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

一、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代表人物与核心内容

（一）历史背景

1.国联的败象已露。

国联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将美国、苏联和德国拉进来，而二战爆发时，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国际体系是三极格局：美德苏。没有把最有权势的国家吸纳进集团安全组织，并且放任日本退出国联，让德国和日本两个“报复社会”（极力推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国家联合，苏联这边“火中取栗”（伙同德国瓜分波兰、制造了“卡庭森林大屠杀”、建立东方阵线），再加上一个志在复兴古罗马帝国的墨索里尼意大利，就是在想办法制造一个“犯罪团伙。

2.虚幻的和平预期。

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一个时期，战争距离我们是如此遥远——塞西尔勋爵（1931年9月10日）。欧美国家普遍有一种和平主义的诉求，但千万别觉得是都多么爱好和平，基于当时殖民地普遍瓜分完毕，且一战后对战争的恐惧，很多人都开始“做梦”，认为不会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福煦元帅很有预见性：这不是和平，是二十年的休战。但是这句话并不是他认为对德国的惩罚过于严苛会导致地缘政治的报复，而是在福煦看来，惩罚太轻，德国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3.中国“九·一八事变”，日本进攻中国东北，后成立“伪满洲国”。

国联的主要操纵者是英法，本来就深陷经济危机、国力日衰，再加上远离东亚，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有先天的地理优势来进行权力投射。稍微有一点地缘政治逻辑都不会指望国联救中国。

4.惨绝人寰的二战和理想主义的彻底破产。

一个非常悲哀的现象是：只有战争本身才能发挥对人们警惕战争、爱好和平的最好启示。尤其是在二战以前，人们通常是对国家打赢战争、逼迫敌国割地赔款感到荣耀，而对国家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化解了危机、避免了大战的爆发相对忽略。没有战争准备与危机管控，结果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人玩了两次“集体自杀”。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经济损失多达4万多亿美元。

5.同盟国的分裂与冷战的开始。

实际上联盟颠倒这种事情是历史的常态：1744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英国与奥地利联盟对抗法国和普鲁士，到了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时，则转化为英普VS法奥。美国依靠法国获取了独立战争胜利，随后撇清与法国的同盟关系，拒绝帮助法国对付英国。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反法同盟，尤其是俄国与奥地利，到了维也纳体系后一样分崩离析。二战期间美苏中英法联合对抗德意日，二战后美国开始联合德、日遏制中苏。冷战期间，中苏VS美国也在中美改善关系后变为中美VS苏联。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可以交朋友、可以讲道义，但是不可将自身的战略安全与核心利益交付给盟友或伙伴。

（二）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

（只是列出部分具有代表性并对今天理论界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没有列出的并非不重要）

马克思·韦伯

基本上国际关系学者在权力概念的思想来源时，都言必称马克思·韦伯的观点。

1.批判理想主义是乌托邦；

2.强调政治是关于分享或影响权力分配的斗争；

3.冲突和安全利益至关重要；

4.目的不能证明手段的正义性；

5.对绝对道德和责任道德进行区分，后者能看到决策行为的可能结果；

6.政治的最根本和最重要手段就是暴力；

7.国家领导人是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最重要因素。

爱德华·卡尔

1.政治现实主义奠基人；

2.权力始终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公众舆论和国际法并不重要；

3.道义只能是相对的，不是普遍的；

4.国际关系学科正确的研究路径是分析在前、目的在后；

5.国家利益的冲突性普遍存在；

6.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不可分开，都是权力组成部分；

7.外交政策应该重权力、轻道德。

他界定了三类权力：（1）军事力量=军力质量×效率，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终手段是战争；（2）经济力量→军事力量（雇佣军/常备军、战争潜力）；（3）支配舆论的力量，国际舆论：国家舆论的国际化。

阿诺德·沃尔弗斯

1.国家是核心的国际行为体，但个人角色不能忽略；

利益与目标结合；

2.对外政策基本目标是自延（改变现状）、自保（维持现状）、自制（接受国际法等制约）；

3.均势理论的四个视角：理想的权力分配-促进世界和平、固有规律-看不见的手、权力平衡-自保、均势概念过时-美国应该建立单极支配地位。

尼古拉斯·斯巴克曼

1.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赢得和维持权力地位；

2.地缘政治和均势是支撑国际关系理论的两根支柱；

3.边缘地带理论—对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补充发展；

4.地缘政治分析法：地理位置、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5.历史研究方法：不会摆脱权力模式。

汉斯·摩根索

1.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国际政治权力观的内涵

2.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有形权力与无形权力，权力是目标本身（至少是直接目标）。

3.权力的三种表现形式—维持权力（现状政策）、增强权力（扩张政策或修正主义政策）、显示权力（威望政策）。

4.制约权力的途径—均势制衡（以权力制约和平衡权力），又叫权力制衡论

5.其他制约权力的途径—国际法、世界舆论、国际组织等

6.世界政府是摆脱权力政治的唯一出路；

7.在世界政府实现前，要重视外交，恢复类似19世纪欧洲五强均势外交模式，即精英外交。

乔治·凯南

1.遏制政策—政治遏制和有限遏制为主、与后来的NSC68号文件的军事遏制和全面遏制有差别；

2.注重国家利益；

3.不忽略法律-道义因素；

4.政府道义责任不同于个人道义责任；

5.大国应发挥榜样力量来处理与小国的关系。

雷蒙·阿隆

1.自然状态/战争状态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特征；

2.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关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国际关系与其他领域的基本区别是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3.国际关系最重要角色是外交家和军人；

