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王晶执导，白客、苗苗、张颂文主演的电影《不止不休》？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以记者为题材的电影，往往以“对新闻反映真相的职业信仰”为主题，而作为反映对象的则是时代与社会的内里真实。这正是记者需要从表象下挖掘的东西，是新闻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也是新闻的一种“正义”。

而作为主角的记者，则需要提供对信仰的坚定过程，从一开始的动摇与不确定，到最后的坚持做法，执行使命，客观揭露时代真相。从私人角度上，他们的个体经历与被报道对象产生吻合，进而带来自身对事件的体验与共情，方可真正意识到揭露社会真相的必要性，驱动这个过程的推进，也赋予了他们人物的更丰富层次。

而从职业角度上，记者报道的对象需要展现出其庞大的“社会系统”属性，加大他们的阻力，同时也提供了新闻报道在“洗涤社会，执行正义”上的重要价值，同时让作品拥有了多一层的时代指向意义。对社会真相的揭露与影响，是新闻报道的巨大意义。像《聚焦》，电影就完整呈现了教会与政府合力运转下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突出了其力量之强，形成了主角对“政教一体倾向的社会”本身的对抗性，也展示了其危害的巨大与对抗的必要。而创作时代更早一些的《总统班底》，则直接将两名记者放在了“美国政府”本身的对立面上，让他们去对抗尼克松总统，以及保护总统丑闻的全套政府力量。

记者的个人生活与报道职责的深度交互，自身内心的情感，以及其与事件中人产生的“共情”，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作为主角的他，才能获得最多的戏份资源，并与观众保持相同的立场，经由他对记者职责的内心动摇与坚定，观众才能被真正说服，而不是被“教导与告知”。因此，从记者的主观出发，让他意识到新闻报道保持“客观”的意义，而非真正的全程“旁观”，由此产生对社会的感受，电影的主题才能得以落地。并且，也只有自身情感内心的变化，才能推动起记者对职责的信仰动摇与再建立过程，引导出影片的主题，完成对职责信仰内容的引出与夯实。

《不止不休》便是以这样的思路构建，展示出了很好的立意。它描写了记者的使命，新闻的意义，对于“揭露全部真相”的坚定追求。在可能的余地中，它或许有着更强得多的立意表现。然而，与韩东更具有“底层共情条件”的矿难，变成了单纯的“前置铺垫”，而在“社会指向”与“个人和职责之冲突”上完成度更高一些的代检，则也没有触及到最直接的有力程度，与自身的联系停在了本身生活之外，是对他人的友情牵绊与正确帮助方法的找寻，与“改善社会必要性”的黑暗本体也没有正面的详尽展示内容。如此一来，情感对记者的触动就显得力度不足了。

这样的成片，让这部作品拥有了非常好的价值，以及思路标准规整的表达系统，具备不低的完成度。但与此同时，终究不够完美的院线版内容也带来了巨大的遗憾，让人不禁想去观看曾经的“平遥电影节版本”。

事实上，上述的思路，是优秀的新闻记者题材电影的“标准化成功模式”。《十二宫》里的记者团队，面对的便是“时代象征化”的十二宫杀手。在电影里，导演展现了嬉皮士时期的堕落美国，性欲、毒品、暴力泛滥成灾，而宣泄扭曲性欲与暴力欲望的杀手，一方面似乎是这些人的惩罚者，自己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而记者自身，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微观层面上体现为追查杀手的屡屡受挫，广泛层面上则是在时代中的“生活重压”---接近杀手，暗示着时代真相在他们身上的影响放大，他们的生活也确实脱离了曾经的积极乐观，与愈发萧条混乱的社会变化同步，沉沦寂寥了下去，即使再次积极振作，也终究被追查失败而再次打击。他们试图对抗杀手，清除社会的堕落，这也是与自己的生活对抗，但最终失败。

类似设计的《波士顿绞杀手》，则是以女性歧视为对象。女主角自身感受到了家庭与职场上的性别打压，与展示女性力量的同事一起，试图揭露出女性杀手的真相，反抗歧视自身群体的存在，不仅仅是抓捕杀手，还包括了对轻视自己的所有人的战胜。而家庭与社会对其报道的阻力，杀手的直接威胁，也提供了“社会”给予的压力之大，这构成了她反抗的必要性，也是她需要突破之而展现“报道真相，改良社会”之新闻信仰的途径。并且，她在报社被作为噱头刊登照片的女性物化待遇，警察局对女性被杀案的优先级后置，其他报社不考虑事实真相的抢头条，构成了全社会对女性的轻视。

