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二极管思维”对当前人类历史的影响

阿根廷极右翼总统米莱的当选及其在2024年达沃斯年会上的发言引发了国人的热烈讨论。有些人批判,也有些人赞成,并与“左派和右派”的争端,“集权和自由”的争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端……联系在一起,引发了更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鲜明地反映出“二极管思维”对人类思想的强大负面统治力。它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一、第三世界失败的根源

当“三个世界”的划分被国际舆论接受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失败就成了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以“左派和右派”、“集权和自由”、“计划与市场”等粗略划分的对立派别就成为路线之争、模式之争、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争的宏观样态。

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对立的双方,无论谁执掌第三世界国家的建设,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少有成功的。他们互相指责,但是自己也没有成功。这深刻地反应出他们都不明白发展的规律是什么,不知道成败的关键不在“左或右”,集权或自由,计划或市场。这些都只是工具而已,犀利但是有副作用。如果用错了,就像庸医手里的灵丹妙药,有时救命,有时又杀人。一时让人风光无两,一时又让人焦头烂额。这让第三世界国家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跛足前行。

要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首先要知道财富生产的三个要素:方法、劳动和资源。 

它们大致对应着:创新者、劳动者和资本家。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 

1.资源和资本不是一回事。因为“资源”是自然物,就在那里,不会消失。“资本”则是人类创新加劳动生产的财富。生产财富不能没有资源,但是可以没有资本。因为,只要大自然还在,创新和劳动就能生产出资本。 

2.正是因为大自然不会消失,所以创新者和劳动者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资本家不是。没有资本家,人类照样生产财富。但是,没有创新者和劳动者,资本家没法生产财富。除非资本家也担负创新和劳动的任务,他才能生产财富。

简言之,“方法、劳动和资源”三要素意味着财富分配有三个依据——创新依据、劳动依据和资源(或资本)依据。 

这三个依据中,“创新依据”和“劳动依据”是主要依据,“资源或资本依据”不是主要依据。 

有了创新的方法,正确的方法,人类的活动才变为劳动。创新和劳动联合起来才能把自然物变为“资源”,再把资源加工成“财富”,继而把财富用于投资生产,变为“资本”。

因此,只有财富分配是公平公正的,创新者和劳动者得到合理的回报,财富生产才能维持正常运行。否则,创新力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没法完成,那么财富生产,或者说整个经济活动就会停止运转,社会将走向混乱和崩溃。 

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失败与财富分配不公平,不科学,不合理有重大关系。

首先,右派资产阶级推行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核心,以“资本”为首要分配依据的。这是生产资料主要为“私有”的必然结果。所以,他们建设的经济一定是分配错误的。创新者和劳动者大多没有被善待。聪明的人要么想方设法变成资本家,要么就逃离祖国,为别国效力。而劳动者则被残酷剥削,生活困顿,或者沦为难民,亡命天涯。许多人不得不加入黑社会,从事违法营生。 

所以,右派资产阶级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必然多发奴颜婢膝,催生买办阶级。因为,第三世界虽然有资源,有劳动力,但是缺技术,也就是缺乏方法和创新。而这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强项。他们的产品既好用又有竞争力,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轻松击败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

但是,发达国家缺少资源和劳动力。这让他们必然输出技术去控制生产,控制资源,控制财富。可是,输出技术就会有技术外泄的风险,而技术外泄就会让生产有失去控制的可能。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必须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并设置技术壁垒。但是,这些保护措施仍然不够,仍然是文绉绉的“讲道理”,不能令人放心,所以西方必须建立资本主导的秩序,再加上两道保护措施。这两道保护措施就是——军事霸权和意识形态洗脑。 

军事霸权不多说了,棍棒底下出“孝子”。

意识形态洗脑就是把市场经济模式和资本逻辑“注射”进第三世界国家体内。第三世界国家有可能不接受。于是,西方就借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问题来推销其“民主”观念,然后用民主观念来美化“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把资产阶级的丑陋隐去,也就是把“资本作为主要分配依据的错误”掩盖起来,只强化和突出“自由”的美貌,假扮纯洁,塑造高贵的形象。然后,就借助民主自由这个“针头”,把市场经济模式和资本意识形态注入了第三世界国家体内。 

至此,西方国家就完成了一个阴谋。在这个阴谋里,第三世界国家只知道自由民主的好处,不知道市场经济,尤其是“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的错误,更不知道“科技优势”才是致富的重要源头。

于是,第三世界国家就在“没有科技优势”的保护下,贸然地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中“裸奔”。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国家的企业立刻被击败,经济立刻被控制,而人民也被洗脑和欺骗,不能团结起来,无法以国家为单位,作为一个整体去和西方资本势力进行斗争。由此,他们就尝到了只有“民主自由”,但是没有“科技优势”的滋味。生产上没有竞争力,而团结一致的力量又被“资产阶级私有化的自由民主”所瓦解。这样,第三世界只剩下自寻死路了。