4.反对抽象道德，主张相对道德观、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应负的责任；

5.核时代的威慑概念；

6.反对权力绝对化和利益抽象化；

7.重视经济问题。

约翰·赫兹

1. 普遍道义法则对国际政治并不适用；

2. 强调国际关系中的国内因素；

3. 安全困境-BHJ代表人之一。

亨利·基辛格

1. 现实主义权力论-19世纪欧洲均势；

2. 有自由主义倾向-批评艾迪逊的遏制政策；

3. 提倡维持均势-稳定，重视大国外交，外交的目标是将实力转化为以安全为重点的政策；

4. 国际因素优于国内因素，不能脱离体系分析，稳定性体系VS革命性体系-外交平衡二者；

5. 通过谈判实现缓和，但不能削弱联盟体系、实现互利、防御力量的必要性。

肯尼斯·沃尔兹

（它同时属于第二次和第三次论战的代表人物，经历了从传统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转变）

战争根源的三个概念：

1. 人的本性和行为；

2. 国家内部结构问题；

3. 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

结合了古典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观点来反对科学行为主义。

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它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有其先天形成、不可改变的自然本性。追求利益是人的本能，而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利益。国家追求利益、谋求权力是个人私欲和生存意志的表现，而且权力越大利益越大。但权力的零和性质致使国家追求自身利益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抑制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权力均衡，形成均势。概而言之，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以权力政治为核心，以人性观、利益观和道德观为支柱，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之家的竞争为基本互动方式。

（三）汉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

理解了权力的概念和逻辑，实际上就对整个国际关系领域的基本运行机制有了初步认识，理解贸易的硬通货是金银，而认识大国政治的硬通货就是权力，有了权力才能实现利益交换和索取、威慑对手等目的。

1.理论的前提假定：人性是恶的，人性不可改变；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他的无政府界定是根植于国家和人性、而不是体系结构）；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

2.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

第一，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第二，权力界定国家利益。政治领导人是“从以权力界定利益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的”。

第三，权力界定国家利益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利益的观念是政治的实质，不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影响，是判断、指导政治行为唯一永存的标准，但利益的具体内容会发生变化。

第四，“必须依据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而不能用抽象和普遍的公式把普遍的道德原则应用于国家的行为。”谨慎是政治中至高无上的道德。

第五，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特定国家的道义愿望与普遍适用的道义法则等同起来。

第六，政治现实主义强调政治学的独立性。政治行为必须用政治标准来判断。现实主义理论家的问题是：“这项政策对国家权力有何影响？”

3.权力和政治权力。

权力：人支配人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

政治权力：公共权威的掌控者之间以及他们与普罗大众之间的控制关系。

权力的三种作用方式（心理影响）：强迫—对损失的恐惧；利诱—对利益的期待；魅力—对权威的崇拜。

4.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体系的发展思路：

人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实力追求权力的，国家也是如此；人之所以追求权力，是由于利益的驱动，国家也是如此。追求权力的结果，就必然引起矛盾和冲突，甚至战争。而避免战争的方法，人类社会已经试验了种种，如制衡权力、国际舆论和国际法、裁军、集体安全等，但是，人类这些实验的结果均未能成功。人类唯一的出路是用外交手段协调国家利益，营造世界和平环境。

5.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存在根本区别

国家道德低于个人道德。

社会群体：利己倾向，不能为了其他群体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

爱国主义的道德悖论：（爱国主义：个体无私→民族利己主义）→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悖论

6.为什么权力是重要的？

人的原罪→追求权力欲望；人的权力欲→国家的权力欲。如何在推行对外政策时能够做到道德和利益契合，实际上是历史上国家决策者所时常考虑和权衡的问题。

7.寻求和平的根本途径：恢复传统外交→建立国际共识和和解→国际共同体→一个由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世界和平。

（四）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

它强调国内政治是塑造国际行为的根源，假定意识形态、国家属性、党派政治、利益集团、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了国家的对外战略行为。像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在其著作中都采用了历史文献分析法、对比法和类比法。他们在谈到重大概念时，诸如权力、均势、战争、国家、政策、裁军、国际组织等，都会对这些概念进行详尽的历史追溯与个案分析。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既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扛鼎之作，也被视为是一部政治学专著，其原因就是摩根索经常会用类比法来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比较分析。（这里的历史分析法和历史学方法有本质区别：历史分析法更强调对案例和素材囊括到理论分析框架中，而历史学方法则将历史事实本身作为研究目标。）因此，尽管古典现实主义缺少严谨的逻辑假设和系统分析，但是其历史研究和哲学思维的还原主义分析路径，是今后的学者学习和研究中要予以吸收和采纳的。

二、新现实主义理论：沃尔兹、吉尔平与杰维斯

整体上，我们可以认为摩根索的国家层次分析（尽管有说法认为他的著作不是国际关系理论）和沃尔兹的体系层次分析（现在也有质疑它不够体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的两个主要研究路径，此后的理论发展都主要是在这二者基础上做了不同程度的延伸、扩展和批判性继承。所以说，认识国际关系理论的敲门砖是《国家间政治》和《国际政治理论》，它们对我们理解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其他理论也有参考价值、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里所提到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主要是沃尔兹和吉尔平的观点，而我们通常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实际上都算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分支，可以不那么严谨的、粗略的做一个说明：沃尔兹以后的现实主义，都多多少少承认了他的体系（系统）分析法。

（一）主要代表人物与核心思想

肯尼斯·沃尔兹

1.比较还原方法和系统方法，提出国际政治理论应该具有系统方法的简约性，这是对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借鉴；

