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世开太平——伊朗和沙特和解复交有感

2023年3月10日晚上，世界政治舞台上出了大事，中东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两个核心国家伊朗和沙特在中国的反复斡旋之下，实现了初步的和解，将在两个月内恢复建交并互派大使。这个事可谓石破天惊，许多评论家都意识到，此事不仅具有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而且还标志着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华力量正在重回世界政治舞台中央，自信地展现世界领导力，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付诸实践。

信仰的副作用

在“阿拉伯之春”肆虐大中东地区的时期，沙特的一位什叶派教士因呼吁推翻沙特王室而被判了死刑，沙特和伊朗的外交关系就此断绝。不仅如此，双方各自纠集了自己的兄弟政权在多个战场上长期较量，比如在也门的血腥战争。一个阿拉伯硕士留学生来我办公室汇报论文写作进展的时候，谈起也门战争，告诉我说，他已经有26个表兄弟牺牲在了也门。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不仅毫无悲伤，反而带着些许自豪和感慨，似乎承受牺牲是种值得炫耀的优秀品质。我告诉这个傻孩子，为了族群的生存，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是好事，但是作为未来的战略家或者政治家，你必须有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必须能够识别哪些战争是必要的和正义的，哪些牺牲是无谓的和愚蠢的。在海湾，你们阿拉伯世界被分而治之；在整个中东，逊尼派、什叶派和犹太人又被分而治之。你们中东的战争杀伤巨大却永无总结，是因为主导世界秩序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玩得一手巧妙而残忍的“离岸制衡”，你们付出生命和财富的代价，而将权力和能源拱手交给外部帝国。我建议他多读读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历史，学习一下如何通过妥协和主权共享，实现宿敌之间的经济共生和持久和平。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东是历史最悠久的几个文明发祥地之一，中东人的智商不低，但是为什么百年来难以识破和摆脱英美人的离岸平衡策略的操弄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宗教派别之间的对立和分歧。对于笃行宗教的人来说，本教的异端比异教徒更可恶。宗教派系的纷争和敌对，给外部势力挑起地区内的冲突提供了很好的抓手。

昨天恰好跟人民银行系统的一批中高层干部分享二十大报告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学习体会，其中讲到和平的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我也提到了宗教信仰分歧对于普遍和平的阻碍，比如当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自17世纪前期天主教新教之间的三十年宗教战争，逊尼什叶之争则延续了千年而难解。但是中华文化是骨子里最不信神的文化，它不是以死后的审判和来世的福利来规范人的行为，而是关注如何在现世以立德立言立行而实现独善其身、光宗耀祖、兼济天下乃至青史留名。

有人说中国人也有宗教，比如逢年过节要抢着去灵验的庙里烧香，祭拜祖宗的时候很庄重虔诚。我说，中国人去庙里拜拜的时候，并不介意对方是哪路神仙，只要灵都可以拜：“保佑我升官发财生儿子，保佑我实现一个小目标，事成之后我给您烧高香塑金身”。这种心态其实不是信仰，而是交易，国际贸易上称为询盘，是向据说有真材实料的神祇提出交易邀约。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些皈依了宗教的知识分子喜欢搞反省和自我批判，认为中华文明没有信仰是个大问题，没有信仰的人只讲权谋而不讲信用，这样的民族不知其可。但是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对这类文化人的无病呻吟向来不买账，究竟真相如何，把数据拉出来看一看就明白了。

下边这张图是美国学者搞的全球问卷，考察各国人民的宗教严肃度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整体上看趋势非常明显，越是笃信虔敬的国家，人均GDP越低，而现代化的过程，其实也意味着世俗化，比如欧洲和拉美地区。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从骨子里不信神恰恰是中华民族最独特而伟大的地方。有人说，一个文明的基因DNA就藏在它的古典神话和寓言之中，考察一下中国远古神话，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这些神话暗示着我们这个生存游戏的初始界面其实非常不友好，老天爷并不关照我们。但是华夏先祖们通过这些神话传说，告诉自己的子孙：生存发展不靠恩赐。他们在五千年前为子孙后代设定文明品格的时候，就要求后代们在神面前站着而不是匍匐在地。

上图中有两个异类国家，他们的位置明显地偏离出整体均线。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有一半人笃信宗教，但是并不妨碍他们高居最富裕国家之列；中国人最不信神，但似乎有某种神秘力量将它拉扯到比较贫穷的区域。我认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中美倒挂，是因为这两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位次和分工方式。这张图暗示着，只要中国人能把那些阻碍我们发展的负面因素消除掉，中国的人均GDP未来有可能跻身全球最高之列。

和平的外交攻势

沙特伊朗在北京的和解只不过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实践积极主动的大国外交与和平外交的一部分而已。随着沙特伊朗两国的和解和复交，漫长而血腥的也门战争将迎来停战，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国的政治局势也将不同于前。不久之前，中国提出了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虽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和平效果，但是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也摆明了我们的立场。其实这场外交攻势早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沙特的访问，一次性搞了三场峰会：中沙峰会、中海峰会、中阿峰会。

