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又一次被人利用了

关键的核心问题在于，法律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不存在一个先天的至高无上的法律。
所以，服刑完毕的罪犯成为人民一份子，这并不能天然等同于子女就不需要政审，或者说政审时就不需要看父母背景。

既然是讨论这个“大政”，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得是以“大政”为重。
否则就会有各种伦理矛盾。

比如那个“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段子，我们姑且以它的“人文核心”来讨论吧。
如果卫兵真的枪口抬高一厘米，那么偷渡者的确可能免于一死。就卫兵和偷渡者个人之间而言，看似的确完成了良心的救赎。
但是我们把背景稍微挪动到“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时期，再来看看呢？
卫兵如果只是以一己之小善，放过了偷渡者去对面，他能保证这个“平民”身份的偷渡者真的没有携带什么机密情报吗？如果因此造成沿海人民的损失和伤亡，他对沿海人民的良心又去了哪里？

所以，只要是对事不对人，那么政审在“大政”上就无可指摘。
说白了，如果这样做会有代价，那么就是所有信奉这句话的人都愿意付出代价。
就像我在过马路时，相信红灯停，绿灯行，也愿意为此付出有人闯红灯导致我受伤的代价一样，因为相信这样，会让我在更大的几率下更安全。
非如此，就总有人会试图“取其轻，谋其重”，比如鼓吹人生而自由，何时行走，何地行走，都是人的自由，所以闯红灯不该被责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