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倩 | 知识生产视角下的中华文明探源、博物馆与数字技术

编者按

据新华社消息，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6月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中国考古博物馆，先后参观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了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重大考古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迄今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重点研究项目，如何更好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价值，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进一步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刊2023年第6期所刊发王巍、谢维扬、李倩倩三位专家的笔谈，分别从文明探源成果的转换与传播、文明起源与中国古史研究、数字技术与博物馆融合等视角，聚焦“探源工程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希望本组笔谈对推动相关研究、讨论有启发意义。本公众号特此推出，供读者思考。

知识生产视角下的中华文明探源、博物馆与数字技术

李倩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本文拟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李倩倩副教授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与学科知识体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元知识”的人类文明起源研究如何在各学科纵深式发展的同时，由学术领域走向公共知识领域？作为遗产阐释权威机构的博物馆如何综合运用田野考古发掘的物质遗产、学术研究成果与新兴数字技术，向公众转译人类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由科技部立项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或“探源工程”），是最具系统性与代表性的华夏文明起源探索。探源工程自2002年立项至今已开展工作20余年，历经预备性研究和第一至第五阶段，现已同步进入推动研究成果展示、宣传推广与转化利用的知识普及阶段。在知识生产多向度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一方面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文物数据收集、存储、传输与展示的进步，为博物馆向公众揭示文化遗产内涵、增进互动沟通赋能；另一方面也加快了考古学研究从田野迈向阐释的步伐，继而对博物馆知识加工、转译、展示与输出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家文明起源研究：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知识生产

卡尔·波普尔（Carl R.Popper）将“知识”区分为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主观知识由意识经验世界构成，客观知识则由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构成。系统认知文明的萌芽、形成与发展是人类理性记忆的需要，其探寻过程是客观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生产方式与社会运行机制互动反馈的结果，这一过程的支配性机制是人通过反思、批判、总结等方式持续创造知识集群作用于物理的自然世界，继而基于主观认知构筑客观知识。

古史重建是中国考古学的核心任务之一。“中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紧紧联系在一起”。1980年代，西方后过程考古学运动兴起，中国考古学亦已趋于成熟，依托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作为学科理论，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浙江余杭良渚、辽宁建平牛河梁、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安徽含山凌家滩、山西襄汾陶寺以及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一批新石器时代核心遗址的考古发现，推动了我国学者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夏鼐明确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苏秉琦进一步说明，“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除了传说材料，史前时代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可供依据，建立史前时代信史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在考古学家的肩上”，他发布了包括“中国六大文化区系类型”在内的“满天星斗”“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和“发展模式三类型”等学术理论，力图重建中国史前史、中国古史与中国国史框架。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课题组，彼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历由旧金石学的思辨阶段，基于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的科学分类、记录与研究的描述阶段，逐渐过渡到利用人工遗物重建历史的历史复原阶段，乃至发展到运用包括古代文献材料、宗教学、自然科学等多种手段从古代遗存中寻找文化发展模式、探求文化进步法则的解释阶段。20世纪以来，世界文明起源的探索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研究进行关联与整合，注重对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吸纳。陈淳归纳，国际文明探源已从“何时”“何地”转向“为何”，所关注的问题不仅涉及社会演变的过程，而且希冀探究人类文明起源的一般性规律。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近年来，学界有关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面向社会公众阐释与传播的讨论逐渐增多。2023年3月，在“遗址博物馆与中华文明探源论坛”上，曹兵武提出“探源之后怎么办？成果如何与公众对接？如何实现文明互鉴？”等问题，高大伦则就目前遗址博物馆信息展示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观点，尤其强调遗址博物馆仿复制品、辅助展品过多，虚拟复原、虚拟再现、沉浸式设备滥用，以至遗址信息阐释被削弱等弊病。同年5月20日，“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考古遗产保护利用研讨会”在河南郑州开幕，对考古遗产活化利用的探讨未来势必会包括数字技术运用的问题。