具体到案件，一个个嫌疑人的出现与举证不足，让凶手的身份始终不明，却带出了各自被怀疑的“压迫女性”行为，让案件体现的性别歧视从凶手个体扩大到了群体性层面。而最终的定罪失败，也强化了女主角面对此等社会现象的无力。从“歌舞升平”到“凶案新闻”的电视画面变化，每次凶杀场面从“只有空镜头”到“正面呈现过程”的变化，都暗示了“从繁华之表而逐渐揭露黑暗之里”的信息，进而由“侵犯女性嫌疑人”的范围扩大而导向了社会群体的层面。这样的揭露，正是新闻报道的重要价值，并由报纸上的“真相呈现”与女主角最终摆脱男性话语权下夫妻关系的结局，得到了记者与私人的双重强调。

在《不止不休》里，白客饰演的韩东确实有着符合“情感投入到报道“条件的私人生活。他的低学历与底层地位，让他与两个案件的受害人处于同一生活状态。而作为乙肝携带者朋友的身份，则让他可以对报道代检的必要性产生更多的内心反应，带来出于友情的动摇与坚定之反应过程。

韩东的第一次出场，也确实承载起了这样的表达功能。他的穷困生活被表现出来，特别是其女友被老板当作模特随意摆弄，分外强化了他们的“受压迫之底层”身份，与随后同样受老板压迫的矿工具备了共情的可能性。而学历的不济与报道的热情，则形成了他对于“记者内核”的展现线索---重要的并非文凭，而是揭露真相、伸张正义的内心之火，就像韩东凝望着的火红色灯光下的摇滚乐现场。这样的热情与其引导出的坚定信念，在对韩东贫瘠居住环境---空间狭小，烧电线火灾---的表现中得到了反衬，对接着韩东对女友说的“要不我先去朋友那里干一段”，构成了生活压力上的动摇，而随后则被对方的“来北京不是为了这个”而迅速坚定起来。

但是，在前半部的矿难报道中，这些似乎只是设定，而没有让韩东有什么基于此的深度表现。韩东的个人生活被提及了，但他却没有凭借这一点，与受害人产生丰富的交互。在成片中，二者似乎更像是分别独立的部分，韩东的个人生活只是在提供浅层的“对信念之坚定的反衬”，让他在经济收益不明显且“实习生留不下“，而自身又住处烧毁急需金钱的情况下，依然坚定投身工作。而其个人与受难者的对接，则至多只停留在了“背景设定对比“的概念提出程度，没有涉及到更详细的程度，更谈不上由自身感受出发，而对事件危害程度的共情与对报道必要性的认知。以矿难事件为例，韩东在其中最大的“个人与受难者的底层共情”，竟然只是“表演式”的行为，让他在煤地上打了个滚，粘上了与矿工一样的灰尘。

而在对“社会”的表达上，本片也有着一定的努力。在序幕中，导演就给出了对社会内里进行揭示的内核：在手持dv拍摄的画面之下，现场取材的真实感得以强化，其中的各人则在诉说着自己的痛苦与迷茫。这样的画面穿插在电影全片中的每一个节点，对应着韩东对记者职责的态度强弱起伏，正是繁荣社会下由新闻报道才能揭露的真实部分。随后，“记者对此的使命内容”也随之出现：有哪件事是和我们没关系的呢？记者看似隔离于事件之外，但他却同样是社会的一份子，因此也必然会受到社会黑暗面在另一些时刻的影响。由此可见，作为个人和职业，记者都有必要为了自己与他人，去屡行职务并改良社会。

当然，在电影中，“非典”和“暂住证”等时代印记的提及，以及当时北京的地铁、公交车、街景等提供的时代质感，都给予了时代与社会性。而两个事件本身，也都有着“拜金社会”和“病患歧视”的群体性现象的影射，更结合了韩东从个人与记者角度出发的“共情“和“信仰执行”。