这即是财富生产三要素中,“科技和资本”对“劳动者群体”的洗脑、欺骗和瓦解,使财富分配依据先是以“科技”为主,然后以“资本”为主,就是不以“劳动”为主。从而使西方国家始终占据分配优势。无论它们的科技创新是否活跃,哪怕不再有活跃的创新,它们也要把持分配优势,即维护资本的秩序,就是不让劳动者公平地获得财富。 

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被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毒害的结果。既得不到先进科技,又无法团结,只能一盘散沙,被反复蹂躏。 

而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少有的成功案例,其成功经验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较少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侵害,能够形成一个坚强的整体,去用市场换技术。然后,制造业发展了,技术学到了,财富积累了,科研也逐步提升了。最后,科技进步,劳动力价格较低,资源也还行,中国的发展就一飞冲天了。 

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右派执政”的失败就在于,在“没有科技优势”的时候就贸然采纳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方法,以为这样就能像西方一样美好。结果,被现实狠狠地打脸,输掉底裤,甚至被西方讥讽为“粪坑国家”。

在这样的国家里,买办阶层,割据势力和黑帮集团必然成为统治力量。他们有的向西方卖身求荣,有的则以黑吃黑,靠犯罪活动向西方国家反噬来生存。黄赌毒诈,样样都干,杀人越货,无法无天,贩卖人口,交易器官,无所禁忌,既伤害本国人民,也侵蚀发达国家。 

这让第三世界国家成了西方眼里的烫手山芋,既想吃,又嫌烫嘴。尤其是“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很近”这类国家。于是在水深火热中,左派力量崛起,展开另一个方向的尝试,尤其在那些曾经被社会主义思想洗礼过的地方。

不过很不幸,左派也失败了,因为他们有两个严重缺陷。

缺陷一:劳动价值论。

传统社会主义信仰“劳动价值论”。它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因此只以“劳动”为主要分配依据,不把“创新”作为主要分配依据,不允许“合理剥削”。结果就是,努力创新的人在左派执掌的国家里常常遭遇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待遇。这使得经济出现了“养懒汉”的现象,严重破坏了创新力和劳动积极性,继而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这就导致左派执掌的国家,其经济竞争力较低,无法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竞争,在全球化时代很容易处于被动境地,继而在经济、思想、文化、政治、军事等领域逐渐被西方渗透破坏,最后失去政权。既输了经济,也输了政治,最后还给社会主义丢了脸。

缺陷二:自由主义。 

西方的左派思想萌芽于资产阶级推翻“宗教特权”和“封建皇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个革命是靠唤醒群众,解除宗教和封建压迫为旗帜的。它在帮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同时,也把民本思想和自由思想发扬光大。 

于是,当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但是在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束手无策,暴露了嗜血狂魔的本来面目后,左派力量的崛起再次利用了群众运动和自由思想。 

所以,自由思想不但被资产阶级利用,也被“西方左派”紧紧拥抱,成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性变态者、社会边缘群体和少数派人群的思想工具和斗争武器。

这种思想观念随着西方势力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后,让那里的左派也表现出一种变异性质,走向了“极端自由”的错误方向。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左派政治力量,注定是一群热情似火但是头脑简单的家伙。他们比资产阶级还能用自由思想来煽动人群,但是他们没有把“自由”和“社会主义”协调统一起来的能力,更不明白公平的财富分配需要在不同经济阶段改变分配依据,使“创新”和“劳动”轮流主导财富分配。所以,左派执掌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容易出现两个问题:

一是,在财富分配和经济治理方面,简单,粗暴,愚蠢。把精力多用在“开仓放粮”上,一分了之。没有认认真真地在财富分配方面做好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研究与实践,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只把“劳动”作为分配主要依据是错误的,是对经济发展有害的。因此,在左派政府的治理下,社会福利虽然好,但是社会活力不足,生产效率不高,竞争力差。创新没有被善待,没有被很好地激励,也没有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科研水平长期徘徊不前,教育水平不高,不少人才被埋没,科创实力一直较低。

二是,自由思想使左派的社会治理缺乏强大、持久和真正的凝聚力。因而,左派的改革也缺乏彻底性,难以深入再深入。由此,左派执政的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只是采取了涨工资,扩福利,直接发钱等浮于表面的左派政策。于是,资产阶级能够采取反扑措施。比如,政府发钱,私企就以大幅涨价来回应,让左派政策的效果变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毁掉了经济,加剧了生活困难,催生了腐败,以及国家债务和国家信用的破产。最后,左派不彻底的改革,半拉子的社会主义,就让人民开始厌恶左派,抛弃左派了。左派失去民心,右派就被请回来,过去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加疯狂地反噬,以致肆无忌惮地提出许多违背正常思维的变态政策和政治构想。于是,整个国家就烂掉了,没救了,“粪坑化了”。 

