。“文化”在此语境下不仅包括客观的言行举止、文化商品、消费习惯等等，也包含主观的意义阐释框架、规范意识和一系列前提假设。从“反学校文化”到“扮白人(acting white) ”，再到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错配理论(cultural mismatchtheory)，学者达成了共识：学校教育系统隐性的文化要求与低阶层文化不相兼容，而是系统性地与优势阶级的主流文化相一致。因而，当低阶层或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学校后，会因为自身文化与周遭环境错配而被排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这种排斥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基础。对布氏而言，习性和场域构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的两种相互扭结的存在方式：习性内在于行动者，是作为知觉、态度和行动的母体而存在的一套持续性的性情倾向系统，而场域外在于行动者，是生产和交换某种利益的一个结构性的竞争领域。行动者或组织所持有的各种资本与场域里其他行动者的客观关系决定了其在场域里的位置，而行动者的习性既反映了其在场域中的位置，也同时内化和合法化了其场域位置。

由于习性和场域之间的对应性，当低阶层学生走进以中产阶级文化为主导的精英大学场域时，会感觉自己似乎走错了地方——体验到一系列陌生感、混乱感、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很不自在。这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既考虑行动者的主观经验、又能够对主观经验所依托的客观结构位置同时进行分析的可能性。沿着布迪厄游戏之喻的思路，大学可被视为一个具有一些特定游戏规则的迷宫（即场域），处于场内不同位置的行动者试图使用拥有的资本去获取各种机会和荣誉，他们的位置也会塑造他们的习性——即“一种对游戏的感觉，对必要的行动和此游戏之逻辑的感觉”。而影响行动者在游戏里获胜的资本，既包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包括文化资本，也就是对场域中主导文化的掌握和熟稔。显然，与家境优越的城市学生相比，来自农村、贫困地区、西部偏远地区的家境弱势学生，对城市和大学都相当陌生，对大学里的出路竞争游戏很可能根本找不着“感觉”，也缺乏获胜所需要的文化资本。由此，进入精英大学的寒门大学生，就不得不面临一种“文化障碍”。这种“文化障碍”首先是情感性的，但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行动策略的生成；不仅仅压制了他们的自我认识与自信心，还对他们在大学里的人际交往和生涯发展不利。

基于现有的文献和本研究的发现，我试图总结出在精英大学中羁绊低阶层学生的文化障碍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却也有着明显的分野，可以说对寒门大学生适应名校、取得成功构成了双重障碍。第一重文化障碍称为“文化脱嵌”，典型特征是寒门学子进入精英大学后，体会到对周遭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全面疏离。如布迪厄所言，习性如果突兀地进入一个与自身不配合的场域，会产生一种如同鱼离了水的感觉。低阶层大学生往往发觉自己的外貌、穿着、口音、姿态、生活习惯等诸多原本习以为常的方面，与精英大学里“正确的”或“默认的”做法迥然不同，因此他们既难以理解新环境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又感到自己在新的环境是个异类，与原先的社群也难以维持固有的联系。一个直接的例子是寒门学子不知如何使用大都市庞杂的道路交通工具和公共服务设施，譬如智能导航、自助购票等。大学当中的大部分人早已适应了使用电脑、手机和互联网传达信息、解决问题，而刚刚从中学进入大学的寒门学子可能并不知道如何操作电脑、查收邮件、在线选课等。当被访者向我讲述这些窘境时，他们害羞和尴尬的表情说明了称为新群体中的“少数人”给他们带来的羞耻感和心理压力。一位女生在讲述自己因为不懂得飞机舱位布局这样的“常识”而闹了笑话时，甚至禁不住开始哭泣。