在矿难事件中，导演给出了韩东的第一视角镜头，让他一路看到了麻木绝望的矿工们，并最终落到了矿主手里的人民币赔偿款的特写上，见证了金钱话语权下底层人的受压，甚至在金钱压力下的底层顺从。并且，导演也安排了一个细节，让韩东与被迫接受封口费的女人坐到一起，自己胆怯地被矿主递烟，从而接受到了等同于女人的“上位者压力”，强化了对受难者基于“金钱决定权力“之社会思潮的底层共情。并且，韩东在返程的路上写稿，在“揭露真相”的时候眼望窗外，彼岸是万家灯火的“社会表面”，更是强化了韩东对于社会揭露职能的履行。

但是，这种程度的表述更适合辅助定位，韩东对矿难只是在观察，作为局外人去感受他们的情绪，却没有真正与自己的个人生活体验结合起来，共情实际上是严重缺少的，只停留在“同样受到矿主压力”的水平上。韩东与事件缺少深度的关联性，便削弱了他作为新闻记者的信仰坚定与报道价值认知的表现细致度。在片中，韩东详细表现出的对新闻报道认知过程，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局部：他认为报道无法改变什么，却由张颂文给予的“呈现真相”与获奖，而得到了工作价值的再确立。

矿难的部分，本应非常具有主题表现力，甚至可以独立成片。它并不仅仅是一次事故，更是对底层人生活境遇的触及，以及对金钱主义之社会现实的揭露。他们只能委身煤窑，受到矿主的欺压，在所谓市场经济的金钱决定权力的新时代里，成为落伍的弱小受害者。而他们的反应，则也是充分的时代受害者体现：为了拿到新时代核心资源的金钱（补偿款），只能出卖自己的灵魂，配合老板掩盖、否认煤窑的真相，因为他们别无获取金钱的正当途径。由此产生的“顺从于现状”和回避采访，让他们得以站在新闻报道的反面，和老板一样成为了记者需要对抗的“真相”阻力，真相便是资本的压榨，以及他们掩盖着的被资本剥削到卖出灵魂的悲剧。

记者面对真相，便迎来了感情上的动摇，揭露真相固然弘扬了正义，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观，但这就意味着对农民工补偿金的剥夺，不符合人情道理。那么，记者的正义，便似乎成了他们基于职责的自我满足，而与矿工毫无关系，不考虑他们的现实状况而是自己的价值观。于韩东来说，他更是能够基于自身的穷困出发，格外感受到金钱对受害人家庭的重要性。于是，战胜了这种物质利益“重要性”后，韩东才能看到真正重要的“冤屈洗刷”与“心灵创伤的弥补“，并随之完成记者的使命。这样的情感考验后，记者才有了对揭露真相的坚定，呼吁矿工起来反抗。

然而，在成片中，上述内容都没有以正面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矿难仅仅只是一个引子一般的存在，韩东未能正面感受到家属追求金钱补偿的必要性，也就无从与自身经历相结合，随之而来的信念动摇与最终扭转也消失不见，让人无比遗憾。它能拿出的至多只是上文所述的程度，让韩东去观察，作为第三者进行间接感受，及于己身的部分则只有一个辅助性手法。

而在医院代检的部分，电影则有了相对的改进，韩东的个人生活开始与记者工作产生了交互。以两个事件中间的聚餐段落为起点，电影用一句“很多记者只当它是工作，而不是理想”，带来了主题的进阶。对他人的友情与自己的底层经历，让韩东产生了“是否报道”的动摇与迷惑，他获得了记者工作，迎来了个人生活的改善，但这却对记者职责的履行产生了牵绊。随之，经历了“是否报道”“如何报道”的迷惑与明确，电影也引导了主题的升级，让韩东超越了“工作”，完成了对“报道全部真相”之记者职责的最终确立。

韩东的朋友患病，找人代检，与韩东的“报道真相”职责便产生了冲突。这样的冲突，实际上是对矿难事件的延续---底层的工人确实需要金钱来补贴家用，而此时的朋友也确实需要代检结果去完成学业，这二者都是基于社会非光明一面的“获益”。但是，它们却不构成社会黑暗的洗清，反而是对其的助长，因此也就无助于社会底层境遇的持续性与本质性改善。认清这一点，是韩东对记者价值的认知关键:从私情对报道真相的动摇，到走出狭隘的“完全不报道的保护”，转向对社会本身的促进追求，进一步升级为“报道全部真相的重要性”。

