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了现代化的密码

所谓的现代化的密码就是实现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学习过逻辑的朋友都知道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区别。充分条件是指实现一个事物的的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就肯定能实现这个事物。必要条件是实现一个事物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研究社会科学很少具备逻辑的充分性和完备性，大多数研究都是依据归纳，这就要靠统计学来发现规律。但是在现实研究中，这种数学方法往往被庸俗化和异化，就是研究的手段压倒了研究的目的。我们拿几个著名的命题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是“休昔底德陷阱”，这个够有名气的国际政治问题。它说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总是通过战争发生的，并且通过统计研究1500年以来的权力转移历史，其间一共有16次重大的权力转移，有12次是发生了战争。但是这个统计仍然证明因权力转移引发战争仍然是一个或然而不是必然。那么就不能得出大国崛起必然导致战争，而要寻求战争发生背后的真实逻辑而不能仅仅凭借历史的统计认定中国崛起必然导致战争。大国崛起不是大国战争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战争都不是发生在大国之间的。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土地私有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个在网上看到许成钢与一帮青年经济学家的争论，这里面许成钢主张土地私有化，学者的政策主张不稀奇，正确和错误都正常。但是在争论中许成钢教授犯了一个错误，他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土地私有化来证明他的政策主张，但是他漏掉了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发达国家，这个没有争议，而且是二战之后从一个荒漠土地上快速成长起来的发达国家。以色列的土地是国有的，即便是以色列的立国之基的“基布兹”也是租用的国有土地。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土地私有制并不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然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土地私有制，倒是土地公有制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最贫困的国家。

现在研究现代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共识给出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只要创造出这个条件就必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要不然也不会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不发展的泥潭中。

从历史中的大国崛起的规律性的因素来看大国崛起的充分性条件。我得到的结论是组织结构的改变是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也是影响大国强盛的决定性因素。

秦的崛起

中国历史上秦在战国七雄中崛起完成统一的决定性因素公认是“商鞅变法”。秦在战国时代不是生产力最先进的国家，当时生产力标志性的铁器已经出现了，而秦的兵器和工具还处于青铜时代。但是秦的经济组织和军事组织结构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已经是战国时代最先进的。

秦的军事组织结构，商鞅在继承了吴起在魏国开始的军事变革。吴起在魏国实行了“魏武卒”的职业军队的体制变革，把魏国的军事力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阴晋之战”中，魏国击败了10倍于魏国的秦国军队，展示了吴起军事改革的巨大威力。

商鞅在承继吴起职业军队改革建立“秦锐士”体制之外，改革了吴起“魏武卒”的弊端，建立了“军功爵”制度，开放了平民通过军功晋升的通道，同样的体制改革，西方要到拿破仑时代才进行，所谓的“每一个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个元帅的权杖”。在封建社会，军官是贵族的职业。

商鞅在秦国建立的“耕战”，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秦国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支持秦国的实力快速增长。第一个就是土地私有化，废除了过去的井田制为土地私有制，鼓励开垦荒地吸引移民，通过奖励耕织促进经济发展。通过近些年出土的“秦简”可以发现秦国建立了一套精细的经济管理制度，使得经济管理的效率和规范性远远超越了时代。秦国还实行了“勒铭记工”的制度，促进了工场工业的发展，兵器的制造有了标准化的雏形。

商鞅在政治上建立了以魏国李悝变法的法律为基础的秦法，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消减和剥夺贵族的世袭权利，把贵族垄断的权利和权力用来鼓励“耕战”。通过法律规范百姓和贵族的行为，建立基层的“保甲”制度，把行政和法律贯彻到秦帝国的基层。

这些组织行为和组织结构都是战国时代最先进的组织结构，其他国家虽然也都多少进行了变法改革，但是都没有秦国进行的变法搞得彻底和完整，秦国的变法是贯穿了政治，经济和军事，贯穿了上层和底层结构，故此商君虽死而秦法不灭，所以导致秦国的崛起和统一的完成。其他国家的变法或局促于一隅，单个领域的变法，或者仅仅君主的一些行为，不能贯彻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往往是“人亡政息”，变法中途失败，比如魏国，赵国和楚国的变法都没有进行到底。

