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才是陷阱
看到新闻里说,近日参加博鳌论坛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人、“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又在谈论“澶渊之盟”,认为中美之间可以借鉴这个历史事件来管控分歧,避免大国之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我觉得,“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本身就没有正确反映中美之争的本质,因此想用“澶渊之盟”来作为解决方案就是一种“裱糊”,是无能和掩耳盗铃的表现。
更有甚者,“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本身就可能是故意的或在事实上起到了混淆视听的作用。其目的就是将中美之争塑造成“大国争霸”、“文明冲突”的形象,将其定性为“国家利益的争斗”。这从“澶渊之盟”被作为解决模版可以得到证明。
这种定性是对中国的严重丑化,是对中美之争的严重歪曲。它将中国降低到了美国的层次,隐晦地却事实地将中国推翻美国霸权的正义斗争,描绘成一个霸权代替另一个霸权的企图。这种歪曲中国形象的做法,即使不是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本意,也在事实上迎合了美国通过丑化中国来打击中国的国际形象的阴谋。这个阴谋的目的就是破坏中国建立更广泛国际统一战线的努力。
我想再次强调,中美之争不是国家利益之争,虽然其中包含国家利益。中美之争是路线之争,是历史规律要求先进取代落后,正确取代错误的“方法之争”。中美不是站在同一层次上进行对决的,而是站在高低不同层次上进行“进步与反动”的斗争的。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集团和势力圈子,其发展经济,运作政治,管理社会,协调国际关系的一整套方法都是错的。其“僵化死板的意识形态”没能解决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那个问题——周期性危机如何形成,如何避免,如何解决?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实事求是,灵活包容”。其在历史中的实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虽然不完善,却最具潜力。
下面来解释一下周期性历史危机的产生原因:
经济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有新增财富,有利润的“增量阶段”,以及没有新增财富,没有利润的“存量阶段”。
经济运行在“增量阶段”还是“存量阶段”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在古代主要取决于“气候”。取决于气候其实也是取决于“科技”,即人类方法改造和应对自然的能力。
但是,科技创新是偶然的,无法计划。所以,经济就随科技水平的起伏出现增量阶段和存量阶段。一时有新增财富,有利润,一时又没有新增财富,没有利润。
于是,私有制社会里对利润的追逐就在竞争关系的压迫下,在增量阶段里合作共赢,在存量阶段里你死我活,零和博弈。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历史危机就是这么产生的。
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时候,这个周期受气候影响更明显。在现代,则与科技创新的速度关系更紧密。
需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科技创新其实只有“速度的快慢”,而不是科技“水平的进退”。即科技创新一直在进步,没有倒退。那么,按道理来说,财富的生产只有“增加的多或少”的区别,不会有财富总量减少的问题。尤其到了现代,科技应对气候影响的能力大增,财富减少导致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事情更是不应该发生。
那么,是什么导致在科技较发达的现代,人类依旧没有摆脱周期性危机呢?
答案就是“私有制”。
因为“私有制”,特别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在私有加竞争的模式下必须要实现利润,也就是自身的财富必须增加,以应对竞争。那么,经济一旦进入存量阶段,利润没有了,就会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催生“零和博弈”。
由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都是围绕“资本”进行分配的,“资本优先获利”是底层分配规则,所以“零和博弈”的结果必然首先偏向剥夺劳动者财富,使资方财富增加,劳动者财富减少,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放到国际上就是,金融资本国家财富增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财富减少,让破产和动乱的地区越来越多。
由于劳动者财富减少,消费就会减少,市场就会缩小,产能就会过剩,减薪裁员就会增加。减薪裁员增加,劳动者财富就会更少,消费更少,市场更小,产能更过剩,减薪裁员更多。由此出现恶性循环,导致经济危机。
而债务的增加和货币供给的增加,表面上缓解了危机,实际上激化了危机的烈度。因为,债务增加和货币增加并没有改变“资方”在财富分配中的优先地位。而它通过流动性的增加,经济循环的加速,更快地把财富从劳动者一方转移到资本家一方,更严重地破坏了消费,破坏了交换,破坏了经济循环,也就是破坏了产能,破坏了财富生产,使财富大量减少。
本来,在科技创新放缓导致的周期波动中,资源如常,科技未倒退,人口也没变,经济可以没有问题,财富可以不减少。但是,就因为围绕资本优先获利展开的零和博弈,把社会推向了全面危机。然而,私有加竞争的信仰者还不思悔改,想转嫁危机继续谋取不义之财。它们歪曲事实,挑拨离间,构陷别人,隐藏自己的错误,不惜采用战争手段来欺负弱小,打压善良,抢夺财富,一意孤行地要把历史推向灾难的深渊。
通过上面的分析人们不难明白,经济周期是科技创新快慢导致的。这个“快慢”只导致“新增财富的多或少”,不会导致“财富总量的下降”。存量阶段之所以没有保住“存量财富”,就是因为“零和博弈”,因为“围绕私人资本进行分配”的经济运行模式。
这个模式没法适应经济运行从增量阶段到存量阶段的变化。它只在增量阶段是积极的,正面的。一遇到科技创新放缓,经济进入存量阶段,它就会导致祸乱。因此,一时好用,一时不好用。一时正确,一时又错误。这就用僵化死板制造了周期性危机。
科技创新的快慢有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周期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周期性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危机,并不是没有办法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正是人类采用了错误的办法,即僵化死板地只用一种方法应对周期变化,坚持围绕私有资本进行财富分配,并不惜用竞争去强化它,才在错误的财富分配中,在错误的经济模式中,人为地把“周期变化”搞成了“周期性危机”。
当然,公有制或计划经济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科技创新是依靠灵感的,是偶然的,无法计划的。所以,一味采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不断提高其纯粹性,就有可能限制创新的出现,降低创新落地应用的速度。计划降低了自由探索,公有制则不如私企决策快,程序简便。
由此,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苏联会成功,苏联又失败,然后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把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千百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人类苦苦探索的治理之道,或者说“天道”,就是实事求是地对待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然后灵活包容地使用“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自由和集权”两种手段。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实事求是不断提高,灵活包容不断精进的过程。
由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最主要的区别是,一个必须有利润才能良好运行,一个没有利润也能稳定运行,这正好对应了增量阶段和存量阶段。所以,历史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演进就显示出一个明白无误的趋势——合流,并以“公有制”为基础。
因为,只有把“公有制”作为基础去兼容私有财产和市场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灵活”。如果以私有制为基础,想要把生产资料从“私有”变“公有”,难度是很大的。而以公有制为基础,若从公有变私有,股份化等手段就能很好解决。
综上所述,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之争”是历史“进步与反动之争”,而不是表面的文明之争、国家利益之争,更不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霸权之争”的原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始终大张旗鼓地把两种手段对立起来,制造对抗,又在背地里自食其言,干着自己反对的另一套东西,可谓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典型。中国则千方百计要把两种手段协调起来,从对立对抗变为灵活包容。这就是中国历史进步性的表现,也是中国正在替天行道的表现。
凡是将中美之争理解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无论初衷是什么,实际结果都将矮化中国的历史地位,进而混淆视听,削弱中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能力。
“澶渊之盟”作为战术可用,作为战略是笑话。发自真心说,中国不同意,人类不同意,历史规律或者“天道”也不会同意。
美国必须认识到它的错误,认识到它的历史反动性质,放下继续作恶的想法,真心实意听取人类的心声,为保留美国曾经的荣光,也为避免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走向灾难,接受中国的善意,拥抱中国的智慧和方法,与中国携起手来,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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