2.单元层次的原因与结构层次的原因是相互作用的，他的理论重点寻求解释结构层次的国际政治结果（国际体系的稳定性）；

3.均势理论：内部制衡（大国自然生长、扩充军备、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等）和外部制衡（联盟、分化瓦解对方联盟、或最大可能使对手拉拢的盟国保持中立），两极体系最稳定；

4.体系包括结构和单元；

5.国际体系的特征：无政府状态（常量）、单元国家的特征（常量）、国家间权力分配（变量）

6.大国居于首要地位；

7.各部分排列组合产生结构，排列变化导致结构变化；

8.权力是实现安全的手段而非目标，国家不是谋求权力最大化，而是寻求权力的平衡分配。

罗伯特·吉尔平

1.体系变化论：

第一，基本的变化动力。在行为者层面，追求权力和财富；在体系层面，是市场机制和技术革新。

第二，国内对竞争与斗争的回应及对策。

第三，关于权力转移的国际管理。体系变化与权力有关。

2.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一，双重经济-一体化现代经济部门VS传统落后技术经济部门

第二，现代世界体系-研究体系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性质、结构、功能、动力与规律，资本主义全球等级制、世界经济领域冲突。

3.霸权衰弱论：

第一，霸权具有周期性-影响国际体系从均衡-不均衡-缓解-回到均衡，即有霸则稳、无霸则乱、霸主自耗、霸权必衰。

第二，没有国家认为改变体系有利可图，体系处于稳定。

第三，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会阻止国家的体系扩张。

第四，改变现状的成本与收益持平时，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要比支持现状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

第五，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战争。

与沃尔兹的区别：沃尔兹是从国际体系结构特征去解释单个国家的行为；吉尔平是从单个国家行为体去谋求解释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变革。

罗伯特·杰维斯（他个人思想很难说完全属于新现实主义，非常多元化、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影响深远）

1.国际政治中的认知与误解也是导致冲突与战争的根源（政治心理学分析），探究如何使误解最小化。

2.层次分析：从认知和误解的角度在决策层次、官僚层次、国内政治运作层次和国际环境变化等视角进行互动分析。

3.系统效应/互动效应三段论（对非线性因果机制的研究）：结果不能通过个别行为来预测；一国的战略取决于对方的战略；行为可以改变环境。

4.反对沃尔兹的结构-体系-单位分析，主张体系-行为-效应的双向动态式分析。

5.BHJ代表人之一。

6.理性威慑理论(RDT）：

分析影响威慑效果的四要素：防御和进攻的变化（攻防平衡）、影响对方决策能力的变化、评估和预测对方行动的变化。

双重威慑问题-抑制威慑与惩罚威慑，前者强调抑制对方扩张企图、后者则是核时代的恐怖均势，杰维斯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

对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解，一个不能回避的概念是“安全困境”，对于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而言，安全困境是根源于人性恶；而对沃尔兹以后的新现实主义而言，安全困境根植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

所谓安全困境，简单来说是指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动必然会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国家往往通过增强军备减弱自我的不安全感。但是这样做只能使其他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加强自己的军备，结果就会出现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最终所有国家都因为增加了军备而感到不安全。这就是“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出现的条件是：无政府状态，国家希望生存。缓解安全困境的条件为：国家在增强防御的时候，将进攻型战略和防御型战略清楚地区别开来，使对方得到明确的非进攻信号，安全困境就会得到缓解，国家之间就可以实现合作。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调整博弈的支付结果，加大相互合作的收益，增加单方面不合作行为的成本，加强各方对对方合作的预期期望。

（二）对肯尼斯·沃尔兹理论的扩展介绍

沃尔兹继承了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学说，其理论的核心仍然是权力，但是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重大修正，表现在：第一，国家关系的第一推动力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第二，无政府条件下国家的第一考虑是生存考虑，而不是盲目去追求权力；第三，国家权力是国家生存的手段，不是国家政策的目的；第四，国家权力的第一要素是军事实力。在此基础上，沃尔兹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其主要假定是：第一，国际体系是以无政府性为基本性质的体系。第二，国家是基本行为单位。第三，对体系的稳定和体系单位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体系结构。体系结构是指国家间的实力分配，主要是大国之间实力的分布。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自变量，国家行为是因变量，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总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前提，以国际体系为基本研究层次，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特征，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国际关系行为体，以国际体系为自变量，国家行为为因变量。

检验理论的标准：1.陈述接受检验的理论。2.从中推导出假设。3.对假设进行经验性或观察性检验。4.在进行第二和第三步骤时，使用该理论中的术语定义。5.对该理论以外的干扰变量加以去除或进行控制。6.设计一些不同的、严格的检验。7.如果无法通过检验，那么思考是否应该彻底放弃这一理论，还是需要加以修正，或是需要缩小其宣称所要进行解释的范围。

1.国际体系研究的内容：设定一个体系；设定体系的两种主要因素：体系因素和单位因素；设定所研究因素之间的关系：S→U（体系结构作用于单元国家）。

2.国际体系的特征决定着国际体系单位——民族国家的行为，而国际体系最核心的特征是体系结构，它具有独立性，一旦形成便约束着国家的行为并决定着国家行为（冲突与合作）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沃尔兹的理论中，两个主要的变量是体系结构和体系单元。

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行为之间是因果关系，其中体现特征是原因，单位行为是结果。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首要利益是生存，所以它必须学会顺应国际体系的规律，依照国际体系结构的要求而行动。顺国际体系规律而行动的国家可以生存并发展，逆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则衰退并灭亡。因此，在某一给定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国家必然根据其结构的特征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只要国际体系结构，即大国之间的物质实力分配不发生质的变化，体系中成员的国际行为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也就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多极结构使欧洲诸国的合作不能实现，因为它们在安全领域里的互动只能是零和游戏，但在国际体系结构转变为两级之后，由于美国对其盟国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所以它们之间的合作就成为可能。

