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2最大的漏洞, 直逼一个对中国的质问 | 文化纵横

严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导读】不出意外，《流浪地球2》又引热议，焦点仍是其中的“中国价值观”。但也有评论犀利指出，在一个世界政府的地球上，或已不会有民族主义；而《流浪地球》系列被指出的最大漏洞，就是对危机下大国协调、国际关系的设定。那么，如何看待《流浪地球》系列引发的讨论？又如何想象一个没有霸权的未来世界？本文从上下五百年的长时段视野出发，梳理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与演变，讨论“中国时刻”之于世界体系剧变的意义，为我们理解上述争议提供全新视野。

作者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逆全球化的贸易战后，现代世界体系迎来了一个“中国时刻”。不同于全球化盛期福山笔下西方主导世界的“历史终结论”，当今时代的思想氛围是“历史的回归”。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包括两大方面：（1）古代的丝绸之路呈现为一种东方用制造品交换西方贵金属的贸易结构，工业革命使之在 19 世纪真正实现逆转，变为西方输出制造品而东方输出初级产品的新局面，这才完全重组了全球经济。（2）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形成现代国家，其对边缘区域进行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扩张，吞并其他的世界性体系。而中国崛起，使现代世界体系的运转逻辑，辩证地回到19世纪前西方强国试图对抗东方制造业的局面。以至于有论者发问，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霸权？

通过历史比较，作者指出，“中国时刻”的突出意义，在于打破现代世界体系的霸权转移逻辑。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于西方，已有的三个霸权也都是西方国家。“中国时刻”的出现，其实是这种“西方性”的瓦解。中国的发展并不符合现代世界体系既有的霸权转移逻辑，中国从意愿、能力与逻辑等方面都无意称霸。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国时刻”意味着，眼下这轮体系变动周期内，可能不会发生过去那种霸权转移，因为缺乏一个标准的霸权候选国，来推动体系沿着以往的路径去演化。在警惕民族主义的人们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好事；但“霸权之后”的世界究将如何，事实上充满了更多的危险与不确定性。

作者认为，一种最大的可能性是，美国霸权在不同层面持续衰落，却依然试图维持全面霸权，使得大国斗争升级。如果历史沿着这种路径回归，也许会导向一个美国版“朝贡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残余相并立的未来。另一种可能是，历史回归到一个美国霸权接受其衰落，而多个体系并存于世界的局面。但困难之处在于，在多极化的未来，无霸权的集体协调极为困难——在现代世界体系史上还从未存在过。更大的困难则是，美国是否准备接受自身霸权的衰落？这个问题，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国时刻”，比起中国自身的发展，是决定未来走向的更重要因素。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2月刊，原题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国时刻”：历史的回归与变轨》。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历史是在延续与断裂的交错中发展的。自 2018 年美国对中国发动逆全球化的贸易战后，关于世界体系面临着大变局的认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无论对全球化抱何种态度，当前的全球化存在种种问题乃至危机，可谓一种共识。这种时代的思想氛围，与福山撰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时西方世界主导的乐观心态，已经完全不同。可以说，历史回归了。世界体系学派的沃勒斯坦、阿里吉建立了一个以霸权转移为重要内核的现代世界体系演化模型。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阿里吉曾表示：“在东亚及其他地区，中国已成为美国领导地位越来越可信的替代者。”这似乎在暗示中国将继荷兰、英国与美国之后，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下一个霸权。即使不做这种论断，现代世界体系也迎来了一个“中国时刻”。这个“中国时刻”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成为霸权，相反，它是当前世界体系进入变动期的信号，并充满体系变动所特有的危险与不确定性。历史不会简单回归，它还会变轨。对世界与中国而言，都要面对多种可能性的未来。

▍历史的回归：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

历史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认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作为一种主观认知，在客观存在的层面契合了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奔腾咆哮的事实。但这种事实如今已经消失。新的现实促使加拿大学者珍妮弗·韦尔什（Jennifer Welsh）提出“历史的回归”。不过，她实际上延续了福山的命题，认为眼下正在回归的历史是对西方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各种威胁，包括恐怖主义、难民潮、贫富分化与类似于冷战的地缘政治等。在她看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指向的是西方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胜利，但从人类历史来看，这种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也并非没有被逆转过。因此，韦尔什的历史回归论只不过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一个变种，两者目标一致，都希望将历史终结于一种特定的形态。