英国的崛起与组织结构创新

现在人们熟悉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很多年英国就已经成为海洋强权，谈世界近代史必然要从英国的“大宪章”开始。英国自“大宪章”到工业革命爆发已经发生了重大的组织结构的革命，这些组织结构的革命性发展直接推动了英国成为海洋强权。

政治上，英国首先完成了“君主立宪”和议会政治，开放了资产阶级进入权力中枢的通道。建立了权力制衡机制，完成了中央集权。

社会组织结构上以“新教”取代了天主教，摆脱了宗教对人精神和经济的控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精神和经济枷锁。通过“新教”的组织完成对底层社会的组织。

经济上建立了工场工业，形成了分工，成百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已经作出了描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劳动剩余，生产的社会化产生了市场，产生了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已经建立。这些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就已经完成的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建设。

这种分工造成的高效率组织结构影响到军事，英国可以比其他国家更高效率地组织军舰的生产，更高效率地组织战争，故此英国经过多次海上战争夺取了海洋霸权。为人所熟知的有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海战，但是，英国最开始是从荷兰人手中夺取海洋霸权的，而第一次英荷战争英国是吃了败仗的，这一点知道的人并不多。荷兰人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击败了英国人，荷兰的舰队打进了泰晤士河。但是英国因为有了分工的高效率生产，他比荷兰人更快地从战争的损失中获得恢复，第二次英荷战争就打成平手，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击败荷兰赢得海洋霸权第一战。

英国的崛起首先在于组织结构的创新，分工的经济结构和君主立宪，议会政治和开放资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宗教改革，这些构成了英国崛起的制度性结构因素。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组织结构革命

法国大革命创建了共和政治体制，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政治和封建政治体制，给底层精英晋升上层政治和军事打开了通路，这给法国带来了政治和军事优势，造成了拿破仑的军事崛起。如果没有这场政治革命，拿破仑作为一个科西嘉小人物很难上升到法国政治舞台的中央，也就没有法国的军事崛起。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军事革命用国民军制取代了雇佣兵制，这带来了军事组织上的革命性进步。拿破仑讲的“每一个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枚元帅的权杖”，革命打破了贵族对军事权力的垄断，激发了人民对政治的热情，从而形成了广泛的政治支持，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的缺陷一个是没有经济上的组织结构革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分工造成的革命性组织结构，这造成法国一直就没有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支持政治革命的产业资产阶级精英集团。第二个是法国大革命形成的政治革命集中在巴黎，没有对法国腹地和乡村的封建势力造成摧毁，这使得法国大革命形成的政治制度是不稳定的，后来就有波旁王朝的复辟，法国的共和体制不断地起伏。

德国的崛起与组织结构变革

德国是一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强国，德国很不幸处于一个不利的地缘位置，在西面是法国，东面是沙皇俄国，无论是法国向东扩张还是俄国向西扩展，德国都是必经之地，此所谓“四战之地”。在“神圣的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德国分裂成上百个小邦国，德国面临着不崛起就被吞并的命运。在遭受拿破仑法国的击败之后，德国开始觉醒。

在法国拿破仑战争失败之后，欧洲列强形成相对实力的均衡，英国坚决遏制任何一个欧洲强国控制欧洲，扮演着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欧洲进入一段相对和平时期，这给了德国崛起一个战略机遇期。

德国在俾斯麦“纵横捭阖”的操作下终于完成了统一，击败了欧洲强国法国，实现了崛起。这其中，德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是经济上采用李斯特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建立了社会保障的福利体系，减少了国内资本与劳工的矛盾。国家的“重商主义”利用国家力量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外部市场保护，内部基础设施和市场体系建设，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保护和支持。这些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

军事上，德国在沙恩霍斯特领导下建立了参谋部系统，在世界上第一次把经济上的分工组织结构引入到军事指挥领域，这个科学化的组织结构使得德国的军事指挥的效率领先于全世界，使得德国陆军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这才使得德国能够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奠定德国崛起的基础。

德国的崛起的根本原因一个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重商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再一个就是军事上的参谋系统，在德国建立了参谋系统之后，德国的陆军军事组织结构就是世界最先进的，即便是拿破仑在世也不可能击败德国，这是由组织结构的效率决定的。

德国就是凭借这两个结构性组织创新实现了崛起。

美国崛起带来的新的组织结构革命

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比德国要早，之所以摆的德国后面是因为欧洲是近代世界的中心，美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要到20世纪了。