博物馆展览是探源成果走向公共知识领域的主要渠道

博物馆展览作为早期文明研究成果学术转译的重要渠道之一，特点主要包括：在形式上，强调对遗址与考古出土实物资料的展示；在内容上，更具客观性、专业性，能够有效统合文物数字化技术、考古纪录片、云展览等资源与传播媒介。与此同时，展览相关的公共教育活动可置入科普出版物、文创产品等形式，以相对整体、系统的方式向观众提供情境化的参与体验。在知识形态日趋数字化、虚拟化的当下，博物馆如何结合实物遗存、研究资料与展示技术，综合呈现对考古信息的加工、转译与知识再生产，对以探源工程为代表的早期文明研究而言意义尤为重要。

在2022年国际博协（ICOM）于布拉格大会通过的博物馆最新定义中，博物馆工作强调对文化遗产的“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其目的是“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由此，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启迪的功能被进一步强化与拓宽，成为连接器物展示、考古学阐释与早期文明形成知识输出的“历史重建的桥梁”。然而，与考古学阐释不尽相同的是，当代博物馆展览强调建立一套符合信息传播与观众认知规律的博物馆展览阐释体系。以此为标准，早期文明考古材料较其他题材展览的展示难度更大，对内容解释的专业程度、知识普及水平要求更高。如布鲁斯·G·格里特（Bruce G. Trigger）所述，“考古学并非统一的、不言自明的活动”，探源研究由考古学阐释过渡到博物馆阐释的难点体现在早期文明研究具有“透物见人的困难”，如新石器至商代初期的考古材料，普遍具有文化内涵丰富但观赏性弱，材料呈片段化、时间精度低、原生语境模糊、时空联系与材料形成过程细化难度高等特点，这阻碍了社会大众充分理解遗物遗迹内涵与价值。但另一方面，展览是博物馆进一步传播遗址价值、建立遗址与社区联动关系的主要途径，对增益遗址保护、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考古学家的工作进展与研究结论是博物馆向公众重建过去的根本依据，学术研究的观念与深入程度决定了展览阐释、启发式教育的效能以及对社会大众的影响。相关学者近年来对探源研究的反思包括如何进行“高层次解释的历史重建”的问题。陈淳强调：“从材料的整理和描述转向历史重建是中国考古学亟须正视和努力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长期以来，一方面，这种较高层次的解释在我国学界被认为主观性太强，不值得提倡。而且物质文化的成因往往有不同的可能性，使得这种历史解释要比大家想象和承认的更加困难，于是常以强调研究的客观性来加以回避。”陈胜前指出：“考古材料是古人行为的结果，当然，不是所有的古人行为都会有物质结果，我们得到的实际是片段的人类行为信息……史前时期遗存一方面没有文献可依，许多时候考古工作仍然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度，难以把不同空间的遗存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是我们不知道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两件空间上相距很近的东西年代上并不必然是相关的，因为它们可能是不同来源的。重建中国史前史，需要高精度的材料，不仅仅是时间上，也应该是空间上的。”赵辉也提出：“探源形成的是粗线条的宏观过程的研究成果，而且描述性内容远多于理论构建。”相对于追求重建绝对真实的早期文明发展史，绝大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尽可能地揭示相对真实的部分。特里格在1970年代末曾提示：“考古学家必须从古代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物质遗存来推断人类行为，以及他们的活动对环境持久实在的影响。考古材料的阐释取决于对当前人类如何行事的了解。”关于历史重建的问题，陈胜前认为不追求“绝对真实”而是“有限度的真实”是可能的，尤其是那种把限度与前提公开说明的真实。有专家学者指出，在文明起源研究中，要注重中国考古学、古史研究及现代科学的合力，要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解决国家文明起源的历史性事实与中国古史重建的若干重要问题。

考古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对信息模糊、有争议或悬而未决问题的处理方法与态度往往会直接影响博物馆展览的信息阐释。就博物馆展览的知识转译而言，学术研究是展览策划与文本撰写的基础，故而，在“再语境化”的博物馆场域中，史前考古材料更加依赖多重意义网络的建构和演绎式填补。理论上，博物馆展览内容与辅以图文及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过程性结论推演，可在最大程度上为合力重建“有限度的真实历史”创造条件，帮助观众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认知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进程，确保展览内容的客观性、学术性与启发性，起到“以物证史”“透物见人”的作用。如202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展览统筹和浙江上山遗址考古领队蒋乐平在访谈中提到，“最客观最带有结论性的东西是文物，但文物的展示应该允许出现适度的内涵演绎，可以带有研究过程和结论，学术也是可以展览的”。如“稻·源·启明”展第二章“那一粒米”的单元说明文字如下：