3.沃尔兹的理论创新 (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

提出“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原因的是还原主义理论，认为原因存在于国际层次的是系统理论”。国际政治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国际政治后果，同时它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国家外交政策、经济以及在其他领域存在的互动。

第一，新现实主义将国际政治定义为一种系统（体系），强调结构优先于单位(国家)。将体系结构的要素界定为：单元排序原则；单元之间的功能差异；单元间的能力分配。首先，结构根据系统的排列原则来界定。如果一种排列原则被另一种原则所替代，就意味着系统发生了变化。其次，结构根据不同单元的特定功能来界定。如果功能的定义和分配发生变化，那么等级制系统也随之变化。再次，结构根据单元间能力的分配来界定。无论等级制的还是无政府性质的系统，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变化。

由于单元的排序原则是无政府状态且短期内难以改变，单元行为体的功能类似（都要维护主权、安全、寻求权力和利益等），因此这两者是常量，只有国家间的能力（权力）分配才是国际体系结构变革的核心变量，是导致国家之间的制衡行为和安全困境的重要根源。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变化并不能决定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地点选择什么样的战略，但是会大致的塑造国家的政策或战略预期，奖励国家遵循体系结构的行为，惩罚国家违背体系结构的行为。国家违背体系结构的制约，可能会取得短期收益，但从长远看会遭到失败。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赢得了很多战役的成功，但战役的成功不能掩盖战略的失败和体系结构的权力分配制约，最终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动体系战争的权力体量不如制衡它称霸的力量。

第二，新现实主义关注体系层面，古典现实主义关注国家和个人层面。新现实主义:只有将结构层面与单位层面区分开来，才能科学地解释国际政治中的因果关系或不断重复行为模式。沃尔兹强调：国际政治理论不是外交决策理论。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沃尔兹认为他自己的理论并不执着于为国家的决策和战略行为提供具体的智力支持，而是更侧重于研究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国际政治现象，不是要关注我们怎么做，而是强调国际政治理论教会我们如何思考问题。

第三，古典现实主义将权力视为国家的终极目标或直接目标，尽管很多人认为古典现实主义是强调国家权力的目标属性，但实际上在摩根索的著作里并没有发现那么多的自相矛盾，因为摩根索认为权力追求根植于人性，国家可能追求现状政策或帝国主义政策，而如果是现状的话，权力更多的是手段，如果是帝国主义政策，往往意味着霸权权力追求的目标本身，所以摩根索已经进行了不同类型国家的区分。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安全(生存)，而不是权力。国家关心的是相对权力，而不是绝对权力;他们不是权力最大化者。所以权力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标。这里的新现实主义主要是说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沃尔兹本身也算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因为他认为权力最大化并不会带来安全最大化。

第四，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塑造中，新现实主义强调结构对行动者的影响，而古典现实主义则强调行动者对结构的影响。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的互动模式是由国际结构决定的。实际上，吉尔平的新现实主义，有一点偏重于研究行动者对结构的影响，但是他研究的是能够改变体系结构的行为者，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为者。

4.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和核心命题：

（1）无政府状态+安全是首要目标→权力竞争→安全困境→冲突……→战争。既能解释侵略性国家引起的战争，也能解释防御性国家引起的战争。

（2）无政府状态+安全是首要目标→对权力变化做出反应→外部均衡or内部均衡→防止霸权出现→均势。

（3）均势规律让国家之间难以实现合作：无政府状态→安全首要→关心相对获益→难以合作。

（4）无政府状态→安全首要→担心合作产生依附→不愿合作。

（5）两极比多极稳定。在两极体系中，两个大国对彼此实力和意图所产生的误判概率要低于多极体系中大国的复杂关系。称为“极”的大国越多，那么国家就越难以实现合作与战略稳定。在两极体系中，其他国家制衡的门槛很高，即除了两极之外的其他国家，导向两极中任何一方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两极体系，两极体系的不确定性低，但容易发生过度反应。比如美苏两极格局与古巴导弹危机差点导致“全人类毁灭”。而在多极体系下，大国容易受到联盟的牵连、也更加担心被同盟抛弃，因此多极体系的不确定性很高，容易产生误判，但不容易发生过度反应，尤其是在同盟关系比较灵活的两极体系中，外部联盟战略实力的调控可以弥补内部制衡能力的弱势。

（6）对体系结构的作用机制分析。沃尔兹认为，在一个系统中，理论解释经常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而不是变化。结构由于存续的时间长，因而呈现出某种静态性。但是由于结构改变了行为者的行为，影响了互动的结果，因此即便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它也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结构有两个重要含义：首先，它可能指代一种补偿机构，在输入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结果的一致性。将结果控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其次，一系列约束条件。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结构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某种结果，而是间接地影响系统内的行为，影响通过两种方式产生：行为体的社会化和彼此间的竞争。结构限制和塑造了行为体和结构，尽管行为体和结构的目的和努力存在着差异，但结构却使其运作趋向产生同质的结果。社会化减少了差异。社会成员间的实际差异要大于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差异。竞争缔造一种秩序，秩序内的单元通过其自主的决定和行为调节彼此的关系。社会化发生于部门内部，竞争则发生于部门之间。竞争促使行为者对自身的行为加以调整，使之成为最为社会所接受和成功的实践。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和结果多样性过程的两个方面。