美国自1776年获得独立之后，幸运之神一直眷顾着美国。美国原先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的经济自然就以英国经济体系为模本复制，恰好英国走了一条以分工制造到工业化的道路，而拉美因为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走的以宗主国的农业经济的道路，先天美国就确立了对美洲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但是开始美国只是复制英国的组织结构，有一点创造就是邦联而不是君主立宪，美国原先也没有国王，原先英国国王就是美国的君主。当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自然也不会有君主了。

美国真正崛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经过美国内战之后，美国在完成内部整合之后，工业化加速发展。这之后，美国首创了福特制，流水线生产，标准化和泰勒制的科学管理。这三样“神器”让美国的生产效率第一次领先世界。到二战之前，美国的工业化组织结构已经领先世界，只有德国的生产效率可以与美国媲美，这让美国在二战中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对比日本这个工业化国家，因为组织结构的差距，美国的生产能力10倍于日本。因为掌握了先进的组织结构和科学的组织理论，美国不仅仅是生产效率远远领先日本，而且在军事上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效率也远超日本。

一个例证，日本最后去世的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日本在1945年临近失败的时候，他的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编队仍然采用3机编队，而其他列强的空军都已经先后采用了双机编队的作战队形。这种双机编队在比三机编队节省兵力的同时拥有更强的战斗力，因为僚机不需要在掩护长机的同时还要照顾同伴僚机的位置。三机编队的僚机的编队负担更重，更容易掉队。这种战斗机编队最先是德国在西班牙内战中采用的。英国的不列颠空战开始的时候还采用三机编队，苏联在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也是三机编队，但是他们在战争爆发后很快改变，采用了双机编队。陈纳德在担任中国空军顾问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中国人，而是保留在自己的头脑中，等到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到中国之后，他才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告诉自己的同胞。

这些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所以能在战争过程中很快发现组织结构的效率差距，改进自己的组织结构，提高组织效率。但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不具有这种对组织结构效率的认识能力，所以抗日战争打了许多年，中国空军都没有改进自己的组织结构，作战编队形态。日本的现代化是引进的，缺乏内生的组织结构支持，日本的经济组织结构和军事组织结构都是引进的，亦步亦趋，比中国这种农业国先进，但是跟先进工业国比较就差距巨大了。

美国因为在战争中掌握了科学的组织方法，所以在战略决策和兵力使用效率上比其他国家更高。但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掩盖了他组织结构的先进性。

苏联崛起的组织结构创新

俄罗斯和苏联的崛起最早要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近代化算起，彼得的近代化就是向西方学习，伴随着俄罗斯近代化就是军事扩张，也是从彼得时代开始，俄罗斯开始了向波罗的海，黑海和西部的扩张，这也使得俄罗斯的崛起总是伴随着西方的噩梦，直到现在，俄罗斯官方的“普京主义”的第一条还是扩张性。俄罗斯的崛起的问题是单打一的军事化的崛起，这大概也是形成俄罗斯战斗民族的历史印象吧。但是俄罗斯近代化的问题就是他一直没有从军事扩展到经济领域，而且俄罗斯的近代化一直就局限在上层，没有深入到基层。直到苏联时代，斯大林搞了计划经济才在经济领域开创了新的组织结构。现在主流经济学界对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拾西方的“牙秽”。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计划经济是经济组织结构的一个重大进步，在1930年代西方世界整个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苏联的经济一枝独秀，后来德国从经济危机中恢复也是采用的苏联的办法，加强重化工业国家投资，增加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建高速公路，增加工人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内容。美国的“罗斯福主义”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动用国家干涉经济，才使美国稳定了经济。从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都采用了混合经济模式，就是接受了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教训，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的优点形成的新的经济模式。

苏联在二战中崛起为世界两极中的一极，达到自彼得大帝以来权力的最高峰得益于政治上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和斯大林的计划经济。这一个是政治组织结构的创新，一个是经济组织结构的创新，因为这种组织结构的创新，使得苏联在当时获得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从而完成了从前工业化国家到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转型。用丘吉尔评价斯大林的话““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这个评价客观地承认了苏联获得的巨大成功。