甚至，导演也安排了韩东对代检组织者的“私人感情”，让他的动摇与坚定过程进一步丰富起来：韩东给其女儿辅导功课，也看到了他对自己的真诚相待与父女情深。这是一个有潜力的设计。首先，韩东作为个人感受到的友情会牵绊住他的报道积极性。同时，在这个阶段，韩东对患者的共情也正是引导他走向“完整报道”觉悟的关键，让他的理解不只停留在“违法”部分。组织者自身同样身处于底层的穷困生活环境，以及其与女儿的相依为命，也让他们成为了对“社会真相”的正面表现者，且有力地指向了新闻报道的终极价值，解答了此前韩东对于代检朋友同样产生的犹豫---他们在高层的医院院长面前卑躬屈膝，受到了阶级的打压，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能以违法的行为去求生存，从受害者变成了无奈的加害者。避免这样的情况，则正需要对事件的违法与无奈进行全面的报道，促进社会本身的改善，而非暂时的“出于个人情感而不报道”，或者只停留在违法一面的“局部报道”。

然而，在成片中，上述内容的完成度却依然远远不够。代检组织者的底层身份与贫困生活，在电影里只是稍纵即逝，其与韩东的情感交互便也少之又少。而在朋友一方，他的出场同样是少之又少，与韩东的交心只有短短的一场，强调了自己无法找到工作的窘迫。这一段落本身，确实对韩东具有一定的动摇力，也随之引发了韩东对于记者职责的不坚定---先是看向窗外繁华光影的面孔，随后离开了这个状态，选择撤稿，拒绝为了自己的繁华生活而发出稿件。这是他对于“报道局部真相”的超越，但也是他的一种迷惑，不知如何做一个“正确”的记者，只能干脆不做任何报道。

同时，新闻报道真相的重要价值，已经在此阶段中出现的“新闻素材画面“中得以揭示：报道一切的真相，让患者选择代检的违法事实，以及他们为何选择代检的无奈境遇，同时呈现出来，让代检违法与歧视携带者的双重“黑暗“，同时得以洗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这个阶段，韩东本人的生活状态，却本可以在此带来更丰富的表现：朋友与他同样处于就业艰难、生活窘迫的状态，他完全可以从更“自我”的角度出发，去共感到底层人的无奈，从而看到他们在“违法“之外的另一面真相，随之产生最后对“根本性改善”之必要性的认知。然而，在这个阶段，韩东自己的生活却继续维持了单线发展，只是对报道违法之局部与否的阻力，提示着观众“拒绝发稿而导致生活好转破灭”的生活压力，与报道线索并列。它作用到的，只是“不能报道局部真相，仅仅完成工作”的第一层内容，形成了对它的动摇，却与后续的“报道全部真相”阶段关联较弱，重回窘迫后的底层共情停留在了台词的程度，具体表现内容不够丰富。他个人在报道中的直接参与，对报道与否的内心表达，更多是对组织者和朋友的友情牵绊，于自身生活则没有达到“结合情感”的程度。这样一来，韩东基于现状压力之无奈的动摇，以及同样基点出发的“必须根本改善”，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最大力度。

尤为可惜的，是促成韩东重新返回报道工作的关键段落的处理。他观看了“局部真相的新闻”：其他电视台只强调了代检违法，却没有对患者违法的内因进行说明，这便导致了患者们的悲剧。对此，韩东看到了组织者被抓捕后的女儿哭泣，看到了朋友考研失败的落寞，甚至听到了本应处于社会上层的院长对帮助患者无力的真诚哭诉。这一切的感受，才让韩东渡过了此前对记者职责的迷惑：出于友情而不愿报道违法真相，同样出于友情而意识到必须报道全部真相。

