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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青“是人们不理智的情绪现象，确实是应该批评的。但使用错误的历史观进行批评，不但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反而会激化人们的对立情绪，导致“愤青”现象的蔓延与加剧。        文章中首先用南宋联元灭金，结果最后被元所灭的事实，指责当时南宋的“愤青”不该因为与金国的世仇，而实行了错误的国策。其实南宋的灭亡与国策的是否正确毫无关系。因为历史规律决定了，中国大陆上凡是偏居江南的政权，最终都要被北方的军事力量吞噬掉的。之前的三国、南北朝，已经用事实证明得很清楚。而后来类似的历史现象，包括朱元璋将明朝定都南京以后，他的儿子又从北方出发讨伐皇帝，把都城重新搬回北京。这都与“愤青”现象无关。当然还有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统一全国。        南宋时期，蒙古军事实力统一北方大势已定。借道南宋的策略，只不过是元军能够更容易灭金的方法而已。南宋不与元联合，金国一样会灭亡。而统一了北方的蒙古势力，是一定会南下灭宋的。因此，借联元灭金的机会，向北方恢复部分国土作为抗击北方军事势力的的前沿延伸，未必不是一个正确的策略。至于结果失败了，是历史规律决定的。就像三国、南北朝时期的结局——没人说三国时的吴、蜀，与南北朝时的陈朝的灭亡，是因为“愤青”导致的——一样，与“愤青”现象无关。        明朝灭亡的原因与宋朝乃至于历代王朝一样，是因为土地兼并导致流民现象严重，财富集中在了权贵寡头手中，政府没有财政能力调节社会矛盾，于是阶级矛盾激化为社会动荡，给了外敌以入侵的机会。崇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棵歪脖子树天生就是为他准备的。如果没有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动荡，满洲贵族就不敢觊觎关内。国家没有内乱，就可以用强大的国防力量压制乃至于剿灭关外的军事力量。        做不到这一点，与后金议和也好，允许李自成割地称王也好，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明朝灭亡的命运。因为后金议和的目的不过是暂时休养生息，待机再进；崇祯不能解决土地兼并导致的社会动荡问题，让李自成割地称王，只会进一步鼓励各地反王造反。李自成割地称王之后，也绝不会眼看着明朝政权危机日深，而不图进一步的扩张。袁南生以为接受了后金或者李自成的要求，就可以避免明朝的灭亡，是以为这些人是善茬吗？        崇祯不肯迁都南京，同样不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因为明朝一部分皇族在江南已经形成了与当地豪强结盟的势力格局。迁都南京必然会导致王朝与这些势力的矛盾加剧。如果在和平时期这么做，或许可以凭国家的强势压服南方势力接受。可是在内外交困严重的局面下，这条路显然走不通。        如果明朝面临的是东晋、南北朝与南宋时期，北方也处于几大军事政治体相互交战的局面，迁都南京还有可能支持较长时期。然后在南方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体制的改变，较早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就不会有后来的懦弱挨打、任人欺负时期了。可是因为明朝本身的曾经强大——东晋与南北朝时期的南方诸王朝面对的是在西晋才统一就内乱后，群雄纷起的北方军事政治局面；南宋面对的是在军事上一直懦弱的北宋时代兴起的几个北方军事政治体相互攻伐的局面——迫使北方军事政治体不得不在统一了自身内部以后，才对明朝发起攻击。所以历史没有给明朝以改革社会制度的时机。只能灭亡。        所以，袁南生所举的“愤青”误国的事例，都是违背事实与逻辑的。是他为了批判“愤青”现象，而人为地对于历史现象的牵强解释。把历史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人的意识活动结果，是英雄史观的表现——失败是因为皇帝信了错误的建议，而成功的政权是因为皇帝英明神武。这是违背唯物史观的思维逻辑。        袁南生为了批判历史上的“愤青”现象，用了【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这样的语句。这很明显是不明白古代中国面对的实际情况。几千年的古代中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都处于落后的经济社会状态。当时的“夷”族们都处于游牧社会状态，自己的生产力落后，却觊觎华夏的繁荣，不断用军事入侵干扰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不防不行。为批判“愤青”现象，而连带对于落后民族的暴力入侵的防御思想也进行指责，显然是不分是非了。    近代以来，愤青们的思维偏激是应该被批判的。在外交上盲目主战、反对妥协的思想，确实会给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困扰。但是我认为今天更需要批判的“愤青”现象，是盲目相信西方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人的“善意”，对自己的历史全盘否定的现象。而像袁南生这样用错误的历史观来批判“愤青”现象，就不论是批判左边的“愤青”现象，还是批判右边的“愤青”现象，结果都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