苏联的组织结构虽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获得巨大的进步，但是也遗留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彼得时期就存在，那就是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一直”磕磕绊绊”，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比如像英国和美国；而是有点像法国，近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依靠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和能力，总是存在“人亡政息”的现象。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组织结构发展中经常或者是普遍的现象。比如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变法”在不同的国家都发生过，而且都取得过巨大的成果，但是只有秦国持续下去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所谓“奋六世余烈”是也。俄罗斯和苏联的崛起与失败真的是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足可以留下足够的教训。这些兴衰与组织结构的关系将在后面统一阐述。

日本崛起没有组织结构创新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后起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崛起没有组织结构的创新和技术结构的创新，日本的崛起就是靠一个笨办法更多的工作时间，有的像现在中国的711工作制，日本称为“勤劳奉仕”。超高强度的劳动与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是早期日本崛起的主线。因为没有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创新，日本的崛起主要依靠战争扩张，战争主要依靠野蛮地牺牲，比如日俄战争来争取胜利。二战之后，日本引进了美国的科学管理（戴明制）才获得了组织结构上与西方发达国家近似的组织结构效率，加上这个时期日本的高强度劳动使得日本在1980年代之前获得了在发达国家中的竞争优势，这个时期出现了“日本第一”的说法。但是，这种引进的组织结构毕竟是引入的结构，在日本保守的文化环境中，日本的组织结构一直就没有改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日本的组织结构已经落后了，这导致日本在1990年之后陷入了经济停滞的境地。

中国崛起与革命带来的组织结构革命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中再一次地提出了中国为什么获得持续的高速增长这个谜团？主流经济学家们想从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寻找答案，但是他们是徒劳的，因为改革开放所有的政策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采用过，都没有获得像中国一样的成就。

想找到中国崛起的密码要从井冈山去寻找，而不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寻找。这里给出一个事实，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进行了一场真刀真枪的较量，最终双方在38度线上停下来，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农业国在战场上战胜了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对于这一个奇迹的发生，至今的解释都没有切中实际。要知道，在1950年的时候，就、志愿军与美军在技术上是存在代差，志愿军只有轻步兵和少量炮兵对抗海陆空军的美军，而且美军是机械化的军队。志愿军在技术上存在代差的农业国军队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到38线，让美军遭受丢脸的失败，一定有技术因素之外的更强大的因素。这个奇迹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解放军的组织结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包括战略决策机制到最基层的战术编组，像著名的“三三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组织结构，因为有了组织结构的领先优势才能在对抗拥有绝对技术优势的敌军的时候能形成局部的战术优势和战略的均势，才能有最终在38度线上的停战。

其实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一个奇迹，从井冈山开始，中共就一直面临着不对称的军事斗争，敌人通常在数量上是几倍的优势，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更大。井冈山时代是“揭竿而起”，后来是小米加步枪对抗敌人的飞机加大炮。但是人家把解放战争胜利归结为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这固然是一个事实，但是也不能忽视国民党在战争初期的兵力与装备的优势。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志愿军在战场上直接对抗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国而且能够取得战场的胜利，这之后再也无人质疑解放军的强大，而这个强大的基因要从井岗山说起。

中共在井冈山的军事斗争就已经建立了基本的组织结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支部建在连上；“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这构成了解放军的基本组织结构。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组织深入到基层这个是世界首创的组织结构。党对军事绝对领导不仅仅是上层领导，而是深入基层的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是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而是党的组织的绝对权力，是党的委员会的绝对权力，在党的委员会下分工领导。这个组织结构防止了个人野心膨胀，篡夺党的领导权，像张国焘那样的情况。

我们知道苏联红军开始实行双首长制，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是因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红军的军官绝大部分是原沙俄军队的军官，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苏共建立了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监督军事长官，有最后决定权。但是苏军的双首长组织结构产生了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分权造成指挥效率下降，所以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时代就采用了一长制，军事首长主导的指挥组织结构。

中国革命从他开始军事斗争开始就处于绝对了劣势局面，任何常规的军事组织形态都必然走向失败。没有常规的军备支持，武器弹药全部依靠缴获；没有常规的财政支持，军官和士兵都没有军饷；只有靠信仰的支持，靠激发士兵的政治觉悟才能维持军队，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这种情况下，解放军从红军时代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这个“生命线”是靠组织结构和政治思想工作保障的。这个组织结构一是深入到最基层组织的支部建在连上和“三大民主”，三大民主是“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支部建在连上和“三大民主”构成军队组织结构的基础。“三大民主”把士兵从被雇佣的战争“炮灰”解放出来，成为战争的参与者和领导者，这才是人民战争的真谛。