（三）罗伯特·吉尔平理论的扩展（1）

沃尔兹主要是将体系结构作为自变量，来分析它所导致的国家间的制衡行为和安全困境反复发生；而吉尔平更多的是将体系结构作为因变量，来考察影响体系变革的战争与和平因素。在政治框架和经济制度性质的相互关系上，吉尔平全部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他强调了世界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许多特征，这些内容是其他学者所忽视的。与多数IPE学者的观点相反，吉尔平认为经济相互依存或全球化并不重要。大国的政府都没有受到相互依存或者全球化的限制，并且通过全球化，大国可以操纵其他更依赖于全球体系的国家。他认为，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几乎没有改变政治。与追求经济效率或实现福利最大化相比，国家对权力争夺和财富的关注度仍然高得多。吉尔平也不相信技术可以改变国际政治。在他看来，甚至核武器也不足以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吉尔平认为，军事力量是政治变革的最大原因，现有的霸权国和潜在的有抱负的霸权国之间的战争，才是全球体系变革的动力。而且，由于国家控制领土和军事力量，它们才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国家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决定了世界秩序。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体系与国际稳定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有一个超级霸权国家建立和维持世界霸权体系有助于世界和平；而且霸权国国力越强，国际社会就越趋于稳定、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一理论最初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是指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居于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罗伯特·基欧汉首次使用霸权稳定论，是指有一个国家主宰的霸权结构，非常有益于强大的国际体系的发展，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则比较明确，并且得到很好的遵守。吉尔平认为，世界秩序不是权力均衡的产物，而是权力垄断的结果。如果在国际竞争中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于一个或者两个国家，使这种国家拥有了支配国际体系的垄断权力，那么一种单极结构或霸权体系就形成了，能维持国际稳定的是权力的优势。最容易破坏现状稳定性的因素是国际成员之间能力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实力增长的差异最终会导致体系内部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的根本变革。

他所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对经济在国际权力斗争中的含义做了理论定位。自由经济体制，国际公共产品和经济剩余是吉尔平霸权稳定论的三大要素。对权力政治中的零和游戏和经济活动的双赢游戏的结合作了尝试，他认为经济上的相对得益从属于政治上的相对权力。经济因素在国家对外战略中占据重要作用。认为自由国际经济需要一个能致力于自由经济原则的霸权国，像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那样。一旦霸权国缺少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后，体系变革的概率大大增加。

吉尔平关于国际政治变革的基本逻辑是：处于均衡状态的体系，由于权力增长的差异，促进了体系权力的重新分配，导致体系出现了失衡，而体系危机的解决，又会导致体系从变革到重塑的周而复始。他列举了三种国际体系结构类型：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结构（如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等）；二元结构（类似美苏两极格局）；均势结构（19世纪的欧洲协调）。

在吉尔平看来，国际体系的变革类型有三种：体系的变更（行为者的性质：帝国、城邦、民族国家等）；系统性变革（出现世界帝国对体系的统治）；互动的变化（国家间作用过程）。他按照变革的方式和目标区分了渐进性变革与革命性变革：前者的主要方式是国家间的谈判，主要目标是对国际体系的微量调整；后者的主要方式是霸权战争，主要目标是体系的统治方式。他提出了影响变革的环境因素：交通与通信、军事技能与技术、经济因素等。

此后，吉尔平又对体系变革的深层原因做了进一步挖掘：在限制和机会并存的历史环境中，国家和市场相互作用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包括国际分工、贸易网络、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及支配经济活动的种种规则或制度，这些结构往往反映出行动主体的实力和市场力量的运营。但市场制度促进作用并不均衡，民族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主导部门的兴衰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化共同构成了结构变革的根源。他对传统的金本位制（1870—1914年）、英国领导权结束和美国领导权确立之间的空位期（1914—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6年）进行分析，在他看来，过去300年中的3次大衰退—1873年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73年危机，都对国际体系变革产生重要影响。

吉尔平对人类战争史上的攻防平衡演进提出了假设：一个国家将通过领土、政治和经济扩张的方式来谋求国际体系的变革，只有进一步变革所付出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时才会停止。如果国际体系中的失衡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体系将发生变革，一个反映权力重新分配的新的平衡将被建立起来。他认为，符合体系变革的霸权战争包括：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迦太基和罗马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路易十四的战争（1667—1713）、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4）、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14—1918,1939—1945）。霸权战争在历史上一直是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机制。

在某些方面，吉尔平对世界政治的现实主义看法，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看法相似。吉尔平认为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力量，并认为霸权国的选择很少。面对过度扩张的政治和军事承诺，以及失去经济优势所造成的财政危机，霸权主义者必须撤回或寻找新的资源。美国不得不减少对其他国家的承诺，并且撤出驻扎在国外的军队，还要适应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不得不寻找新的资源，努力振兴国内经济并阻止其他国家的崛起。

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试图减少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承诺，减少对盟友的保护。他试图缓和与俄罗斯关系的看法，都体现了对美国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观点。尽管特朗普扭转美国衰落的主张，可能会得到吉尔平的同意。但吉尔平对政治的深刻理解，将会使他反对特朗普所采取的许多决定和行动，例如与盟友为敌，以及贬低美国占据优势的国际制度。最后，吉尔平认为，收缩和改革都很困难，不太可能成功。他认为，衰落和冲突在过去和未来都是世界政治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罗伯特·杰维斯的扩展（2）

1.信号理论

在《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书中，杰维斯指出：国家有三个目标是内部难以调和的。它们希望有能力让别国相信，当自己的确有意以某种给定的方式行动时，就可以这样行动；当一种印象具有误导性时，国家希望能够传递这样的印象；当其他使用相同工具和技术的国家发出带有真实意图的信号或进行欺骗时，它们希望能够把这件事讲出来。国家希望想骗谁就骗谁，但不希望被骗。所以正如国家在几乎任何特定的国际形势中都有共同和冲突的利益一样，它们在维持信号体系方面也有共同和冲突的利益。如果有太多的国家经常欺骗，那么这个体系就会被降格（比如它只能携带较少的信息）或被摧毁，但国家在任何形势下都经常因受到压力而通过虚张声势获益。

