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中国首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命题

　　文扬对历史的研究和解释相当有说服力，进而梳理出“公天下”的理想追求主线，也超越了直接的历史研究本身。不过，如果要用来说明当今世界及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这些依然是不够的，“公天下”的理想，也至少不大可能在国际环境下具有持久说服力。
　　问题不出在对历史的研究是否透彻上面，而出在研究视角方面。中国的学者，我个人觉得，大多缺少这样一种远离实践的理论研究视角：先超越直接的研究资料总结最一般性和更抽象的规律，然后反过来再用这一般规律去审视现在和未来。天下为公或为私，这种表达的确是中国历史的常用话语，但它的表达不够一般，也不够抽象，因而没有最大限度地接近社会发展的最本质规律。
　　我这里有个基本的认识：社会的本质是有序性进化的载体，这个载体是社会这个系统的整体而不是个体的人；有序系统想持久存在和发展，必须同时不断加强系统内的有序性和扩充系统，这是物理规律决定的。目前，最大的有序系统是国家，还不是人类社会全体，或者说，现在仍在过渡阶段。这个认识，适合中国，也适合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
　　在这个认识之下，从最长远的眼光看，国家之间，不管暂时如何争斗或博弈，长期趋势必须是通过构建和扩大共同利益而逐步走向整合，零和博弈思维不断减少，合作共赢思维不断增加。若非如此，整个人类最终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历史上在这方面实践和认识上，毫无疑问走得更远，因此，首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然是更自然的事。
　　值得指出的是，地理因素的确影响巨大且深远，但对于数千年的时间跨度来说，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数千年的实践，如果依然不能认识有序性进化的真正主线，或者不接受这样的认识，那只能用主观错误来解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正常的，不接受则是不正常的。
　　用“公天下”理想去说服全世界的人，这首先逻辑上是不通的：建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基础上的理念，是基于与国外完全不同条件下的中国的实践，你可以说这种实践经验对外国人具有间接指导意义，但怎么可以直接指导外国的实践？有序性进化的规律则没有这个限制，不管国内国外。
　　而“天下为公”，也绝对不是什么终极理想，而只是中国古人有缺陷的理想。一旦“为公”就一定更好吗？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资源显然“为公”程度高于现在，但当时的社会系统，与现在比，既不更有序，又不更强大，比现在更落后是不需要争论的。把带有缺陷，深度不足的认识当理想推而广之，早晚是要被惩罚和付出代价的。
　　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很简单，先给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定义再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上我们做的相当差劲——所以，我只好自己给个定义，不保证很严谨：完全遵从有序性进化规律的社会制度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制，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最本质因素——社会发展水平低，无力自主设计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时候必须更多借助外在的规律和力量，市场机制，私有经济等都不可以被排斥，但社会的发展方向，必须根据有序性的要求不断改革和修正，而不可以放任这些外在规律和力量，这是社会主义必须做的事情。而现在的资本主义，最根本的价值观是个人中心的，而且实践上连这都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合理利益不能持久得到实现），这是违背有序性进化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