作为军队的组织结构，解放军有着其它军队都没有的政治组织结构，军队中政治部与参谋指挥系统拥有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和权力。解放军的双首长制是这种双重组织结构的分工结构。司令员是军事指挥员，政委是政治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委员下面是政治部门，有政治部主任具体负责领导。司令部下面的参谋系统由参谋长负责领导。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权力结构在党委的领导下实现权力集中，党委实行首长负责制和民主集中制。党委书记是权力的最高领导者。

这样的一个二元的组织结构如何实现比其它一元结构更高的组织效率呢？这种结构的效率表现在底层和高层行动和决策方面。

众所周知“战争迷雾”，战争中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战争“迷雾”。战争”迷雾“是在战斗与战争的过程之中破解的。解放军和他的前身红军通过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破解了战争的迷雾。所有雇佣性质的军队，他的士兵是被强迫投入战争和战斗，一般地都没有战斗的积极性，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消极战斗，他们是靠军官驱使士兵去战斗，这种组织结构中，军官和士官是军队的核心。解放军通过政治动员和思想动员，让士兵成为战争和战斗的主动参与者，这种政治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更快地破除了战争迷雾，通过军官和士兵的战斗积极性克服了技术和组织上的不足。解放军和他的前身红军从来就是面对着装备和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就是靠着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赢得胜利，而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来源于政治上的自觉和信仰，这是人民军队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战争可以进行的政治基础，军队的人民性和政治性是雇用性的军队不可能具有的政治特征。

基于政治信仰和政治动员才能实行军事民主，作为具体的例证，电影《红日》中有一段基层连队在胜利后的总结会。华东野战军著名战斗英雄“洛阳营”的营长张明写过“洛阳营”在突击洛阳东门的战斗前的军事民主会，通过广泛的军事民主讨论，官兵们得出结论，原来得攻击组织结构不能完成攻打城门的任务，必须改变攻击的组织结构。经过广泛的动员，全营上下主动侦查敌人的城防部署情况，作出了精心的攻击方案，一举突破了洛阳东门全歼洛阳守敌。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洛阳营”的光荣称号。

这个基层的组织结构支部建在连上和“三大民主”是解放军战斗力生成的基础，许多解放军的战术都是从基层指战员的能动性中发掘出来的，比如爆破攻坚战术，彻底解决了解放军攻坚战中炮火不足的缺点，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战术因素。

接着前面的空军组织结构谈学习能力的问题。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空军在4年多抗战中没有任何组织结构创新，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民党接收美国的全面军事援助，包括飞行员的培训，这才有了比较先进的组织结构，飞行编队采用了双机，四机这样的编队。而志愿军空军在空战中很快就发现了苏联教给的组织结构，编队形式不够灵活，不太适应喷气式战斗机的作战。后来志愿军空军在战斗中发明了自己的战术编队组织结构“一域多层四四制”，就是战斗机编队在一个空域作战，由前到后，以四机为一个编队，部署在不同的高度上，形成相互掩护的有机整体。

志愿军空军英雄郑长华的回忆，他们几个飞行员在机场上看到美国飞机袭击机场的时候采用的编队与我们不一样，美国称为“指形编队”，后来我们成为“楔形队形”。他们通过演讲发现这种队形比志愿军采用的大横编队更灵活，战斗力更强。然后他们就采用这种美军的编队形式。志愿军在空战战术上也有许多创新。空军虽然相比陆军具有高技术的特征，但是解放军的组织优势在空军技术和战术学习上同样起到决定性作用。由于有了组织结构的优势，志愿军空军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了。

解放军的战斗力与其他军队根本的不同在于他的基层战士也有主动精神，比如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的庞国兴小组是4个不同建制的战士在战斗中冲散了，自动组织起来，由庞国兴指挥，在印军的纵深进行战斗。这次战斗，庞国兴战斗小组孤胆深入敌纵深7.5公里，打了五仗。攻占了敌人两个炮兵阵地，击毙敌一、二级准尉以下官兵七名，缴获火炮七门，炮对镜、望远镜各四付，推土机、汽车四台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加上他们为一连带路最后缴获的8门和印军逃命时汽车上带走翻入深谷的1门，印度第五野炮团的24门87．6加农榴弹炮，三分之二落到了我一六三团手中。剩下的几门在逃命途中翻下深沟成了一堆废铁。庞国兴他们这个小组深入敌后孤胆作战，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向敌纵深发展做出了贡献。战后，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第一政治委员刘澜涛签发了给庞国兴荣立一等功的命令。1963年8月26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庞国兴"“机智灵活，孤胆作战战斗英雄”称号。王世军、冉福林、周文轩3人均荣立二等功。