一粒深埋在遗址里的稻米，几块掺杂了砻糠碎谷的陶片，代表了古人向土地探寻食物的智慧，也记录了一场作物生产的革命。从此，那株祖本是狗尾草的稻，在古人的培育下“疯狂”生长。

这是一个万年前的故事。时光的隙鲸里遗落一道光，照耀在金黄色的稻穗上。一粒粒稻米成熟坠地，一颗颗金灿灿的种子会产生怎样的奇迹。上山人耕耘土地、悉心裁培，经过漫长的等待，这些稻米终于每年都开出花、结成穗，成为家园边最美丽的风景。他们将脱粒后的稻壳和陶土相伴，制作成器；将发酵过的米浆存封在罐子里，酿造出酒。这些都是何其伟大的发明！正如袁隆平先生为上山文化的题词“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那样振奋人心。他们是最早的农人，是最早生产水稻的先民。

上山遗址灰坑中发现的陶器胎土中散落的羼、稻壳与稻叶是考古学家眼中世界最早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证据。然而，如不加以科学阐释，公众很难单凭对物的观赏理解遗物负载的重要文化意义，而照搬考古报告则会形成另一重阻碍观众深入理解的屏障。“稻·源·启明”展将学术信息进行了适当转化与演绎，使观众通过单元说明进入万年前先民水稻驯化的情境之中。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将主题讲座《上山文化与稻作起源》与国博官方网站、社交平台账号、“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社交平台的直播节目录屏共享于官方网络平台，在展览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能持续通过网络发挥知识普及的效能。

随着探源工程各阶段研究工作的展开，早期文明相关展览也陆续举办。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到2022年年底，全国各大博物馆共举办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及发展相关的临时展览45场，其中2015—2018年间共举办13场，同时设置网上展览的有4例；2019—2020年共举办相关展览12场，其中10个展览同时设置网上展览；2021—2022年举办相关临时展览数量最多，合计20场，占7年间所办相关主题展览的44%，同时设立网上展览的有13例。总体来说，相关展览的举办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与此同时，网上展览也成为探源成果转化的另一重要传播媒介，这势必会大大扩充相关展览的知识普及面。

助力或阻力：数字技术在博物馆早期文明展示中的角色问题

博物馆作为数字技术与文化融合的前沿地带、新兴学术思想的实验场域，得以运用数字技术对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的相关研究结论进行再语境化，一定程度上辅助博物馆展览达成了“对过去的可视化重建”，在保存国家历史与记忆的同时实现文化传承。陈胜前将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的重建过去的方法归纳为三种进路：“一种是把零碎的考古材料拼凑出类似庞贝古城那样完整的材料，那么考古学就可能重建过去；第二种思路是方法主义，即相信科学分析方法的增长潜力无限，只要尽可能多地运用新的科技手段，就有可能重建过去；第三种思路是采用大数据挖掘的手段，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来，实现重建过去的目的。”数字技术赋予了博物馆综合上述三种思路重建过去的可能，并在转译当代考古学阐释理念的过程中又生成了新的认知方法与模式。

当下，数字技术已在考古文博领域被广泛使用并发挥重要作用。方辉指出，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离不开科技考古的支撑，文物遗产保护、修复、利用等工作也离不开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科技助力，如近年来社会公众对三星堆遗址发掘的热切关注，不只体现在对出土的珍贵文物，同样在于多学科交叉合作和新兴数字科技对展示形式的赋能。另一方面，当下数字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大规模使用也呈现出不少问题，学术研究与技术的适配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刘斌特别提示考古遗址特有的“现场感”，即物质遗存与所处情境产生的场所效应是虚拟观览无法替代的，而数字技术的优长应体现于提供遗址现场无法直接呈现给观众的信息上，诸如对史前遗址、建筑与景观的复原等。2023年3月，高大伦在“遗址博物馆与中华文明探源论坛”上提出，“遗址博物馆是开展启发式教育的最好场所”，遗址博物馆原则上应与遗址呈现互补关系，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在博物馆中进行准确而精炼地展示，留给观众沉思、开放式解读与探究的空间。他还强调，部分博物馆因过多倚赖场景复原、虚拟再现与沉浸式体验，使许多原本具有开放式答案的问题被单方面过度解读与固化。