由此，情感从负作用转到了正影响，否定了记者“只当成工作”的冷漠，引导出了与“理想激情“对等的情感力量对记者的意义。此前，他牵绊于记者的工作身份和对应的美满生活，对其的打破意味着对牵绊的解除，但“不做报道”的行为也在“失去记者身份”的象征下，构成了对新闻的暂时迷惑。最后，则是那个钢笔飞起的慢镜头：韩东看着他的武器，思考出了记者究竟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有什么意义，随之重返患者家中，争取报道违法者的困境。揭露事件多面与全部真相，这才是记者的使命，而不是老记者口中与其他台新闻中的“只当成一个工作“。此时，他不再是第一阶段的工作身份，也不再是迷惑时的“非记者”身份，而是成为了信仰坚定的新闻理想主义者，成为了真正的记者。

在这个节点上，韩东出于个人生活的自身境遇、人际关系、友情连接，让他对组织者父女和朋友这样的携带者，天然拥有了超出普通记者的共情能力，也足以将之作为“坚定记者使命，破除一切迷惑”的终极推动因素，帮助他超越了“将报道只当成工作”的普通记者群体，甚至高过张颂文饰演的王牌记者。《我不是药神》中徐峥的重返交易，也是出于朋友病故的情感驱动力。这样的感情连接，让韩东有了一种“非他不可”的特殊性，成为了记者终极职责的必然履行者，也站在了影片主题的终极表达焦点上。

然而，由于个人生活与报道部分的关联缺乏，韩东在这里终究停留在了“旁观者”的程度上，更加投入其中的情感表现浅尝辄止。他的友情部分---特别是对受害者们---诠释不多，个人生活独立且在最终主题阶段里缺少作用，于自身的记者职责履行便未能产生最完美水平的“阻碍力”与“驱动力” 。

甚至，就连韩东最可能被动摇并随之坚定的转折环节，影片也没有很好地完成。报道决心被组织者大哥的友情谴责与患者的困境展示所压制的时刻，本应作为此前朋友考研失败之动摇的再升级，但韩东却无比迅速地经过了考验。他仅仅用了一段介绍背景设定式的台词“共情”，便让对方产生了“有必要配合揭露真相”的积极态度，也让对方和自己一起否定了“我们现在过的挺好”的妥协于社会现状，不再认为不报道的掩盖便是正确的，而是坚定了报道完整事件的价值。

如此一来，从“迷惑”走向“全面报道”的关键阶段，影片主题的最终引导过程，就显得太短了。这一处的缺失，也同样体现在了上文提及的内容中：对外友情和经历共情的表现不足，无论是患者的悲惨，韩东与他们的友情，还是韩东重回窘迫后的共感，都非常简短。

在电影的结尾，导演试图将主题升级到“报道全部真相，解决根本问题“的高度。韩东看到了朋友的结局，也从组织者那里看到了更多患者的无奈。在组织者关闭的门前，他展示了记者的身份，试图用报道的方式来帮助对方，“我们凭什么要接受代检，不能改变它吗？”与此同时，电影也试图给出此前始终缺席的“个人与记者职责的结合”，让韩东用自己的经历打动了患者们，强调改变社会歧视现状的“治本”意义，产生共情而完成职责。但是，由于此前韩东的个人生活、私密内心与记者线索的关联薄弱，此刻导演能想到的也只有“对概念设定的再提出”，让韩东对着他们说出了自我介绍一般的台词，而落到具体的层面，则甚至只有一处“辅助表达水平”的细节手法：韩东遇到了此前在公交车上被乘客排斥并被自己帮助过的“底层同伴”，后者为他介绍了患者采访。

韩东的个人生活，在电影的后半部中并非不存在，而是作为了结尾中对“新闻报道价值”的象征性表达载体，以及后半部里对拒绝报道违法之局部真相的压力。当韩东完成了矿难报道的真相揭露后，记者职责得以第一阶段的实现，他的生活得以改善。而在他选择撤掉代检稿件，放弃工作的同时，也承受了生活改善随之破灭的压力，作为觉悟出“报道全部真相“的必要扬抑过程。

在最后，导演更是试图让韩东的生活成为对“新闻价值实现与否的社会形态“的象征，并引导出结尾的统一升华：他重新报道了全部的真相，飞扬的报纸与回归的女友一起 ，带来了报道真相带来的生活改变，并发生在了社会环境本身的阳光明媚之中。只有韩东做到了的“报道全部真相”，才能通向记者职责的终极意义---借助事件的完整呈现，让真正需要关注的地方暴露出来，由此产生对社会本身的改良作用，超越影片中段“只能反映，不能影响”的预设局限，让阳光照进世界。