像这种士兵的战斗精神来源于政治工作，这一点跟雇佣性质的军队完全不同，雇用性的军队完全靠军官驱动去战斗，一旦失去了军官和军士，军队的战斗力就崩溃了。

这种士兵和基层指挥员的主动性极大地弥补了解放军一贯的武器技术上的劣势，在近距离战斗中解放军总是占优势的。

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通过他的组织结构进行的，这就是党委，政治部，党支部，支部建在连上，基层有党小组，三大民主，民主集中制。这些组织结构构成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的体系。

这种组织结构的效率来源，第一就是激励机制，三大民主保证干部提拔公开，公平，公正。经济激励机制不是战争的抢掠，而是土地革命建立的新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与政治政权紧密相连，士兵的经济利益不是与某个长官相联系，而是与革命的政治和政权相联系。这就解决了军队中的个人依附的经济联系。政治思想工作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解放军的战斗的顽强性和积极性，造成了解放军的战斗力的基础。第二是学习机制，前面已经说过了，三大民主中军事民主就是学习机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战争成为军队的磨刀石，在战争锻炼中百炼成钢。

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不仅仅表现在解放军身上，越南人民军在引入解放军的顾问之后，全部接受了解放军的组织结构，结果是越南人民军的战斗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奠边府战役中能够全歼法国外籍军团1.6万人，一个整师的兵力，这是殖民地人民消灭宗主国军队的特例。越南人民军后来在抗美战争中没有中国顾问的指导同样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这说明通过建立解放军的组织结构就可以使军队的战斗力获得脱胎换骨的变化，这说明这种结构才是军队战斗力的基础，不是其他的什么因素。

除了政治工作造成基层战斗力的基础，中国革命造就一大批军事家，这是世界历史上罕有的现象。世界历史上军事家总是稀罕的人物，像中国革命这样在巨大牺牲的条件下产生一大批军事家是中国革命特有的现象，这归功于毛泽东这个世界几千年一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这是一个透视了战争规律和军事法则的天才，他把自己的对军事和战争的认识从战争经验上升到哲学层次，再通过对比前人的战争战略理论与战争历史展现的规律性，然后在战争实践中对认识进行修正，最终上升到理论体系。然后他把自己的理论著述和教育传播给红军的指战员，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毛泽东在军事教育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战略性，通过战略思维和占在战略的高度去认识战争和战役以致战斗。张爱萍将军在回忆中认为在参加抗大的学习之前自己只可以称为一个战术家，在参加完抗大的学习之后，自己已经是一个战略家了。

在学校的学习之外，毛泽东还不断地给各级高级干部，战区的主官布置作业和考试，这个作业就是要求领导亲自动手定期写报告向中央汇报。要求对当地的形势，敌我力量的情况和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对于战役的作战准备，敌情判断，我方战争准备和战役方案，而且对作战进程的情况要作出有利和不利情况下的处置方案，作战方向战役部署及时向中央和友邻部队通报。毛泽东对于战区领导上报的作战方案总是及时批复，指出其优点和考虑不足的情况。这样帮助战区的高级领导不断地提高作战指挥水平。也因此，解放军在战争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军事家和一大批优秀的高级将领就不是奇怪的事情。解放军的学习水平要远高于他的对手，特别是战略水平远高于他的任何对手。

毛泽东不仅仅是在军队建立的这一套组织结构，而且把它推广到全部的根据地的，把支部建到村上，完成了自上到下的垂直组织。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水平限制，历来是二元的社会组织结构。所有朝代的正规政府组织只到县一级，所谓的“皇权不下乡”。乡村俩级组织是缙绅自治组织。这种组织结构平衡了由于生产力低下而形成的财政对于政权的约束和国家治理的矛盾。但是这样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只能运动在上层，不能深入到底层，不能动员社会的资源用于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从1840年近代以来所有的现代化的努力都最终归于失败，其中的根本性原因就是现代化不能进入乡村，不能与乡村互动，不能动员乡村的资源投入到工业化中，导致工业化不能形成扩大再生产循环而成为僵尸企业，导致工业化和现代化失败。