相关现象的成因既存在博物馆管理理念、制度设计、与技术提供方合作模式的问题，也有资金预算、专业人员配置等各方面因素掣肘。张小朋指出，技术公司与博物馆合作常面临的两大障碍，一是技术提供方对考古与博物馆专业的知识较为陌生，以至于数字化内容趋于表面化、形式化、空洞化，而文博专业人员的参与度不足，导致专业语言的转译方法有待优化，二者无法形成合力。二是目前普遍存在着一种“技术万能化”的误区，即倾向于一味堆砌生僻的技术术语而非深入分析技术在展示中应用的范围与条件。首批参与全国七家智慧博物馆建设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认为，对于收藏、保护、研究、阐释和展示我国早期文明遗存的主阵地考古遗址博物馆而言，应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工具，使展示技术始终为展示内容而服务。知识生产离不开学术研究，考古报告、考古数据等学术资料需要经过专业的再阐释与转化，将高质量的文化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大众，以达成良好的社会影响。此外，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博物馆如何消解文物展览内容生产与展示技术的专业壁垒，摆脱技术滥用、娱乐化的营销思维的诱导？当数字技术充当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媒介，文化遗产多大程度上可以助益于历史场景的搭建？文化遗产借由网络媒体向公众转向的同时，如何规避媒介滤镜的消极影响，如何弥合文化表象与文化内核的分离？随着计算机科技对人文社科知识生产的进一步介入，对于数字技术在探源研究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角色问题的研究，将会持续进行下去。

作为阐释媒介的博物馆数字技术

作为“元知识”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揭示性、超越性与创新性的知识生产。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如何运用新观念与新技术传达展览的传播目的，如何向观众转译探源研究的目标，即“揭示中华文明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探索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动力或因素及其内在联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道路呈现什么特点，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应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

博物馆数字技术可被视为考古信息的转译者、阐释者、展览语境的提供者以及历史场景的视觉建构者，作为一种有助于复原、解释与启迪的媒介汇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知识生产体系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遗产阐释概念的提出者弗里曼·提尔顿（Freeman Tilden）认为，“阐释”在遗产话语中关系着一种步入现代文化生活的公共服务，其功能是“旨在揭示意义与关系的教育性活动，通过原物，经由直接经验，通过说明性媒介（illustrative media）发挥作用，而不是简单地传递事实性信息”。媒介理论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强调一切媒介均是人感官的延伸”。曹兵武认为，当今的博物馆正趋于媒介化发展的趋势，除传统的展品、说明牌、展柜、展板之外，几乎所有现代媒介形式都被引入其中，展览被整合成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统一性的面向受众的叙事文本或者互动现场。现当代新兴数字技术能够支持以多感官的方式再现、复原、并置早期文明研究的结论或观点，通过技术为文物、遗址构建可视化的动态语境，通过感官激发观众思考。数字技术既可弥合展示话语中“微观语境”与“宏观语境”的缝隙，其自身也呈现为一重语境，符合阐释性媒介的特征。

从阐释媒介的视角来看，当今的博物馆数字技术在早期文明相关展览中应用的优势主要包括突破展示空间的限制、突破信息容量的限制、改变静态叙事的模式，以及连接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四个方面，从宏观阐释、中观体验以及微观的信息解释三个层面辅助博物馆进行早期文明展览阐释与历史重建。

就宏观层面的阐释而言，一方面，博物馆数字技术可实现田野发掘、遗址与博物馆的三方连接，为观众搭建较为全面的早期文明认知基础。考古遗址包含发掘前、发掘中与发掘后三个阶段，遗址本身亦经历修建、使用和废弃的过程，田野发掘中的相关数据采集是后期数据利用、未来制定整体性数字化利用方案的前提。如虚拟场景与沉浸式体验等效果的建构除依托学术研究进行合理推演外，还需有数据材料作为基础。如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初期配合逐层发掘进行逐层扫描，中后期约每7天进行一次全坑3D扫描，所采集的扫描模型数量多，材料、数据完整度高，有利于后期继续开拓遗址场景复原、数字修复、展览数字化转译与互动应用等遗产活化利用的探索。