然而，从历史主义的视角出发，历史可能是更加开放的，一种非西方中心视角的历史回归论，也将更符合非西方世界的利益。但首先，有必要询问：此刻回归的是哪一种历史？历史是人们向后看的产物，随着视线的移动，历史的内涵也会变化。

全球史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复数的，这意味着全球化是多个相似但不相同的局部进程。通常人们所谈论的是以资本流动与市场扩张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文化随之扩散。它可以追溯至 15 世纪甚至更久远，但直到 20 世纪最后十几年才迎来最辉煌的盛期。这段历史，塑造了直至今日人们对全球化、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进程本身的主流认知。以西方中心的视角看，1988 年后，西方阵营确实取得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也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名实相符的霸权。如日中天的美国，既经历了“新经济”的繁荣，又在中东、东欧等战场上取得一连串胜利，这与冷战时代该国受苏联制衡、在越南等地战败以及在经济上难挡日本崛起的颓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喧嚣的 90 年代见证了俄罗斯、东欧与中亚等地理空间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21 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获得了更强劲的动力，一路凯歌高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开始相信“世界是平的”，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实际上，这种经济全球化，在 2018 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前，并未明显受挫。只不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修复，还是美国霸权本身的运转，都出现了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逆全球化的阴影笼罩世界。从这个角度说，1988~2008 年就是全球化盛期，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福山相信历史终结了。但这个时代结束后，与福山持有相同价值观的韦尔什就感叹历史回归了。韦尔什眼中回归的历史，就是全球化盛期之前的历史。

不过，全球化盛期之前的历史，在不同视角下可长可短。这也决定了当前正在回归的历史，在不同长度的视角下是不太一样的。即便使用相同长度的视角，从不同的方位看，景观也大不相同。韦尔什看到的回归的历史，是冷战时代的幽灵。1945 年后，尽管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霸权，进行了一系列全球政治与经济制度安排，但世界被划分成了不同的阵营，全球化是被割裂的。以西方视角来看，20 世纪后半期仍然是动荡不安的“极端年代”。但从中国的视角看，1945 年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 1895 年以来形成的东亚旧秩序瓦解了；几年后一场更大的巨变将开启中国的现代大国之路，那条道路正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国时刻”的起点。若把视线移向 1850 年，可以看到，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霸权正如日中天，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开埠通商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真正取得了全球性胜利，福山版历史终结论的原始轮廓在这一时刻若隐若现。再往前看，在 1750 年，工业文明只是曙光初现，西方世界固然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但东方的“天朝”也有足够的力量拒绝现代世界体系加诸其身。再往前追溯，在荷兰霸权的时代，东西方的力量更加平衡，经济全球化已经启动，但世界政治是多极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时的世界并不存在唯一的体系。因此，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并存，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如果说历史在回归，那为什么一定会回归至 20 世纪后半期，而不是更遥远的 17 世纪？

也许只有汤因比或斯宾格勒那样的历史哲学家才会认真思考历史到底会回归至哪个时代，实证历史学家则一般不会陷入这种思辨。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一直在变化，但人类对变化的认知往往局限于最贴近自身生命周期的经验，这种经验会使一些偶然性或尚未复现的现象看起来理应如此。生活于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人们，最熟悉的是全球化盛期的历史，习惯的是工业文明创造的世界。但全球化盛期只有短短 20 年，工业文明的历史则尚未满300年。战争、天灾、政治割裂、经济周期等破坏全球化与扰乱工业文明的力量，存在的时间则要长得多。全球化盛期幸运地避开了这些力量释放其破坏性，但它们并未被人类驯服。就此而论，与其说历史在回归，不如说历史现象一直存在，回归的是人们对于历史的主观认知。诚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都不乏修复全球化，使其回归盛期的努力。在开放的历史中，这种修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全球化盛期一去不返的可能性同样存在。面对后一种未来，及时调整认知将会赋予行动者以更大的优势。