毛泽东把支部建立在村上，通过党的组织把有组织的力量深入到乡村基层，替代了过去缙绅为主体的乡村组织结构，广泛地动员了乡村的人力物力支援革命战争，这才有几百万老乡推着小车打赢了淮海战役的壮举。这个乡村的组织结构类似军队，同样包含激励机制的组织结构完成乡村的垂直整合和动员。比如建立新的农村的土地制度，传统乡村经济结构的核心就是土地制度，这种通过革命建立新的土地制度，把农民的利益与新政权捆绑在一起，对于动员农村的人力物力支持革命起到绝对重要的作用。

在其后，又支持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且这个组织有内生出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就是“社队企业”和后来的“乡镇企业”。这个农村内生的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

工业化的组织成本是所有国家工业化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在工业化带来的效率之前，工业化所需要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公共品，这种公共品需要巨额的投入才能形成，这样就出现了社会组织成本与工业化效率的时间差，巨额的社会组织成本先于工业化效率发生，这种成本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巨大的财政压力，而这种财政压力是后发国家难以工业化的最大障碍。

西方的工业化是通过战争掠夺和殖民压榨获得的财富来支持工业化前期的社会组织成本。现代社会已经不允许再通过战争掠夺来弥补工业化前期的社会组织成本了。那么工业化前期的社会组织成本如何解决就是一个工业化的关键问题。

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二元道路，一条道路是以苏联为师的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基层和农村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是双轮驱动的结果，不是单一驱动的结果。因为有了基层的党组织，中国可以以最低的社会组织成本完成对社会组织结构的重组和把国家治理深入到基层，这种组织为工业化提供了必需的组织结构。中国工业化早期通过农村补贴工业的方式实现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但是如果这个组织仅仅完成这个任务是很不够的，跟苏联模式就没有根本区别了。中国特色的组织结构是这个深入到基层的党的组织有巨大的能动性，他在国家给定的约束条件和国家工业化的支持下下自主地发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这个工业化进程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农村工业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且是自动地形成的工业化进程，不是政府推动的，是内生性的工业化进程。这个农村的工业化大概在197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把农村的工业产值增长了20倍，这个工业化进程才是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基础。

这个农村工业化进程解决了过去所说的“三大差别”即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矛盾中的两个，工农矛盾和城乡矛盾。在传统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和农业都是扮演着工业和城市的资源提供者的角色，随着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资源的吸收，农业和农村逐步走向衰落和破败，丧失自我更生的能力，成为等待国家救援的目标。这种工业化道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中国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出现让农村同样可以受惠于工业化进程，把资源留在农村，让农村拥有了自我更生的能力，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出传统农村自然经济结构走向富裕新农村。这条道路有效地消除了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结构性矛盾。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组织结构上根本的区别之一。这种组织结构有效地消除了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时候，中国因为有效地消除了社会结构性矛盾，不但没有受到苏联解体，苏东集团崩溃的影响，而且获得了高速发展，这种结构上的差别是西方不能理解的，他们期望的中国继苏联解体而崩溃一直也没有出现。

组织结构是科学，这是我的研究得到的结论，而对于组织结构的研究还没有广泛而深入地进行。说组织结构是科学是因为组织结构的作用是可复现的，这是科学性的基本因素。德国的参谋部体系为世界所有的现代国家军队所仿效而不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什么。而且随着这种参谋体系的建立，各国军队的指挥效率的差距就逐步缩小。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的组织结构同样可以移植到越南军队，让越南军队的战斗力立即获得脱胎换骨式的增强。

军事上的组织结构的影响是这样，经济上的组织结构同样是可以复现的。英国的分工组织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基本组织结构。美国开始的科学管理组织同样可以移植到日本使日本成为工业化强国。

