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又一次被人利用了

非也，其实有两点可以说明：
首先，类似于污点会跟随档案一辈子，这本身是一种犯罪成本，不会因为罪犯服刑完毕之后就抹去。政审是加给罪犯的犯罪成本，当一个人有了严重的犯罪行为，即使最后服刑完毕改过自新，这个代价他也要付出，换句话说：服刑完毕只是法律层面的洗清罪过，而政治层面的惩罚会一直伴随着政审来实行。

第二点，这涉及到“民主集中制”这样的制度，通俗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人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什么样的观点才能符合大多数的利益？什么样的观点才可以代表人民？答案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观点。而民主集中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广泛听取意见，达成共识，这是民主的部分，而集中的部分就体现在：即使有个别人不同意，也必须完整执行已经做出的决策。
“民主集中制”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的观点冲突，罪犯改过自新后回到人民群体之中，但是这样的群体毕竟在人民中也是少数，大多数人仍然希望维持政审制度，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而即使有人能在人民内部赢得所有人的信任，“政审”作为制度也不应该为个别人破例。

所以这不是机械主义的思想，而是作为政治的一部分，如果任何终身制惩戒措施都是“机械主义”思想，那人类社会早乱套了。相反，正是因为罪犯有改过自新的可能，而依然实行政审制度，才让这一制度更具威慑力、打击力：不是改过自新就没事了，要么别犯罪，要么就必定付出沉重代价。

开了缝就是有口子钻了。

关键的核心问题在于，法律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不存在一个先天的至高无上的法律。
所以，服刑完毕的罪犯成为人民一份子，这并不能天然等同于子女就不需要政审，或者说政审时就不需要看父母背景。

既然是讨论这个“大政”，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得是以“大政”为重。
否则就会有各种伦理矛盾。

比如那个“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段子，我们姑且以它的“人文核心”来讨论吧。
如果卫兵真的枪口抬高一厘米，那么偷渡者的确可能免于一死。就卫兵和偷渡者个人之间而言，看似的确完成了良心的救赎。
但是我们把背景稍微挪动到“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时期，再来看看呢？
卫兵如果只是以一己之小善，放过了偷渡者去对面，他能保证这个“平民”身份的偷渡者真的没有携带什么机密情报吗？如果因此造成沿海人民的损失和伤亡，他对沿海人民的良心又去了哪里？

所以，只要是对事不对人，那么政审在“大政”上就无可指摘。
说白了，如果这样做会有代价，那么就是所有信奉这句话的人都愿意付出代价。
就像我在过马路时，相信红灯停，绿灯行，也愿意为此付出有人闯红灯导致我受伤的代价一样，因为相信这样，会让我在更大的几率下更安全。
非如此，就总有人会试图“取其轻，谋其重”，比如鼓吹人生而自由，何时行走，何地行走，都是人的自由，所以闯红灯不该被责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