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所谓“现代性” 实是贫民弱民的恶政

转自“私产历史”公众号（id：ilovereason），原标题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作者苏则。

导读：王安石变法的“现代性”，是不值得我们高估的。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拗相公”王安石咏梅花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此诗作于第二次罢相期间，孤独中寓有倔强之意。

引子：“天下之大患”

抑或三代以下唯一“完人”？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显得非常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就是王安石（1021年－1086年）。他是北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字介甫，号半山，在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1067年—1085年在位）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并在全宋范围内大举变法，推行新政。在宋神宗统治的十九年中，虽然王安石前后只在这个相位上呆了六七年时间（1071年-1074年；1075年-1076年），中间还曾被罢相两次，但王安石的新法基本被宋神宗赵顼贯彻下来。所以自宋神宗的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为止这十七年的时间，基本都属于广义的王安石变法时段的范围之内，这次变法也被称为熙宁变法或者熙丰变法。

我们前面说王安石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当然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六七年宰相，也不是因为他变了法，他的特殊之处主要在于人们对他的评价。不论是在他在世的时候，还是在其身后，王安石得到的评价都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在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北宋人中，有许多对他顶礼膜拜，如黄庭坚曾“熟观其风度”，说他“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称得上是“一世之伟人”①。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反对他和他的新法。不少的北宋名臣，如司马光、韩琦、唐介等人，都反对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但他们总体上还是认可王安石的个人品格②。到南宋之后，官员文士们对王安石的评价就普遍大大下降，甚至可以说对他是深恶痛绝了。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我们都很了解《古文观止》这部书，这是清代人为私塾学童们编写的古代散文选本，影响力差不多类似我们今天的教科书。而这部教科书里，就收录了一篇托名北宋苏洵所作，但很可能是南宋人杜撰的《辨奸论》，专门批判王安石两面三刀表里不一，嘴上讲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为，骨子里却是阴险毒辣，搜罗了一些不得志的名利之徒，互相标榜制造舆论，将给天下带来祸患。

《古文观止》的《辨奸论》指责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整体上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事情突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梁启超《王安石传》为代表的近代以来的史论，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身，把王安石捧到了极高的高位。梁启超评价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说他的气量如同大湖一样广博，气节则如高山一样雄伟，学术文章都无比杰出伟大，要在三代之后找“完人”，只有王安石当之无愧，但如此伟人，生前身后却遭到世人责难，千年之间都不能洗刷骂名，真是老天无眼，令人悲痛（《王安石传》第一章叙论）。

这是很典型的梁启超的文风，慷慨激昂、近于浮夸。但他上述这几句评价，在某种方面和《辨奸论》是类似的，虽然他们一则将王安石捧上九重天，一则将王安石贬之于十八层地狱，立场完全相反，但它们都高估了个人性情在政治人物功过评价中的重要性。有些古代政治人物如秦始皇、雍正，工作是极为勤勉的，但由于他们本是专制皇权的化身，这种勤勉就化为对社会民众“无微不至”的控制，并不值得我们歌颂。有些古代政治人物如曹操之流，往往被人赞颂“目光远大”、“不拘小节”，但一旦在集权社会执政，就意味着他们为了“伟大的目标”，绝不会计小民的生死利害，这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特征是对个人名利较为淡漠，因此执政不受威胁利诱，性情固执，即所谓的“拗相公”（执拗的宰相先生），“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于是支持者赞美他品德高尚、坚持理想，批判者称他不近人情、蔑视传统。其实这些评价，最终都要和王安石本人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背景结合起来看，才能准确。如果施行恶政，即使再怎么坚持理想，也不是好事；如果施行善政，即使多少破除传统，也不算坏事——当然，王安石的变法和新政内容极为庞杂，我们不能轻易就用“善”、“恶”下一字的断论，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他的施政纲领和效果。

一、青苗法和募役法：

王安石新法的理想和现实

王安石变法项目繁多，见于现存史料者，就有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将兵法、学校科举改革等种种。这其中，王安石最主要的变法内容，还是财政或理财方面。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其中的代表，因此我们主要来介绍这两种。

青苗法可能是王安石变法中最有名的一条新政，其主要内容是：境内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者粮谷，以补助耕作或是解决青黄不接之患。贷款的农户需要以五户以上为单位，结为一保，以拥有较可靠的经济基础的“上三等户”负责担保检查。本年正月三十日以前，民众可以贷取“夏料”（夏季贷款），五月偿还；本年五月三十日以前可以贷取“秋料”（秋季贷款），十月偿还，名义上的利息均为20%（二分）③。

这么粗粗看来，青苗法除了利息略微高了一点（半年利息为二分，年利率就高达四成以上了），似乎还算是颇具现代意义的财政手段，用梁启超的话讲，这就是一千年前的“官办之劝业银行”啊，利国利民，这还能出什么乱子呢？很不幸的是，这思想超前，颇具“现代性”的青苗法在宋代社会的全面推广中，暴露了它被扭曲的一面。

首先，青苗法在宋朝全境推广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抑配”，即强行摊派的现象。青苗法作为政府贷款的一种早期形式，在理想上也是强调普通民众贷款的自愿性质的，正所谓“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宋会要》食货四之十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宋朝许多地方政府官吏为了政绩（迎合执政的王安石新党）和利益（赚取青苗贷款的利息），普遍不顾民众现实需求，强制摊派高额贷款。欧阳修指出：虽然朝廷屡次要求下级官僚不可强行摊派，但各地各有提举、管勾等官，“往来催促”，一定要把青苗贷款分派出去，如果分派不完，就算是办事不力，犯了失职之罪④。而一旦青苗贷款过度强制派给贫农，就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例如，青苗法对于贫下人户中的四等户的贷款额度是三贯钱，这些人多数本来可以勉强自给，但现在却被强行要求贷款三贯，半年内增息六十文，一年两次共一百二十文，借了不必要的青苗贷款，结果不过是徒增了一年一百二十文的利息，这对贫农的不利是毫无疑问的⑤。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少贫农反而因为青苗贷款破产了。

官吏摊派贷款，民众不得不从。韩琦称：“且青苗之法，内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专差之官，唯以散钱数多为职办。州县官吏往往变抑勒而为情愿者，盖事势不得不惧，而人情不得不从也。”（《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