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外人谈两个关于八十年代国内艺术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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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野隐士：“无意去评论关于日本商品质量好与不好的问题，但在最近日本政客不断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疯狂拉拢美国、欧洲国家对抗中国的关键时刻，楼主提出这样的议题，出于什么什么动机？若你是中国人，望你自重”。

我的回复如下：

您以前写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自己是一名老建筑设计者，当过总建筑师，所以我跑题谈两个有关八十年代的话题。

在1980年《北京晚报》主办的“新星音乐会”上，一首歌曲《军港之夜》的歌词遭到非议，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于是有人质疑：我们的士兵都睡着了，谁来站岗保卫祖国呢？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鸡蛋里挑骨头，找茬上纲上线，让当时的中国艺术界遭到了很大压力。

当年（80年代初期）流行歌曲，以及歌曲演唱的歌手唱法，包括后来在1983年央视春晚现场李谷一是否可以演唱《乡恋》，总导演不敢决定，还要请示当时的央视台长+在现场坐镇的时任国家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后来邓丽君演唱的港台歌曲在我国大陆地区广泛传播，还有演唱的我国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电影歌曲/流行歌曲，都是80年代初期到中期，能引起非议，轩然大波，甚至闹到严查的事。

1979年北京首都机场候机楼，袁运生先生及合作者所绘制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社会上的反响遭遇是个例证。因为绘制的傣族民间传说故事情景，其中有3位女人体，社会上有人激愤之下，要求公安部门以“流氓罪”将袁运生送到秦城监狱去。也有人质疑这个傣族民间传说故事情景画面中“没有拖拉机，也没有高压线”，“我们不能赤脚，我们有塑料鞋穿”。还有人提出：“是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袁运生？”，人为地将一个艺术范畴的问题上升到民族政治的层面，扣的帽子可谓至大至重。

时代延续意味着，大家从一开始惊异、愕然、不理解慢慢开始理解、接纳、欣赏，这一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变得更为开放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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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北京首都机场候机楼装修阶段，袁运生先生及合作者和学生助手所绘制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中的傣族女性艺术造型夸张以瘦为美倒是没什么，但因画中绘制了3位傣族的女人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到现场看后说，请小平同志看后再说，没有给画家压力。之后，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前来参观这幅“大尺度”的壁画，小平同志说：“我看机场壁画很好，应该出画册，要是能在城里画一个更好，让老百姓都能看到”。旁边的李先念事后也对周围的采访记者回应说：“我看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然而，由于美术家行业组织某些领导策划，1979年年底，有人以中国美协的名义专门组织过一次现场批判会。因为画的是傣族女子，组织批判的人从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找来很多傣族学生，整整一车，拉到机场这幅画前面，让他们批判。袁运生被要求来到现场，他给同学们详细介绍了他创作这幅画的背景及寓意：这里画的是傣族泼水节的传说故事，在傣族民间传说里，有个魔王总是欺压百姓，后来被傣族少女杀死，人们泼水冲洗魔王留下的肮脏血迹。这幅画表达了傣族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是很有诗意，很浪漫的。听着袁运生一番富有诗意的描述，在场的傣族学生深深地融进画面所表现的美妙意境之中，大受感染，批判自然就无从谈起。一场精心策划的批判会变成了一场艺术鉴赏会，搞得组织者进退维谷，尴尬异常。但是现场还是有人在授意之下发出疑问：“画中没有拖拉机，也没有高压线”，“我们不能赤脚，我们有塑料鞋穿”。

社会上有人激愤之下，要求公安部门以“流氓罪”将袁运生送到秦城监狱去。有人提出：“是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袁运生？”，人为地将一个艺术范畴的问题上升到民族政治的层面，扣的帽子可谓至大至重。《美术》杂志也在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此时的《美术》杂志发起了一场关于“正确对待人体美术”的讨论，并且在这一期杂志上刊登了大量国外人体作品的美术图片。在下一期的杂志上刊登了很多全国来自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一位来自昆明读者黄振珑的信，最能够表达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观点：“海关查私也将人体相片作为目标去搜索，贵刊难道要把欣赏屁股、胸部作为现代化的目标进行下去吗”？

后来机场方面怕非议太大，也为了平息批判者的怒气，特意用白纱帘将人体遮住，再后来到1982年，干脆用三合板做了一堵假墙，将其遮得严严实实。直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因为需要向每幅壁画涂保护液，那个三合板假墙不方便施工，于是机场相关装修负责人征求画家意见后决定拆掉。只能说，到1990年的时候，国内大众已能够接受在公共场合出现这种绘画题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