但是，这样的表达作用到电影中，终究是不够扎实而具体的。以这样一部立足于现实指向性的作品而言，个人生活与内心情感被当成“提示共情之存在的概念设定”与“新闻于社会之价值的象征物”，而没有更加展开、详细地得到呈现，作用到记者的动摇、牵绊，以及对随后坚定意志的驱动力量，没有让他与新闻事件在正反角度上产生共情，并随之产生自身的感情丰富表现力，无疑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而记者对于新闻报道的价值认证与信仰坚定，也就此变得不具体，不扎实，不够有说服力了。特别是，影片后半部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社会性议题，也在患者带领韩东探访社会各个局部角落的过程，以及院长和患者的正面自白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因此，“共情程度“在此处的对应力度不足，就更显得无比缺憾了。

最终，电影的种种表达终究没有落到完全的实处。它给出了优秀作品中的各个环节，却在直接表现内容上显得“浅尝辄止”，甚至以相对暗示性的手法而做出了一些回避。它的成片效果，更接近于记者在“培训新员工”和“吃大排档“的两场戏中对记者工作的口头介绍，给出提纲挈领的直接定义。

对于这两场的台词，它甚至都没有赋予更有力的意义，让它真正成为“记者职责的传承”，由老记者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让年轻人韩东去学习与感受。张颂文饰演的老记者，甚至在最后的关键部分中完全缺席了，似乎反而成为了一个“被超越”的存在：由于上文所述的“共情能力缺乏”，而无法达到韩东的终极职责履行者高度，在拒绝韩东撤稿的瞬间被降低了记者级别，而他口中的“记者不能改变什么，只能记录”，也随之成为了后半部中被韩东推翻的非终极理解。而以年轻记者韩东自身出发，则由于其本人对新闻信念从动摇到坚定的情感曲线不够完整，同样没能扎实地展示出对新闻意义的逐渐认知确立。因此，两段“定义念白”也就愈发变成了生硬的结论式宣讲。

这样的不足，有着导演功力的局限，也有着客观条件的封锁。例如，成片中沦为“引子”的矿难部分，据说就有“报道导致煤矿关闭，封口费收回，家属与韩东争吵“的被删除情节，这正是这一段中最重要的“基于共情的动摇与重新坚定”。此外，韩东的女友原本有着抑郁症患者的设定，这其实也是对于“共情”的要素设计：韩东与女友因为抑郁症而遭到社会的排挤，可能也会包括邻居和房东的冷眼相向与拒绝续租，这与乙肝携带者的遭遇无疑有着高度的等同。

当然，对于这些东西是否存在，我们很难完全确定。但它们显然是符合作品表达思路，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共情不足与正面表现缺陷的。而它们如果确实被删减了，我们便也理解了矿工与患者生活实景缺席的一些原因。于是，成片便没有了《聚焦》和《十二宫》展现的社会环境与系统的方方面面，也没有《波士顿绞杀手》将群体行为投注于主角身上的切实。

微妙的是，本片似乎相对地让韩东成为了“观察者” ，甚至连开头的“底层被压迫之感受”，都安排了女友去完成。旁观，理性，克制，这是记者工作的自我定位与行事原则，但如前文所述，于一部表现“记者工作意义”的电影中，却是不合适的。

当然，这部电影本身，还是有着相当的价值。在任何时代下，完整的社会真相都是需要被摆出来的，正义的价值观也是恒定的。它与记者的职责有关，更与所有人本质的信念有关，就像韩东说的“你们甘心吗”。“真相的披露与社会的改良”，是超越一切的绝对价值观，在每个时代中都有洗刷时代丑恶的作用，必须不止又不休。也只有它，才能让未来更好，而不是如今天一样地糟。

事实上，这样的信念，在如今的时代中也有着对应的表达含义：网络自媒体普遍没有这样的纸媒信念，也造成了乱象的升级。老记者的信念，必须由年轻记者所继承，成为自媒体掌握话语权之新时代下，理应传承下去而不止不休的恒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