另一方面，博物馆数字技术可补足遗址信息展示的缺环，实现遗址展示与博物馆展览展示的有效融合，并为观众营造的沉浸式的历史体验。例如，良渚博物院联合技术团队研发试用的AR智慧导览系统以眼镜为载体，集语音导览和视频画面导览等功能于一身，能够为观众带来AR特效、数字沙盘、AR地图导览、虚拟导游等虚实结合的功能体验；金沙遗址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精灵导览”有基于遗迹馆全景扫描的展示，各片段均设置2个专业知识提问，部分问题的答案配合场景虚拟复原，给与开放式解读的提示。早期文明相关展览中常见数字技术主要包括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 AR）、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 VR）以及混合现实技术（Mixed Reality, MR）等。腾讯AI Lab及Robotic X实验室主任张正友提出“虚实集成世界”的概念，即观众可凭借技术流畅自在地“穿梭”在远古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虚拟世界中的废墟、城墙等来自于对考古数据的数字复原与修复，场景中可加入虚拟人物进行故事化的互动演绎。事实上，类似的虚实集成基于以考古学为主的综合研究成果而建构，技术所呈现的“透物见人”是田野考古与理论研究相结合、考古材料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推理过程。

洛阳博物馆实景观展

从中观层面来看，数字技术为动态拓展博物馆展览阐释语言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数字屏幕或投影界面不仅可扩展展墙、展板、展牌等二维界面的描述性阐释功能，也能以声画结合、虚实结合的动态方式填充考古文物的阐释语境，在展览中创建考古学家推拟建构的可视化的远古时代景观，为观众的智识体验提升创造条件。比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展以裸眼3D成像技术为基础，使用声光电体感装置，雷达互动投影墙等数字手段展现二里头夏都遗址推拟复原后的视觉意象。另一方面，投影技术也常被用于遗址地理信息的展示。地图类说明此前多以静态图版的方式展示，视频投影使其信息得到了动态拓展，图文及解说等方式随影像连点成线，增益了观众对早期人类生活的地理位置、环境、人群迁徙、文化传播路线等情况的宏观认识。投影装置往往被设置于展览序厅或展览起承转合的部分，作为各重要节段的知识铺垫。因投影覆盖面积、形态可根据需要进行弹性设置，有效填充了博物馆展厅竖界面的视听效果，对观众形成的阈限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从微观层面来看，博物馆展览展项往往通过感应、触屏等人机互动设备进行可折叠、可参与式呈现。感应装置可为原本不可实现的展示提供模拟体验的契机，使观众得以通过互动参与的方式认知史前考古文物的内涵。2021年四川博物院“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将声音感应装置悬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磬展柜之上，观众靠近后得以欣赏复原的原始石制乐器所发出的声音。此外，以触控为主的互动多媒体展项是当前早期文明展览中应用最广的互动交互展示设备。观众只需通过点击、滑动屏幕等简单操作即可完成信息阅读并进行互动。比如，“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的“水泽之地”展项以三面围合的方式展示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的植被与环境。触屏内容中置入了枫香树属、李属等十二种植物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触屏中提供了“现代植物照片”“宝墩时期木炭切片”“植物志标本”三类图像并将其并置，观众可通过考古学家、植物学家与自身视角对植物图像进行比对观察，从而对触发观众对成都平原早期植被与环境的思考。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应该选择使用哪些数字技术来呈现哪些信息。不少博物馆直接使用考古报告上的线图制作图文展板展示重点信息，却在同一展项中使用炫目的数字技术来表现另一些景观化的次要信息。这说明，数字技术还未深入地参与学术研究的转译。

2021年四川博物院“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

同时，“云展览”是值得关注的探源成果的推广方向。云展览的大量出现使部分高水平临时展览在撤展后依然可在线访问，突破了时空限制。此类网上展览多基于线下展览的模型复刻，优点是视觉效果与实际展厅高度一致，观众以鼠标拖拽移动的方式切换场景观看展项，个别展览还配有背景音乐。不足之处是绝大多数云展览并非基于网络访问而策划，因线下展与线上展的观众认知模式存在较大区别，观众实际访问网络展览的时长、体验与知识传播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调查可见，在部分云展中，因视角固定，观众无法完整阅读部分展板的信息，对于早期文明展览的信息阐释而言，形式上的新奇无法弥补内容转译受阻的缺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云展览依托网络科技的更新迭代而持续获得技术支持，具有访问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承载的信息量大、不存在文物保护与安全风险、更利于博物馆与观众进行交流互动、更便于收集观众反馈等优点，其未来作为阐释性媒介的发展潜力是毋庸质疑的。