组织结构具有客观性，这是组织结构科学性的另一个因素。在中国革命中有两个“三人团”，一个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这个“三人团”在领导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在遵义会议上“三人团”遭到严厉批判。鉴于“三人团”在领导中表现出的独断专行和对反“围剿”战争中领导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取消了“三人团”的指挥权，实行集体领导。但是没有几天，集体领导的方式不行，不能适应战争指挥的要求，最后还是再次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这说明军事指挥的客观要求就是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这是科学。前“三人团”领导失败是因为领导人的能力不足，后“三人团”领导胜利完成长征是因为选出恰当的领导人来领导。科学的组织结构还需要科学的机制把恰当的领导人选出来。中国革命胜利很大因素是有一个伟大的领导人，而且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实践自觉，当路走不通的时候能够回头，能够认清现实选出恰当的人来领导党。

组织结构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从历史研究中发现，组织结构才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因为组织结构决定了组织的行动效率和学习效率，而科学技术的竞争从本质上就是学习能力的竞争。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是大科学工程，不是个体的单打独斗式的学霸竞争，而组织结构对学习的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举一个例子，美国洛马公司的传奇设计师凯利约翰逊设计了P38，F80，F104，U2和SR71等传奇飞机。他创建了“臭鼬鼠”工作室模式就是一种科学的科研组织结构。现代工程技术高度负责，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高度复杂的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的。但是强大的企业和组织都有一个弊病就是官僚体系，官僚体系降低了工作效率，严重妨碍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臭鼬”结构有效地解决了官僚体系的问题，它是一凯利约翰逊为中心的一个科研体，小核心，在企业的官僚体系之外的一个实体，得到企业最高层的直接管理。这样的体系排除了官僚体系的干扰，是一个高效率的组织结构。这种科研体系是一种高效率的结构，是科学。中国在“两弹一星”研究中也采用类似的组织结构，由中央专委直接指挥，具体科研工作以科技人员为中心，后来演进为总师制，以总师为核心的工作体制，小核心，大协作。

从经济发展的要素供给上看，资本，技术甚至人才都是可以引进的，秦国崛起中，他的几个著名的相都是引进的人才，像商鞅，范睢，李斯等，但是组织结构一定是内生的因素，组织结构决定了其他要素的发挥。

从历史看，无论是先进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真正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是组织结构，从战国时期的秦国，到后来的英国，美国，德国，他们的崛起无一不是在组织结构上的创新造成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而国家实力的超常提升是国家崛起的充分条件。

组织结构创新带来的问题

中国对历史的研究往往走入歧途，比如秦二世而亡，于是得出结论是秦的暴政，或者秦不应该变法，采取商鞅的变法。但是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在于对秦的亡国的原因作了错误的解读。

秦的灭亡关键因素是秦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与被统一的六国的封建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六国的旧贵族没有在统一战争中遭到严重地损失，他们是反对秦的结构性力量，一旦有机会，这些人必然造反。而秦在没有完成内部结构整合的情况下就对外发动扩张战争，内部大型工程消耗人力和国力，给内部的反对力量造成了机会。

在组织结构创新中，必然带来结构性的矛盾，新结构与旧结构的矛盾，上层结构与底层结构的矛盾，政治结构与军事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矛盾，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矛盾，国内与外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是新结构带来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颠覆性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往往不容易达成既定目标的原因。比如法国大革命就没有处理好巴黎与边缘地区的矛盾，政治与经济的矛盾，上层与底层的结构矛盾，结果是法国不断出现王朝复辟。这原因很大程度上没有建立起通达底层的资产阶级政治结构。俄国的现代化总是坎坎坷坷，其中重要原因是俄国的现代化上层与保守的底层结构存在结构性矛盾，当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要靠保守的底层精英来挽救国家，这也使得俄国的危机总是导致现代化的倒退。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1949年之后能比较顺利的进行现代化进程，跟中国建立了党组织结构有绝对的关系，这个组织深入到社会最基层，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村上，把现代化的高层意志贯彻到最基层。而且党组织在基层是不依靠国家财政的组织结构，这样结构解决了现代国家组织结构的高成本问题，实现了低组织成本建立现代国家组织结构。解决了政治与军事的结构统一，政治与经济结构的统一，工业与农业结构性矛盾的化解。这样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是比较少的，没有颠覆性的矛盾发生，所以中国能够实现近7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

最后一点，新组织结构的发明与建设是政治家的最高荣誉。世界几千年历史上，新的组织结构创新是凤毛麟角的现象，创建一个新的组织结构是政治家的最高荣誉，就像理论家建立理论一样。政治家创建新组织结构的功绩被铭刻在人类历史的纪念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