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所谓“现代性” 实是贫民弱民的恶政

王安石变法代表着增强中央国家汲取能力的财政思路，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评价完全不同。清末以前，儒生大族把持文化权力，生怕皇权下县打破他们的包税权和司法权垄断，当然要污名化一切试图扩大国家权力的皇帝臣子（比如雍正、桑弘羊的历史名声也一直不好）。清末的改革志士发现，皇权不下县的结果是偌大一个中国可动员的财政资源和小日本比多不了多少（更屈辱的是，这些收入中很多来自英国人控制的海关而不是国内税收），建立现代化国家就必须扩大财政能力，因此重新歌颂王安石桑弘羊这些为国理财的能臣。
近年来继续再次翻案踩王安石的人，以秦晖、吴晓波为代表，本质上就是给新地方豪强争取话语权，强调“私人财产”对于国家权力的不可侵犯性（豪绅的钱如数奉还，但升斗小民的财产他们可要三七分账）。他们强行把国家汲取能力和治理实效割裂开来（汲取能力不是有效治理的充分条件，但绝对是必要条件），一口一个公民社会、抵抗恶政，实际上变法前横征暴敛截留财政收入的是他们，变法后借机加重剥削百姓搅黄变法的还是他们，他们所谓的“公民（豪强）抵抗”是恶政的源头而不是制衡。他们无耻的把一切责任都甩给王安石，甚至大怂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这种得从太祖爷重文轻武开始算的历史大锅，都要扣在王安石脑袋上。
如果非要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那王安石应受到的批评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地方豪强抵抗对政策的影响，不能苛求他以一人之力超越历史局限改变整个宋朝的社会结构，更不能直接把他的政策污名为恶政；同时，躲在阴影中的地方豪强对变法的扭曲必须被提到阳光下审视批判，接受应有的骂名，进一步加深封建中国中层既得利益集团贪婪无度祸国殃民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