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葛剑雄:拿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文化要不要走向世界?”这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
乾隆皇帝晚年时,英国使者马噶尔尼来华要求通商,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把人家赶了回去。中国人相当自信,认为中国文化是最好的。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走向世界,并没有影响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文化确实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
第一,独立发展。能够影响它的外来文化基本局限于周边地区。
第二,延续性。地中海沿岸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经过外族屡次入侵,连土著居民都被替换,早期文化无法一脉相承。中国文化虽然不是最古老的,但它的延续性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主要原因是外族很难进入中国。
第三,自我满足。中国文化适应农耕社会,人们感到很满足。
第四,自信。古人自以为中国是“天下之中”,认为自己比什么都强,不屑于放眼世界。
第五,同化能力。在中国,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例如,女真族南下之后,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这个少数民族味道十足的名字改为完颜旻。例如,满人从马背上打下江山,而到了清朝后期满族人里擅长骑射的已经不多。不仅军事征服者如此,宗教也要经过“中国化”才能传播。例如,观音菩萨的形象由于承载了“送子”的祈望而由男变女。例如,“飞天”原本是裸体的,在克孜尔千佛洞里还能看到早期的裸体形象,东渐到了敦煌已经半裸,等到了中原大地就衣冠整齐的了。例如,基督教原本不允许崇拜形象,利玛窦在传教时改为允许中国信徒拜祖宗、拜孔子,基督教才得以在中国发展。
第六,开放而不传播。即允许外国人前来学习,但是中国不到外国传播文化。历史上中国人出使外国总是偶然的,张骞通西域,是政治任务;玄奘西行,是为了取经。
上述情况或理由,是不是能够说明中国文化没有走出去的必要了?
不是!我已经说了,上述情况适应的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一个由于地理条件同世界相隔绝的社会,而不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地球村”的一员;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大踏步走向工业化、大踏步走向开放的社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将会越来越大。
结论就是: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
在我们热烈谈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能不能先冷静一下,问一下自己: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
从“国学”热,到讨论“文化软实力”、“文化强国”,有一种声音很大,就是要让中国文化去影响世界。什么叫“影响世界”?如果把它理解为是要改变人家,很多外国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你能通过传播中国文化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能用中国文化拯救世界吗?在我们看来,有些国家的人,有着“不可理喻”的观念,我们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吗?他们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要求。
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是能否因此就说它比其他文化更优秀呢?精神文明各有千秋,不能说中国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秀。物质文明一般是可以比较的。但物质文明不是单纯的物质,像饮食、服装文化都已经超出了饱暖的基本需求,其中有着许多精神文明的内涵。例如茶是物质文明,但喝茶的方式包含了精神文明的内容。物质文明往往与精神文明并存,精神文明不存在可比性,但存在真、善、美等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
不管一个国家如何强大,它的文化都不可能主宰世界。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中国发展再快速高效,也别指望能取代别人已有的信仰、文化、观念、模式。还是已故的费孝通先生的话讲得对,文化交流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因此,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走出去”不是要改变人家,而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要人家接受中国文化,也是要让人家自愿接受。
事实上,世界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非常了解中国,中国人的形象在他们眼中还存在着许多误解。对于不少外国人来说,李小龙可能比孔子更有名,以为中国人都会功夫,甚至以为中国女人还在缠小脚。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能让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改变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这方面的工作,同经济上的对外开放相比,距离太大了,要加倍努力。
但是不管怎么做工作,我们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只是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
讨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单纯的汉文化或儒家思想不等同中国文化的全部。
对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很多人存在误解,以为中国文化就是汉文化或者儒家思想。其实汉文化也是多元性的。有很多民族,包括匈奴、鲜卑、氐、羌、突厥、契丹、女真、百越等,历史上都已经融入了汉民族。汉文化也是由汉族和这些民族的文化融合而成的。
比如现在很多所谓的传统乐器都来自于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学习,像二胡就是这样。
再比如胡服骑射。本来汉人用马的方式就是拉车,孔子讲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御”,就是驾车的本领。在战场上,汉人站在马拉的战车上用长矛投射攻击,射程有限,机动性不强,不像胡人骑马射箭,又灵活,射程又远,所以汉人打不过胡人;后来赵武灵王推行改革,让大家学胡人骑马,这项改革是成功了,但是改穿胡服难以推行,于是骑兵不得不改穿衣裤,其他汉人还是上衣下裳。
再比如汉人本来是席地而坐的,胡人因为经常骑马,盘腿或者跪坐在地上很不舒服,他们就蹲着,下面放个凳子,也叫“马扎”,后来发展成椅子、胡床,又传播到中原汉地。古代人说的“床”未必是睡觉用的,早期也是用来坐的。但是,席地而坐的这个传统,虽然汉人自己不再沿用,却传播到了其他地方,比如日本人一直到学习西方之前都还是席地而坐的,即使是现在,那些“和式”的屋子里也还是这样。
我们所讲的中国文化,是空间和地域的概念,除了汉文化之外,还有今天国土境内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上各有所长,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互相学习、共同演变的。
除了民族文化,还有一个地域文化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比如北京人以前住四合院,上海人没有四合院,而是石库门。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特点的文化类型。
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们现在讲风俗,其实“风”和“俗”是两个概念。什么叫“风”呢?用现在话来讲就是流行。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流行的东西不会传得非常远,不过百里地。“俗”是什么呢?就是习惯。“俗”是人字旁的,成为一批人的习惯了。就是说,“风”流行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就慢慢形成“俗”,成为人的习惯了,那就保存下来了。保存下来的习俗,是文化。
所以,我们讲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既要讲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文化,也要讲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习俗。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我们要拿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就是要拿丰富多样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即中国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就是文化传播的问题。
现在有个说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无法苟同这种说法。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只有经过有效传播才能是世界的。花木兰是中国的,可是直到如今,中国还拍不出一部像好莱坞的《花木兰》那样有影响力的影片。大熊猫是四川的,为什么我们没拍出《功夫熊猫》?所以,文化怎样走出去,是一门大学问。
历史上,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自愿的和强制的。一般来说,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人力强制推广自己的文化。今天世界上的制度、宗教、语言、文字以及生活方式的分布,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一方面,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诸族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而绝不会向“非我族类”、尚未开化的“蛮夷”推广,仅给那些“仰慕华风”又具备学习条件的人以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蛮夷”归化以后,就必须接受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清朝改土归流后,新设置的府、州、县内就必须办学校,兴科举,尊孔孟,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一旦民间信仰和宗教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也会被坚决取缔。
也有一种情况,是偶然传出去的。历史上,中国文明的很多东西,并非刻意要传播出去的。比如造纸术,是唐朝军队在中亚打了个败仗,俘虏里有造纸的工匠,才把造纸术传了出去。
时至今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是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大障碍,是语言。中国应该下决心把中国文化翻译出去,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够。四书五经都没有国际通行的版本,还是早年传教士翻译的。
当然,文化软实力要通过硬实力才能起作用。现在不少外国人学中文,是因为中国人在国际上的生意越做越大,外国人要跟中国人打交道就想学汉语,而不是因为汉语有魅力。但是,他们掌握了汉语,就能够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