▍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化：对其他体系的吞并

世界体系或国际秩序之类的概念并无统一标准，不同的学派、学者存在不一样的认知。沃勒斯坦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运用于国际经济关系，创立了以中心—半边缘—边缘为结构的世界体系理论。准确地说，这一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于 14 世纪或 15 世纪的欧洲，然后扩展至全球。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是变动的，尤其是中心与半边缘之间的竞争会决定中心的霸权易位。迄今为止，现代世界体系至少存在过荷兰、英国与美国这三个霸权。阿里吉进一步发展了沃勒斯坦的理论，构建了体系积累周期变动与霸权转移相结合的演化模型。这个模型具有强烈的辩证法色彩，但过于精致，散发着某种命定论的气息。因此，很多历史学者不接受这种机械的世界体系理论。不过，只要不将沃勒斯坦、阿里吉的世界体系理论视为某种必将应验的“启示录”，就会发现该理论提供了一个适合观察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当前的世界确实存在经济地理层面的财富不平衡，国际产业链不同层次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体现了富国对穷国的经济优势，而从荷兰到美国的霸权转移亦是某种经验事实。

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历史体系，有着自己的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化，就是吞并与消化并存的其他体系的历史。那些被吞并与消化的体系，包括东亚的朝贡体系、从中东延伸至东南亚的伊斯兰世界以及非洲、美洲等欧亚大陆文明的外围世界。按照沃勒斯坦等人的观点，现代世界体系与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体的。不过，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模型难以涵盖真实历史中过于复杂的变量。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国家采取行动的考量往往并非纯经济的。因此，不妨将起源于欧洲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扩张视为一种综合性的扩张；在这一扩张过程中，经济利益、政治野心乃至文化威望的动机有时泾渭分明，有时则交织在一起。当前的全球化既是现代世界体系扩张的结果，也包含在扩张的过程中。

从经济视角看，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与扩张必须被置于一种长时段的东西方贸易结构中考察。粗略地说，古代的丝绸之路，呈现出一种东方用制造品交换西方贵金属的贸易结构。在这种贸易结构中，古罗马精英对财富流失于“赛里斯”（古希腊、古罗马人对中国的称呼）的指责，在以后数千年里会反复出现。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遍地金银，这种幻想刺激着哥伦布远航，成为现代世界体系诞生的直接诱因。无论欧洲内部存在何种资本主义萌芽与生长的机制，与东方的贸易都是从达·伽马到各国东印度公司的清晰可见的扩张动力。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的冒险家们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其目标。面对东方各种以强大帝国为核心的体系，现代世界体系的扩张循序渐进。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指出，直到 18 世纪，欧洲人仍然只是夺取了美洲庞大的新资源基地，开辟了连接东南亚、印度、西非和美洲的长距离贸易新路线，但在与奥斯曼帝国等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大国对抗时仍自觉左支右绌。这就意味着，在数百年时间里，现代世界体系改造了全球经济，是全球化的真正推动力与组织者，但它只能去介入一些古老的并存体系，并时时被类似乾隆的统治者拒之门外。

现代世界体系对全球经济的改造，并非一个纯经济过程。相反，军事暴力是最基本的手段。这就折射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与资本主义扩张相辅相成的演化，是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些西方列强之间的军事与经济斗争，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意义，并不亚于它们在全球的扩张。这种内层竞争与外层扩张的双轴连转，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持续性特征。

到了 18 世纪中期，英国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内层竞争中成为佼佼者，在外层扩张中因为征服了南亚次大陆而拔得头筹。对南亚次大陆的征服，是现代世界体系第一次，也几乎是唯一一次完全地吞下了东方一个古老体系，而南亚次大陆的旧体系同样是东西方贸易结构失衡之源。因此，现代世界体系的英国霸权比此前只能在东方占据战略据点的荷兰霸权更加强大，也更能推进现代世界体系的扩张。在这一阶段，英国自身的体系可以用重商主义体系来概括。