▲图：电视剧《黑暗荣耀》中女主角不熟悉如何点咖啡，被许多观众认为是突显其生活贫穷的细节

除了对物理空间感到陌生和恐惧，更大的挑战是难以融入精英大学的人际互动环境。因为精英大学的生源目前仍以来自优势家境的学生为主，寒门学子在其中容易感到孤独和被拒斥。正如大成“语码处理器”的比喻，寒门学子的“处理器”仿佛出了故障，难以对大学里老师和同学发出的信号进行解码。他们不知道如何融入同学圈子，也读不懂任课教授对优秀学生的期待，更没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大学里的游戏规则（特别是非制度性的那些）。文化上的隔阂使得他们往往对新同学和新老师敬而远之，转而与背景相似的老乡或高中同学抱团取暖，而这却强烈局限了他们社会交往的范围，不利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和“文化工具箱”的迭代升级。另一方面，寒门学子还不得不面临与原先的社群相脱离的问题。空间上的隔绝和新身份的获得，都对他们维系与以往的亲人和朋友的关系造成了障碍。数位被访者向我提起过，上大学以后和原先的朋友疏远了，家人也并不能理解他们遇到的很多新困难。总之，因为实现了向精英高等教育的流动，他们仿佛被“移植”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文化上或多或少的水土不服总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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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文化障碍称为“文化迷失”，其典型特征是寒门学子升入名校之后，场域的剧烈转换造成了内在自我的冲突，继而引发了行动目标和策略的迷失。“文化迷失”障碍使得进入精英大学的寒门学子对自己感到迷茫和困惑，弄不清楚当下的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该干什么”。它极大地削弱了寒门学子使用文化工具去树立目标、达成目标的行动力和能动性，使得他们很多时候仅仅停留在茫然的观望状态。随着习性不断地调和自身与场域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需要维持与旧系统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环境，于是产生了布迪厄所预言的“习性裂化”。一方面，寒门学子已经脱离原来生长的环境，接触了许多新鲜的观念和事物，与原本熟悉的自我逐渐拉开了差距；另一方面，其在名校新获得的身份和自我认知又不断被原先的自我和社会关系所干扰，以至于自我认同时刻处于一种不稳定或撕裂状态，个体因自己的出身陷入自卑感与羞耻感当中，甚至将自我分裂成多个部分。对中国高校低阶层大学生的研究不约而同地确认了自我的撕裂与认同多重化。另一方面，因为不了解精英大学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游戏规则”，寒门学子往往不清楚如何做才能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优势，也不倾向于对外寻求帮助。拉鲁及其学生认为，掌握学校这样的正式组织如何运转的“文化知识”，以及向教师寻求理所当然的帮助，是塑造学校教育不平等的关键点。“文化迷失”不仅对寒门学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意味着釜底抽薪，还不利于其在当前白热化的竞争中抢占先机、获得成功。正如第六章所述，价值感的混乱和无规划的投入很容易导致“直觉依赖者”在毕业前夕迷失无从，陷入无准备状态。寒门学子应对自我认同危机的策略常常是固守自己熟悉的学业成功，而放弃自己所不熟悉的课外社会性活动，然而这种做法却容易让他们在未经仔细省察自身真正的志趣就匆忙踏上直升研究生或博士的学术道路，虽有助于纾解一时之困，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其职业发展。

“文化脱嵌”和“文化迷失”两重障碍常常是共生的。寒门学子可能首先强烈体会到“文化脱嵌”的困扰，而后才逐渐体悟到“文化迷失”这种慢性的痛楚。在“文化脱嵌”障碍未克服的情况下，因为失去了社群的支持与接纳，“文化迷失”导致的自我认同撕裂和目标失焦的问题也更加突出。与短期内可能自然得到缓解的“文化脱嵌”相比，“文化迷失”似乎更加击中要害、也更需要有意识地反思和克服。因为身处茫然之境的人，甚至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意识到自己的迷茫。从“文化迷失”状态中恢复并重新回到一种确定的状态，对寒门学子来说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多位被访者认为，他们直到毕业也仍然没有走出这种对自我和未来的茫然之境。要走出“文化迷失”的状态，归根到底需要重建内在自我，在新的场域找到定义自身价值与人生目标的新方式。相对而言，“价值归顺者”在大学里比较完整地经历了“文化工具箱”的重塑，更新了看待工作意义和自我价值的眼光，也走上了一条方向明确、前景宽阔的生涯道路，故而更容易跨越这一阶段。……

寒门学子能做什么?（节选）

寒门学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碍，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议题，尚未得出体系化的结论。此处根据我目前的研究进展和感悟略提几点，权当抛砖引玉，与读者讨论。要走出文化障碍带来的低迷状态，首先可以从转变对自己处境的认知开始。正如本研究被访者的体验，不少寒门学子对入校后可能面临的文化障碍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遇到困难后又将问题归结于自身，由此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因而突破障碍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困境并非自身的能力或性格缺陷所引起，而是像本书所展现的那样，是个有规律可循的社会事实。虽然看似是个人的体验，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正常的，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换句话说，其实身边有这些不适感的同学大有人在。因而，不必对身处这种困境感到羞耻和自责。并且要意识到，支持像自己一样的学生度过适应困难，是大学本来应尽的责任。虽然寒门学子总不习惯于向辅导员、学院老师等关键人员求助,但错过这个理所当然的帮助来源实为大憾。