在那次对沙特的访问中，中方领导人明确提出未来中国向沙特购买能源应该考虑人民币计价结算。当时外媒有很多评论宣称此议不成功也不会成功。中东能源出口国凭什么要接受中国人发行的货币？现在答案来了：一是石油-人民币-黄金的三角循环比美元更加安全更加靠谱，中东人拿到的可以是黄金而不是纸片；二是中国可以提供比美方更加先进、更成体系的军事装备支持；三是中国能为本地区提供一种名为和平的稀缺公共产品。

昨天很多朋友给我发一张截图，是我前年讲解“未来起点收入”方案时的一段话：“作为最和平最世俗的民族，我们其实更适合游走于各国各民族之间，弥合各种族群各种宗教之间的分歧，撮合各种交易”。

我两年前的主张如今碰巧得以部分成真，这当然值得高兴。我那次长视频所要讲解的主要内容，其实不是外交而是内政，我所倡议的“未来起点收入”，就是要主动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用这笔钱大力提升国民尤其是年轻人的福利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从而让整个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转向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我相信，如果此策能被采纳，那么中国的人均GDP将在十多年里大幅跃升。但是可惜的是，这个方案至今仍然处于科普和学术辩论的阶段。当且仅当中国的主政群体能走出对债务和福利的恐惧与憎恶的时候，也就是说，摆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的时候，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两种秩序逻辑的历史渊源

再回到外交和国际秩序塑造的话题上来。这轮主动塑造和平的外交攻势，不仅体现了我们的外交方针已经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而且从过去十年的战略防御为主转向战略相持和对攻。正如我们的官方文件反复讲述的那样：英美在世界各地制造分裂，冲突和仇恨，而我们将在世界各地塑造和平、合作和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可能是因为我跟欧美人打交道比较多，也可能是因为读现实主义的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书籍比较多，说实话我自己以前对这种外交上的道德高调和理想主义存怀疑态度，但是近年来，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独特的文明传统和制度惯性。

现实总是能在历史中找到它的胚芽。今天的美国喜欢自称罗马再世，它的对外战略其实就是罗马同盟体系的现代翻版。而今天的中国，正在重建600年前相当于郑和下西洋时代的强大海洋地位，我们未来所要塑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会在明朝对外政策的模式中找到它的影子。两个体系中都有朝贡一说，但罗马共和国和明朝体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帝国逻辑。

罗马是靠攻伐与掠夺构造了一个辐辏结构，以此来建构其对外资源汲取的朝贡体系。一个小小的罗马城，通过武力攻击其他邻邦而强迫对方接受其同盟条约，其中规定罗马的盟友在罗马下一次攻击别国的时候必须提供兵源、装备、粮草和金钱，而罗马则对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如下图所示，罗马旋风般扩张，形成了辐辏结构的帝国同盟体系，每一个所谓的盟友都沦为罗马的保护国，最终都会被罗马体系吸收融化掉；罗马与体系中每一个成员之间都是联盟关系，但是其它成员之间绝不能成为联盟关系，反而在罗马的操纵之下，两两之间通常都存在持久的冲突和矛盾。对照孟德斯鸠所写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考察今日之美帝国体系，其结构和逻辑何其相似。

明朝的朝贡逻辑则是尊卑之礼，厚往薄来。明朝周边的番邦相当于是一个大家族中的晚辈，逢年过节到长辈家里带着礼物拜年，但是长辈也得有长辈的样子，得给晚辈发红包，同理，中央王朝回礼得根据番邦送的礼物价值翻倍返还。因此，在这个朝贡体系中，国家间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长幼有序的礼治天下，经济利益是从高处向地处输送的。明朝建立之后的头一个百年，日本与明朝之间的贸易便是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以至于在日本政坛内部四分五裂之后，不同的割据政权派遣的朝贡队伍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1523年），不仅自相残杀并且劫掠杀伤当地群众和追捕的官兵。而作为惩罚，明朝断绝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也就是以后不给红包了。

这两种秩序，究竟哪种更加和平更加持久？哈佛大学以前有一位亚裔博士生（时间久了想不起名字来了）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比较研究，他的观点是东亚朝贡体系更加和平，对于中央王朝而言，战争成本更低一些。但是如果论持久性而言，可能是罗马体系更加持久一些，因为从历史来看，被吸纳罗马共和国的同盟体系中的那些所谓盟友，最终都被渐渐消化，因为中心长期富足繁华强大，而边缘日益贫穷混乱弱小，这些盟友之邦的王公贵族们都争着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光荣的罗马公民，其结果是这些被征服的小民族在一两百年时间里渐渐消失在这个体系之中。罗马共和国无法扩张之后，对内分配对外掠夺的罗马共和国体制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罗马帝制，西罗马帝国崩盘是公元5世纪的事，而东罗马帝国则苟延残喘到了1453年。相比而言，明王朝在后期就是在财政上穷死的，其存活的时长远不如罗马共和国，更不必提东西两个罗马帝国了。

基于明朝和罗马两大体系的比较，我们就不难理解中美两国打造的世界秩序的内在逻辑差异了。一个是和合天下，另一个是分而治之。新时代的中国正在日益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引领的世界秩序，如果可以有选择，那么最好能将两者的逻辑做适度的融合，既能比此前的英美体系更加和平一些，又能对本土的人民更厚待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可大可久”，而不仅仅是造福一方、荣耀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