最早使用“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的爱尔兰籍商人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ion）是展示 18 世纪现代世界体系扩张动力的有趣样本。坎蒂隆鼓吹英国要发展本国制造业，其手段是改善国内制造品的品质，并限制国外制造品的进口。一方面，他直接建议英国应该限制同印度的贸易，减少用贵金属购买印度的制造业产品：“印度人的制成品，如丝织品、印花布和薄纱织物等，尽管经过 18 个月的海上航运，在英国的售价却非常低廉……我们每年向他们输出现金，使他们的财富增加而我们的财富减少。欧洲消费印度制成品的结果，只能是减少我们的货币和制造业的工作。”另一方面，他支持英国在与荷兰的霸权之争中采用贸易战的手段：“英国为了防止荷兰凭借费用低廉加强海上优势，从而损害它的利益，已下禁令：任何国家向英国输出的商品，必须是它们自己生产的，而不能是其他国家的商品。这样，荷兰无法充当英国的运输商，英国人就加强了自己的海运业。虽然他们的海运费用超过荷兰，但国外货物的财富使这些费用变得不太大。”坎蒂隆的两个论点，对应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内层竞争与外层扩张，是英国重商主义体系在思想观念上的投射。实际上，坎蒂隆可能根本不能被称为重商主义者，他持有上述观点只能说明这些观点在 18 世纪的英国非常流行。坎蒂隆思想的意义在于，他指出了企业家这一群体的重要性，而企业家的特性就是生活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中，所以“须冒风险”。这种企业家理论虽然非常原始和粗糙，但它已经暗示了创新这一现代世界体系扩张的另一种动力。首先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创新。工业革命使东西方贸易结构在 19 世纪真正实现了逆转，变为西方输出制造品而东方输出初级产品的新局面。只有当这种局面出现后，现代世界体系才完全重组了全球经济，并配合着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扩张，实现了对其他体系的吞并。

因此，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化是一个吞并其他并存体系的过程，其内层竞争筛选出了包括霸权国家在内的有能力推动重组全球经济的强国，这些强国的外层扩张改变了长久的东西方贸易结构。霸权对于现代世界体系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使体系发生变化的能动力量；霸权的转移既是体系变动的结果，又是体系变动的原因，塑造着体系的具体形态。霸权转移对于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性，使得当下的“中国时刻”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国时刻”对世界的意义：霸权转移逻辑的打断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明确表示“不称霸”，这使得讨论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霸权似显多余。然而，历史上的霸权，如美国，也曾宣称不愿称霸，但那种表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掩饰。这一事实会令一些人质疑中国的真实动机。然而，以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观察，中国自身的发展史表明，现代世界体系的霸权转移逻辑已经被打断了。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样，因为可供研究的样本过少，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到精准的规律，也就难以准确预测。现代世界体系的霸权转移机制研究即属此例，毕竟，迄今为止公认的霸权只有三个而已。尽管每一次霸权转移的情形都不同，而且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仍然可以辨识出一些共性现象。

首先，现代世界体系的三个霸权，规模不断变大，可调动资源越来越多，行动能力也越来越强。在三个霸权中，荷兰如同一个城市国家联合体，英国本土已经是标准的大型民族国家，美国则是一个洲级大国。这种规模特征，决定了 20 世纪 80 年代流行的日本将取代美国经济霸权的观点，缺乏可能性。无论如何界定霸权，只有能够调动较多资源的国家才能参与霸权的角逐。

其次，三个霸权在崛起阶段都采取过自立型发展战略，在成为霸权后才采取离散型发展战略。所谓自立型发展战略，就是英国的重商主义体系，特点是倾向于内部一体化整合的架构：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扶植本国制造业的保护主义；在企业层面则体现为更重视依靠组织内部能力创新，包括大量采取垂直整合战略。英国的自立型发展战略就像坎蒂隆所建议的那样，既补贴本国产业成长，又限制荷兰、印度等竞争对手侵蚀本国市场。美国在整个 19 世纪的崛起期都堪称高筑关税壁垒的国家，其制造业的大量创新也首先得益于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而非海外市场，亦属于自立型发展战略。