二、全球混乱衰败的根源 

通过前面的分析人们不难发现,所谓经济运行和政治斗争,其源头就是财富生产三要素“方法、劳动和资源”在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上的运行和斗争。

由它们分出了三个阶级:知识分子、劳动者和资本家(含权贵)

由它们也分出了三个世界,或是三类国家:高科技金融国家、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

当前全球经济的衰败,政治的混乱和国家关系的动荡,根源就在财富生产停滞,而财富分配又发生了错误上。

所谓“财富生产停滞”,就是全球经济降速,新增财富越来越少。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科技创新整体放缓,活力越来越不如以往。因此,过去那种利润大增,足够各个阶级,各类国家瓜分的局面不存在了。于是,彼此的争夺就变得激烈,秩序就混乱。

然而,经济增速下滑只是财富“增量”减少,不是财富“总量”减少,按道理来说,生活水平不会下降,经济也不会发生危机。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它以“利润”为首要目标,所以,利润减少就成了危机,而不是人们以为的,财富总量减少才会有危机。由此,在经济与社会本来可以没有危机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人为制造了危机。

这个危机得以落实的手段就是错误的财富分配规则,即“以资本主义为首要分配依据”。 

当总利润不断减少,而私有制经济又天然具备竞争性的关系,于是零和博弈开始了。博弈的一方是“资方”,它要求自己的利润规模不能减少,因为这会影响到它的竞争力。哪怕总利润下滑,它也不接受“私人利润规模”的萎缩。于是,这必然导致资方要去侵害劳动者的利益,以劳动者财富的减少来弥补资方的利润缺口,维持其私人利润的规模不下降。 

这就让博弈的另一方——劳动者的生活,因为财富减少而日渐困难。消费开始逐渐低迷,有效需求减少,生育下滑,产能越来越过剩,迫使企业(资方)减薪裁员。而减薪裁员让劳动者的财富更少,消费更少,使产能更过剩,资方减薪裁员更多。最后,恶性循环毁掉了经济循环,把经济推向了危机。 

这种社会内部的博弈同样反映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反映在金融资本国家和制造业国家的矛盾里。经济问题不但引发社会问题,还扩散开来,引发了国际关系的大动荡和大冲突趋势。

这也是财富生产三要素“方法、劳动和资源”作为“三个分配依据”,互相博弈,争取公平分配的体现。当经济阶段发生了变化,从“增速不断上升”变为“增速不断下降”后,分配依据始终不变,始终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结果就是不能与时俱进,最终导致不公平的分配。而不公平的分配就会伤害生产或创新,经济自然就不行了。 

三、“二极管思维”的危害与启示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二极管思维”是导致当前历史乱象的重要原因。要么只会左派,要么只会右派;要么以“劳动”为分配依据始终不变,要么以“资本”为分配依据始终不变;要么始终以计划经济为主,要么始终以市场经济为主;要么就搞集权,不讲民主,要么就搞民主,不要集权……

“二极管思维”最后都集中体现在了财富分配规则上。僵化死板的财富分配必然不能适应经济阶段的变化,也就是利润增减的变化。无论坚持哪种分配依据,只要始终不变,就迟早会跟不上经济阶段的变化,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导致灾难性后果。

简单说,财富必须主要依据“创新”和“劳动”进行分配。在增速上升阶段以“创新”为主要分配依据,在增速下降阶段逐渐转变为以“劳动”为主要分配依据。“资本”可以也应该作为分配依据,参与财富分配,但是不能损害“创新”和“劳动”的利益,因为它们才是财富生产的主力军。主力军被不公平对待,财富生产或者说经济必定崩溃。 

所以,人类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必然要求具备“灵活性”。 

“灵活性”必然要求融合性和协调性。 

融合性和协调性必然要求“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必然要求以公有制为基础去承载私营经济,而不是相反。 

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向私营的市场经济转变时,股份化能较好地完成这种转变。毕竟是让人们的私人财富增加了。但是,如果以私有制为基础,向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时却非常困难。因为这减少了私人财富,会让转变遭遇严重阻碍。

因此,为了“灵活性”,为了能够与时俱进,适应经济阶段的变化,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去兼容私营经济。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目前最具潜力的人类制度。他必须能够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灵活转变,做到实事求是,才能符合历史规律的要求,解除历史危机,把人类带向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章:

《从“扩大消费”谈经济模式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变革的历史洪流》

2024.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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