因此，杰维斯认为，国家发信号和对信号表示关注这一事实表明，政治家感到信号容易提供真实而非虚假的信息。如果一个行为体通过发信号表明自己有意做某事，这一行为总体上增加了别国认为它要做某事的可能性。信号因此必须提供某个证据来说明行为体将如何行动。换句话说，必须对说谎有所克制，要有让行为体发出准确信号的压力。

罗伯特·杰维斯将认知心理学路径运用到威慑研究中。心理分析方法是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描述性决策方法，它研究现实中有限理性行为者实际上如何决策。杰维斯认为，传统威慑理论认为决策者都是在掌握了详细和充足的信息后，进行效用评估。这样的假定忽视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对他人价值观的误判；对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的误解；对对手实力及拥有的选择的错误理解；判断他人基本意图的困难；固有政策的影响等。

2.系统效应

实际上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系统效应论具有非常灵活的理论定位，很难归纳为哪一个范式或流派，但这里可以将之看作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内容，因为他强调体系效应的同时没有回避国家内部变量，承认安全困境对国家行为的强大塑造作用，其攻防平衡理论也是以此作为理论依据。

他对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提出了批判，但对沃尔兹从系统层次上解释国际政治持赞成态度。他所研究的问题是非本意结果（unintended outcome）,包括：直接的/间接的、(可能更重要的)希望的/不希望的、立即的/滞后的、发生了的(将要发生的)/没有发生了的(被阻止了的)。他的系统效应论的核心变量机制就是：国际政治的复杂系统（自变量）导致决策者对国家行为产生错误认知，引起非本意结果（因变量）。他将系统效应分成三类：非直接效应、连带效应、互动效应。他认为，反馈（feedback）是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s）运行的核心，其中，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有助于维持系统稳定，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导致系统发生变化和发展。正反馈就是通过行为体、环境的变化，或是二者之间互动的变化而起作用。它主要表现为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与螺旋模式（spiral model）,以及和平与繁荣、扩张、地区一体化、改革向革命转化等。

多米诺的逻辑是：征服可以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这反过来又会便利该国进一步的扩张。第一个加入扩张主义联盟的国家可能是最容易受到胁迫的国家，权力的这种增大能使联盟强大到足以征服或胁迫一个以前进行过抵制的国家。这种新的扩张反过来又能使联盟招募到较强大的国家。当多米诺的条件具备时，国家会感到无法制衡一个成功的侵略者，因此会选择加入该国一边，扩大它的权力并增强其进一步获胜的前景。冲突螺旋模式的逻辑是：国家可能被卷入一个种种因素不断强化的循环当中，包括敌意、军备、安全困境所驱动的冲突，以及附属的心理动态（包括决策者理解这种困境的失败）。尽管结果是负反馈，即增加安全的努力使自我挫败的，但它本身乃是正反馈，因为军备建设所导致的仍然是不断增强的趋势。冲突本身是从互动过程中滋生出来的，而且其发展会大大超过最初的争执所能理解的程度。

在螺旋模式中，战争乃是悲剧，要不是因为安全困境和错误知觉，战争原本可以避免。因此，他对复杂系统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以及系统的构成等具体的研究方法，这种变量分析和机制创建的科学性与发散性，是理论框架分析的参考模块。

（五）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

新现实主义包括进攻与防御现实主义两个主要分支，以沃尔兹、米尔斯海默和吉尔平为代表，整体上新现实主义采用的是系统方法和演绎法，追去简约性，将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引入传统分析模式中，并结合证伪法和类比法，否定传统的研究方法、将国内政治结构与国际政治结构进行类比，质疑摩根索的人性分析起点，丰富层次分析，研究更强调变量机制的科学性。

新现实主义的诸多理论分支都体现出了极强的变量机制的逻辑性，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逻辑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自助→均势的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军备竞赛和联盟政治的安全困境→制衡比追随强者更为普遍/维持现状偏好压倒修正主义意图→反霸优于争霸→国家追求适度安全而非安全最大化。米尔斯海默的逻辑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具有修正主义意图→权力最大化带来安全最大化的普遍信条→陆权力量居于首要地位→争霸战争会带来巨大的战略收益→大国政治陷入持久悲剧。

实际上，新现实主义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一套研究模板，即对问题的研究大致分成五个阶段：对既有成果的文献综述、提出理论假设的演绎逻辑、通过历史案例来证明自身理论推导的逻辑自强和富有解释力、进而提出政策建议或对当代问题的战略分析。

三、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一）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划分含义

沃尔兹之后的现实主义可以划分为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两大分支，都可以被称为是新现实主义。沃尔兹本人也被视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

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分野是现实主义阵营内最根本的分歧。国家是否一定是恶意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在核心假定上的分歧。

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个人层面的现实主义属于不同层次（level）的分析的结果，不代表最根本的分歧。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内部均有进攻性和进攻性的变种。

（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以米尔斯海默为例）——权力最大化带来安全最大化、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

1.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前提假定：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具有进攻性军事实力；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是理性行为体。

2.大国的三种行为模式：

（1）畏惧（fear）：权力决定畏惧程度。影响因素：核武器；水体阻遏力量；体系结构：两极、平衡多极、不平衡多极。

（2）自助（self-help）：关注相对获益。

（3）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做最坏打算。难以估算现在/难以了解未来；永远难以成为体系霸权；国家之间难以合作。难以实现/难以持久的原因：关注相对收益+担心欺诈。