最后，不管如何定义霸权，霸权都必须为有利于其领导地位的国际秩序提供公共品，但这通常需要霸权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给秩序内的追随者或参与者，故霸权通常会存在一个从自立型发展战略到离散型发展战略的转向。英国从重商主义体系到自由贸易体系的转变最为典型。美国在 1945 年后为资本主义阵营盟友提供资金、技术乃至市场，也是同样的逻辑。半导体产业在美国诞生时，原本具有内部一体化的特点，但在美国霸权推动的全球化浪潮下，该产业的制造环节大规模地从美国迁移到了东亚，这就是一种离散型发展。通过这种分工，东亚相关地区与美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得到强化，霸权打造的秩序在这种关系中得以实现。然而，对霸权来说，这种利益让渡也包含着力量的损耗，甚至在不同的领域为自己培养了竞争对手。当霸权的成本超过收益时，霸权就会出现动摇。英国在 19 世纪后期出现的新重商主义动向，以及美国在 20 世纪后期频繁发动贸易战，都折射出了霸权的悖论。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于西方，已有的三个霸权也都是西方国家。尽管现代世界体系已经覆盖全球，但这种历史形成的“西方性”对于该体系的演化并非可有可无。“中国时刻”的出现，其实是这种“西方性”的瓦解——在西方世界，已经没有比美国规模更大的国家能满足已有的霸权转移逻辑了。此外，在 19 世纪中后期之前的几百年里，现代世界体系的外层扩张与东西方贸易结构有直接关系，而输出制造品的中国正是这种外层扩张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到了 21 世纪，历史似乎正在回归，东方输出制造品的贸易结构似乎又重新出现了。这当然只是一种表象。20 世纪后期的全球化重组了制造业的生产链与价值链，制造业依然具有战略性，但不再是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完整载体。然而，历史仅仅以表象回归，也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的运转逻辑辩证地回到了 19 世纪前西方强国试图对抗东方制造业的局面。这是“中国时刻”对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又一重要意义。至少，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还没有过这种东西方产业优势再失衡的经验。

中国的“非西方性”已经打破那种机械的霸权转移理论的逻辑了。更为具体地说，中国也不满足前述霸权转移的共性特征。首先，中国并不是一个比美国规模更大的霸权候选国，而是一个与美国规模旗鼓相当的国家。这意味着，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内层竞争中，中国并不具备调动资源上的压倒性优势，也就难以实现过去那种霸权转移。更有甚者，尽管中国也是一个洲级大国，但它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阶段与英国挑战荷兰或美国取代英国时的发展阶段完全不同。其次，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在同一时段内同时存在自立型与离散型发展战略，这与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演化非常不同。事实上，中国在快速发展阶段比崛起期的英国和美国更加开放。与英美自利的重商主义体系相比，这种开放带来了更多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使得中国的成长实际上更加温和。当然，由于制造业技术本身变得更加复杂，任何一个新兴大国想复制 20 世纪后半期之前那种自立型发展战略也不太现实了。最后，前三个霸权在其鼎盛期都是当时世界的创新之源，英国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而美国以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体系”进一步革命了工业生产力。但是，迄今为止，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仍然缺乏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也未能产生如工业革命或“美国体系”那样原创性的产业新范式。因此，从有限的历史“规律”来看，中国的发展不符合现代世界体系既有的霸权转移逻辑，或者说，中国不期然地打断了这种逻辑。

于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国时刻”意味着，在原本可能要发生霸权转移的体系变动期，缺乏一个标准的霸权候选国按照历史逻辑推动体系沿着固有路径演化。实际上，全球化盛期的结束与美国霸权的日渐左支右绌是一致的，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实力的相对增强，以及中东等地区相较于21 世纪最初十年体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全球均势的趋向，如同现代世界体系将它曾经吞并的那些体系重新“吐”了出来。不过，在经历了与现代世界体系相伴的工业革命等力量的洗礼后，历史不会简单回归到 17 世纪或 18 世纪。现代世界体系已经给各个文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现代化”仍然会是一种普遍的追求，只是“现代化”将被重新以更为个性化的方式定义。无论如何，“中国时刻”将重写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及其理论。