要在认知上做好突破文化障碍的准备，还需要向自己强化一个信念: 我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挑战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至少是有反思性地拒绝）那些总是不假思索就拒绝的观念和事物。因为习性总是不自知、不自觉地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行动者无需刻意思考和判断就自动知道该如何行动。习性作用下的实践常常是前反思性的、是倾向于维护旧有习性的。因此，当寒门学子来到新的名校场域，总是会无意识地拒斥所接触到的新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如书中运用“直觉依赖模式”而不自知的同学，明知道其他策略更有利，却常常轻易从自己的道德体系出发，对此嗤之以鼻。当然，寒门学子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要有所反思和甄别，亦步亦趋大可不必，但全盘拒斥也不可取。即便是拒斥，也要经过反思程序再决定拒绝。对于那些自己看不惯又好似很有功效的做法,可以首先自己反思自己看不惯的缘由是否站得住脚，而后仔细思索一番令该做法有功效的机制是否合理，然后再决定是否批判性地接受这一做法。

突破文化障碍的第三个要点，是对新场域文化及“游戏规则”的广泛了解和学习。初始的“文化脱嵌”感并不可怕，当寒门学子浸淫在名校的新环境，他们有很多机会去见识其他人习以为常的那些观念和做法。寒门学子要做的，除了在认知上松动自身不假反思的旧观念和旧做法，还要积极为自己创造多元化的社交机会，去尽可能广泛地接触新观念和新做法。在这方面,增加社会性投入和突破单一化的社交圈子非常重要。要尽量避免仅仅在老乡和高中同学群体里寻求社交支持的倾向，也要着意和更广泛的人群、特别是与自己背景不同的同学沟通交流。在遇到文化适应障碍的初期，寒门学子可能会感到与背景熟悉的同学交往更能舒缓压力、建立安全感和归属感。随着新朋友圈子的建立，“文化脱嵌”障碍逐渐瓦解，就是时候勇敢地结交其他与自己不同背景的朋友了。在与不同背景的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可以留心观察和思考那些令自己感到难以理解的观念与做法，并带着坦诚和尊重与他们交流。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增进与师长的非正式交往。教授和师兄师姐并非如同想象当中的那样难以接近，他们更清楚大学的游戏规则，也能为后来者提供切身的帮助和建议。事实上，大学已经在促进师生互动方面实施了许多举措，例如让新生有机会进入课题组的学术启航计划、教授读书会等。不要错过这些交往和学习机会。假以真心与时日，相信会获益良多。

在逐步做好准备拥抱新社交圈子和场域文化的同时，还要注意衔接好旧有的社交关系和原本对自我的认识，从而缓解习性的裂化带来的撕裂感。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向上攀登的蜕变之路上仍保持原先自我的延伸性，而非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唯有将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一起，寒门学子才能实现文化身份上的主动整合，而不用落入文化自杀还是文化固守的两难境地。……

最后，在即将跨越文化障碍的阶段，寒门学子可以试着去欣赏自己的原生文化，并意识到和发挥好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过渡经历带来的独特优势。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 埃里蓬(Didier Eribon)的《回归故里》一书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厌弃自身原生文化的人即使取得了成功，也终将因情感和精神的无所依归而饱受折磨。埃里蓬停止这种折磨的最终途径，正是从精神上“回归故里”，与从前一直抵制和不愿承认的自己和解。尽管寒门学子可能一度因自己的身份标签（如“农村人”“贫困生”“凤凰男”“小镇做题家”等）而感到自卑和自我厌弃，但一旦当他们趟过了文化身份扩展的河流，这些经历反而会化作一种独特的个性和优势。不少学者指出，寒门学子的原生文化的确可以制造优势,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包括自立自强的精神、尊师重教的观念、内在生发的不竭动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实现了阶层跨越和文化身份扩展的寒门学子，如同穿梭在弱势社群和社会精英之间的“大使”，他们精通两边的语言、明白彼此的诉求，也有意愿、有能力去影响政策和决策，从而改善其原生社群的生活境况。……

归根结底，要从现象上消除文化障碍，绝非寒门学子个体的责任。高校教师和管理者需要认识到他们在消弭文化障碍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改善政策环境来支持学生应对文化障碍是一条可取的途径。……学术研究者在推动文化障碍的消除方面同样责无旁贷。要做能对寒门学子提供切身帮助的研究，研究者不仅需要揭示文化障碍如何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还需要继续深入探究他们发挥能动性去突破文化障碍的过程和机制。倘若只满足于无休止地对再生产既定秩序的解释，那么千方百计与文化障碍搏斗的寒门学子就失去了一份得力的支持,而学者们也错过了欣赏一幅能动性与结构性力量相抗衡的动人图景。

来源：豆瓣读书公众号；节选自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金榜题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