3.国家权力的衡量：潜在权力+军事权力

潜在权力：人口+财富：可支配财富+技术发展水平→国民生产总值。

军事权力：（1）地面力量：陆军+支持陆军的海空力量。（2）独立海军力量：海上封锁。（3）战略空中力量：战略轰炸。（4）核武器。

4.国家获得权力优势的策略：

战争（war）：使用武力。

讹诈（blackmail）：武力威胁

引诱搏杀（bait and bleed）

坐山观虎斗（bloodletting）

阻止对方获得权力优势的策略

制衡（balancing）

推卸责任（buck-passing）。

5.国家选择制衡还是推卸责任的影响因素

（1）受到体系结构的影响：两极制衡、均衡多极最可能推卸、不均衡多极居中

（2）威胁程度：威胁越大，越可能制衡

（3）地缘因素：共同边界制衡、缓冲地带推卸

6.对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判断

大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唯一的霸主，因为国家认为实力越强则生存几率越高。在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追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唯一维持现状的国家是地区霸权国家，即达到权力顶峰的国家”。除非一国取得了超过其他对手的核优势，否则不可能有取得全球霸权的国家。因此，大国的历史首要地包括了修正主义国家的冲突，追求地区霸权是大国行为的经常性选择。国际体系是由修正主义国家组成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是指不满足于现状，致力于实现权力最大化既追求地区霸权的国家。在动机上，修正主义国家彼此有一种进犯的倾向和侵略的意图，在外交政策上，修正主义国家致力于奉行进攻性的扩张政策。他提出了水域阻遏和离岸平衡手的概念，来解释为何英美没有寻求大陆扩张的战略动因。

7.历史案例：体系结构与战争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进行了历史个案分析：日本（1868—1945年）、德国（1862—1945年）、苏联（1917—1991年）、意大利（1861—1943年）、威廉德国（1890—1914年）、纳粹德国（1933—1941年）、美国的核政策、苏联的核政策、美国的崛起（1800—1900年）、美国与欧洲（1900—1990年）、美国与东北亚（1900—1990年）、英国大战略（1792—1990年）、法国（1789—1815年）、俾斯麦的普鲁士（1862—1870年）、威廉德国（1890—1914年）、纳粹德国（1933—1941年）、冷战（1945—1990年）、近代欧洲的大国战争（1792—1990年）。

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政治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1）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权力分配决定了大国政治模式，影响联盟的形成。

（2）大国意志在陆地上的表现是成为地区霸权（为了最安全的生存），而水域的阻遏力量使全球霸权不可能实现。

（3）大国政治的历史是修正主义国家间冲突的过程，尽管全球霸权无法实现，大国一刻也没有停止这一企图，因此大国间处于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

（4）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实现（美洲）地区霸权的国家（拿破仑、希特勒、苏联和日本曾先后试图在欧亚大陆建立地区霸权，但都失败了），它扮演了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防止出现任何地区霸权。

（5）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将不可避免，因此应以遏制而不是接触作为对中国的主要战略。

8.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推论：无政府的国际体系结构→国家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国家必须不断追求权→国家总是抱有修正主义的意图以获得最大的权力→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导致国家行为具有的进攻性→国家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

（一）理论学说的理性假定有何意义？

实际上，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都会国家理性/个人理性做一个假设，并非这些学者否认人性是复杂的和捉摸不透的，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学科的需要，理论的模型不可能与现实一一对应。沃尔兹的经济学理性假定也只是为了发展体系结构塑造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依据。无论是有限理性、还是战略理性，实际上都反映出一个基本的逻辑：国际关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都具有很多不确定性，而国际关系理论通常缺少精准的预测，因此，尊重事件发展的特殊性与不确定性，时刻抱有足够的战略警惕、避免抓大放小，实际上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方面集中反映在人类在战争起源、战争进程与战后和平的缔造中，克劳塞维茨与约米尼的根本区别是，后者认为战争本身蕴含着客观的、相对僵化固定的科学定理，而前者更强调战争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战争升级所带来的暴力逻辑：从有限战争到总体战。克劳塞维茨强调或许在战争初始阶段会有所谓的理性主导和明确的利益界定，但战争的进程很容易失去政治的控制，战争升级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最终形成总体战（全面战争）悲剧。即战争与和平的战略行为，在实践过程中，都会存在各种“摩擦”影响效果，因此对理性假定，不可完全否定、也不要迷恋于国家理性、尤其是战争理性。

（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适度权力制衡带来安全最大化

1.对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的态度：防御性现实主义假设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是良性的，安全通常是充足的而不是稀缺的。外交政策活动是理性国家对清晰的体系激励作出的恰当反应，只有当安全困境严重恶化才会导致冲突。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是真实可靠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根植于意图不确定、对彼此权力增长所带来的安全威胁的一种威慑升级反馈。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引发大国冲突的“螺旋模型”（spiral model）是体系战争频发的主要动因。

2.对他国的意图的判断是不确定的：既不认为他国一定是恶意的，也不认为他国一定是善意的。在自身安全没有受到明显威胁、也没有明显感知到对手威胁的情况下，至少并不寻求主动攻击他国来获取扩张性收益。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如果是在没有明显的客观威胁与主观威胁认知塑造的情况下，国家就寻求修正主义的战略取向，那么就不符合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国家主导性的战略取向的基本预判。在沃尔兹以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逻辑中：国家追求适度的权力制衡有助于促进安全最大化。