▍“中国时刻”对中国的意义：多种可能性的未来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霸权出现动摇时，证明霸权合理性的霸权稳定论在美国应运而生，其核心论点为世界经济需要最强大的国家领导。随着美国霸权的动摇，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设想了“霸权之后”的世界，但他亦指出：“无霸权的合作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现必须在更多地靠自我利益驱动而非对共同善意的关心的各个独立国家之间进行。”这个时期美国霸权打造的世界秩序是缺乏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深度参与的，美国及其盟友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了广泛的技术与经济封锁。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依然禁止西方国家的高技术产品流入中国等国，这是全球化盛期的另一面，也意味着全球化从来不是“完整”的。但不管怎么说，全球化盛期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美国霸权提供公共品的产物。随着全球化盛期的结束，“霸权之后”的问题再度变得迫切起来。美国学者依然相信，现代世界经济不时出现的崩溃现象源于缺乏国际领导者，霸权有助于促进各国间的相互合作及恢复经济繁荣。然而，一些新兴大国还有“全球南方”的国家，或许更欢迎一个多极化时代。这两种不同诉求之间的矛盾，恰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国时刻”所蕴含的体系变动危机，其解决方式的多种可能性指向了不同的未来。

从现实角度说，一种最大的可能性是，美国霸权在不同的指标上持续衰落，却依然试图维持全面霸权的地位，由此会导致大国间的斗争升级。从 2018 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开始，这种局面就越来越清晰了。2021 年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仅未改变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与方针，反而变本加厉地迫使中兴公司等中国企业加速退出美国市场。因此，即使中国从意愿、能力与逻辑等各方面都无意称霸，但只要中国的经济总量、创新能力、军事实力和外交辐射力自然增长，就一定会侵蚀美国霸权，并强化美国维护霸权的意志，从而使贸易战等“逆全球化”趋向加强。但要再次强调的是，即使在全球化盛期，美国也并没有与中国全面自由贸易，中美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美国最具比较优势的军工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并不卖给中国。因此，目前的局面，其实只是过去不完整的全球化再度放大了其不完整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美国霸权“衰而不落”的未来，中美两国之间必须管控全面战争的危机，但全方位的竞争不可避免，两国只能尽可能在全球议题上寻求合作点。在这种未来，现代世界体系或许会经历一个持续低烈度动荡的变动期。

如果历史沿着上述路径回归，那么，不完整的全球化也许会导向一个美国版“朝贡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残余并立的未来。美国霸权在确立之后推行了离散型发展战略，自我肢解了其曾经完整的产业体系。然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从未放弃自立型发展战略，施压台积电搬迁至美国等行为便是例子。美国拥有两洋隔绝的地缘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通过移民补充各层次劳动力的国家特性，一旦其将战略性产业迁回国内，并在盟友那里配置其他产业，就可以形成相对自足的体系，并将特定国家排除在体系之外，只与后者维持有限的经济、文化交往。这就如同中国明清时代的朝贡体系，存在着不同的圈层，不同圈层与“天朝”之间的交往模式是不同的；“天朝”需要外部世界的白银等资源，但也可以限制同外部世界交往的规模、程度，尤其是限制自己的财富、知识大规模流向外圈层。一旦美国版朝贡体系建立起来，可以想见的是，中国不会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但会面对美国更严格的封锁，美国的市场、技术将不再对中国开放，而中国生产的制造品将由印度、东南亚的产品替代。这种未来或许会意味着某种均势与和平，让世界安然避过大国战争，但中国的出口部门与创新能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从某种乐观的角度说，历史回归到一个美国霸权接受其衰落，而多体系能够并存于世界的未来，或许是一种幸事。全球史学者约翰·达尔文就认为，世界将回到 500 年前各体系均势共存的状态。当然，由于世界经济已经变得过于复杂，在缺乏霸权而全球化继续的多极化未来里，各大国间有效的集体协调对于解决经济危机、地区冲突等问题将至关重要。困难之处在于，这种无霸权的集体协调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上还从未存在过。更大的困难仍然在于，美国是否准备接受自身霸权的衰落？这个问题，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国时刻”，比起中国自身的发展，是决定未来走向的更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