如果承认作为阐释媒介的博物馆数字技术可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上调和展览阐释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有助于遗迹、遗物信息立体、全面地展现，增益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开放式结论推导，那么就探源成果展示而言，实践与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还包括：其一，如何在展览中有效统合学术阐释与视听等数字化互动手段，科学地转译出土文物的内涵与价值信息，改善文物由于语境剥离造成的理解困难、传播效能受阻。其二，如何利用数字手段调和学术知识输出与观众认知特点之间的错位，提升展览的可观性、传播面与影响力。其三，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既“展结果”也“展过程”，充分利用展览元素向公众客观、深入地展示考古学之于早期文明研究的工作方法、过程与成果；以及如何处理考古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观点。

总而言之，在实际操作中理念、时间、人力与经费等因素均会对博物馆与技术团队的互动情况造成障碍，数字媒介形式与内容的一致性往往会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内容设计是技术表现的核心，缺乏考古学家与相关研究者的深入参与，数字技术无法淋漓尽致地发挥其信息加工、转译与知识再生产的功能。

结语

数智时代的互联网重塑了社会组织结构，汇集起过去与当下的知识信息集群，计算机已能够通过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生成决策、推理和预测等结论。另一方面，数字智能时代的知识秩序亦不可避免的呈现链接化、多重拼贴、生成性和混杂性等未竟（unfinished）特征。2023年2月，两名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向人工智能ChatGPT提出了4个有关博物馆、核心藏品有关的问题，在ChatGPT给出的答案中，出现了博物馆成立时间不实，器物时代、产地、用途、特征等基础信息描述的明显错误与遗漏器物重要信息的情况。上述案例进一步提醒我们，在现阶段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于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成果的展示、传播具有现实性与必要性。

韩震从知识演进的角度提出“经验形态知识”“原理形态知识”与“交叠形态知识”的概念，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的范式经由观念、科学技术与学科环境的发展而发生拓展、修正与垒叠，研究生成的各类过程、结论等符合客观知识、“原理形态知识”与“交叠形态知识”的特征，兼具揭示性、超越性与创新性的“元知识”属性，应被置于当代知识生产的范畴进行审视。2022年5月，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聚焦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另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15 年11月就制订并通过了《关于保护与促进博物馆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作用的建议书》，强调应当支持博物馆利用信息技术分享和传播知识，以帮助其更好地实现主要职能。当下，我国已将数字文化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与数字技术实现全面接轨。博物馆数字技术具有考古遗产阐释与传承的双重属性，此类阐释性媒介作用于知识生产过程尤其值得被关注。

在探源成果由学术领域迈向公共知识领域的过程中，需要考古学家、相关科研工作者、博物馆以及技术提供方密切合作，以确保包括数字展示在内的阐释媒介发挥出最大效能以充分阐释、传播文化遗产蕴藏的文化内涵。博物馆对早期文明的阐释既包括意识形态、思想与价值等宏观语境的数字化呈现，更包括中观、微观层面的阐释手法、技术与大量基础性信息的解释。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考古成果转化与知识生产的途径，厘清博物馆数字技术之于早期考古成果阐释的现状与特点，可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行业自觉与文化自觉，鼓励更多的考古学家、专家学者深度参与，融合多学科优势阐释中国早期文明的成就。另一方面，从数字技术的角度观察中华文明起源的知识生产与当代转译，可透射当下博物馆知识生产的方法、理念以及大众对于华夏文明成就认知的广度与深度。

数字技术创造新的知识输出模式的同时，新的内容、载体与模式将无可避免地对博物馆既有的知识生成体系造成冲击。对文明起源知识生产、阐释情状的思索与关怀是人类创造自身、探寻自身进程中的一环，批判性反思和开放式讨论是思考如何在当下借助最“新”的科技来认知最遥远“过去”的前提。中华文明探源的实践不仅反映出我国早期文明研究在学科整合、材料解读、理论阐释方面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与风格，同时还呈现出现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研究、阐释、利用、公众知识普及等方面的需求、问题、现状与趋势，相关实践以知识生产的方式汇入文明历史知识形态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