3.在权力→安全、合作→安全这两种战略选项中保持平衡协调。即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安全”和“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通过合作获得安全”之间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现实主义毕竟是现实主义，即使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其对国家合作的预期只能说比进攻性现实主义要高，但也没有自由主义对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条件下的合作看的过于乐观。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居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之间，强调在权力路径与国家合作路径中的平衡，不会因为追求合作而放弃通过提升权力来实现安全的渠道，也不会因为追求权力而恶意损害他国安全、从而威胁国际合作。

4.对国家理性和安全需求的看法：理性国家的扩张之势为了获取安全；国际体系的运行表明，一国的安全只需要有限的外部利益，小规模军队以及自制的外交政策就能够得到保障；防御性现实主义假定体系因素只能解释谨慎适度的国家行为，导致其只能解释历史上很少的大国行为。

5.防御性现实主义注重战略威慑、缔结防御性同盟、政治制衡为主/军事制衡为辅。它承认体系结构具有强大的塑造（shape），而不是决定（deside）作用，这一点很重要，体系层次的现实主义通常强调的都是塑造而不是决定国家的战略行为，塑造相比决定而言，不那么具有决定论，具有一定的战略弹性，因为体系结构只能告诉我们国家面临什么、应该做什么，却不能直接命令国家必须这么做，而且短期的违背体系结构的制约可能起到一定的战略收益，但长远看来会受到体系结构的惩罚机制。从这点来看，体系结构的奖励/惩罚机制具有滞后效应。因此在分析体系变量的同时，很多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说会注重将国家内部的“黑箱”打开分析，比如对国内利益集团、战略决策等层面的切入。因此，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看来，国家的联盟、战争等战略行为，除了体系结构的影响，还会受到国家层面的直接作用。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比较

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两个主要分支，均认同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通常是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两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双方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以及国家对此的反应，和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安全等问题上观点不同。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念适用于19世纪的时代，当时战争是国家的一种合法行为的观点得到了国际法学家的普遍接受，它与主权学说相伴而生。只要作战机构有权力采取行动、遵循正确的法律程序（比如正当的宣战），战争可以合法地发动，这种国家行为的理由没有任何法定权益。19世纪的欧洲战争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情，有正规军队占领明确指定的领土、通常（并非总是）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规范，正式宣战以及正式结局——一个和平条约。

我们可以尝试讨论一个问题：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更偏好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假定国家本质上是反应型的，准备捍卫自身的地位，不过不大可能对潜在对手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进攻现实主义者则假定国家会试图通过先发制人来解决它们的安全困境。他的思想具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元素：乐于使用武力的意愿，似乎没有意识到运用暴力服务于政治目的在道德上的困境；对国家必须总是从自己的立场来判断的观念的接受；不能超越民族的界限从更广泛的人类来理解。但是也兼具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克劳塞维茨提倡谨慎、精于算计的风格包括了对征伐和种族仇杀的反对。对于克劳塞维茨及其哲学上处于同时期的人来说，战争是代表民族而战，有民族支持作为承诺，但是它并不是由民族来进行的。在与他同时代的伟人黑格尔的著作中，战争与军队有关，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有明确的区分。文职（或者至少是政治的）控制是关键——克劳塞维茨或许赞成劳合·乔治的格言：战争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任由将军们去处置。

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这种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主张国家一味推行扩张政策（如果扩张得不偿失，那么理性的国家就不会去扩张），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以及国家间相对力量的不断变化使国家总也不能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解决了安全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通常假设在战略和技术层面的攻防平衡中，进攻成本低于防御成本，攻方占优。

防御性现实主义：第一，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不是稀缺的，而是充足的；第二，国家获取安全的最佳途径通常是采取防御性的战略，或者说是维持现状的战略；第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当“进攻——防御”的平衡关系有利于进攻一方时，即便同是追求安全目标的国家之间也可能会因“安全困境”的加剧而彼此发生冲突，但在多数情况下，国际体系是平稳的，安全困境的问题并不严重，国家动员主要限于对付产生体系的某些特定的威胁；第四，如果一个国家采取一种不计后果的态度，那么各种原因应该从国内政治层面而不是国际层面去寻找。防御性现实主义通常假设当战略和技术层面，进攻与防御可以区分、而且防御占优时，国家的安全感较高、倾向于合作、避免战争。

1.进攻性现实主义

（1）自身是恶意的

（2）所有的国家都是恶意的

（3）只有武力和（暂时的）联盟可以获得安全。安全不能够由安全合作获得，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4）国家的安全战略很简单：经济增长、武力扩张（“耕战”／商鞅／韩非子）。

（5）国家的安全战略基本上只由能力和机会决定

2.防御性现实主义

（1）自身是善意的

（2）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恶意的：有的是，有的不是，要仔细观察

（3）除了武力和（暂时的）联盟可以获得安全之外，国家也可以通过安全合作来获得安全。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是可能的

（4）国家的安全战略很复杂：

（5）国家的安全战略根据对其他国家的意图的判定而定。

（6）对善意的国家，寻求合作；包括制度化的合作

（7）对恶意的国家，抵抗（但不发动战争）并寻求以和平方式改变对方；

（8）对不确定的国家，试图了解对方的意图，然后视情况而定。

面对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攻防平衡变化，我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科技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的结构性权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有希望根本改变国家间力量对比趋势，而且正促使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布极端化。不仅如此，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秩序或将走向包容性减弱，零和博弈上升；开放性减弱，孤立性上升；制度约束力减弱，失序风险上升。安全感的稀缺与恐惧感的上升会是人工智能时代一个国家直接的感受，这或将迫使国家，特别是大国重新思考对外战略——放弃防御性现实主义。人工智能的到来或将把我们推向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