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枪声缘起何处？

人类——不分种族、不分地区——总是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或许这是发端于无文字可考的历史远端的初心，然而，历史走到今天，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在许多人心中已成空话、白日梦。

当地时间15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又译基督城）两座清真寺及一间医院外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49人死亡，超过48人受伤。

警方目前逮捕了3男1女共4名嫌疑人。其中一名枪手为澳大利亚人，他行动前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袭击宣言，称这是场“恐怖袭击”，随后，他在网络上直播了从出发到射击的全过程。

同日，中国驻克赖斯特彻奇总领事汪志坚表示，经总领馆与警方核实，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克赖斯特彻奇枪击事件中伤亡的消息。

2018年12月9日，英国女孩格蕾丝•米兰的遗体在奥克兰郊区被发现。她是在新西兰旅行期间遇害的。庭审当天，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哽咽向其家属致歉。

此前，拥有480万人口的新西兰，凶杀事件平均一年不足50起。在许多人印象中，新西兰是自然环境、治安情况都很好的国家。

因此，突发的恐袭事件，让新西兰政府和居民猝不及防——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向全国发表讲话说，“目前，警方确实拘捕了一名嫌疑人。不过，可能还有其他人参与。此外，此次事件也涉及多个地点。随着情况的发展，警方将提供更多的细节。在目前阶段，我不能给出确认的死伤人数。我能说的是，很明显，这是新西兰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很明显，这里发生的是一次非同寻常、史无前例的暴力行为。”

阿德恩表示，“一些受伤的市民，可能是移民，可能是难民，他们选择了新西兰，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没想到会遭遇到如此可怕的事情，我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深表抱歉，我将尽快赶往当地。”

新西兰枪击事件发生突然，当前的信息偶然性、孤立性显著，必然性还有待更多信息披露才能分析。但是，旧的全球治理结构的危机已经在发达经济体中的“边缘地带”弥漫开去。

此前，

在德国——

今年1月1日凌晨，一名德国男子在德国西部城镇博特罗普与艾森，蓄意驾车冲撞正在欢庆新年的人群。疑犯当晚被警方拘捕。

德国警方表示，该男子冲撞人群事件，完全是一起仇视外来移民蓄意发动的袭击事件。被疑犯撞伤的受害人包括一名4岁大的阿富汗男童和他29岁的母亲、一名10岁大的叙利亚女童，以及46岁的叙利亚女子，该女子事故中受重伤，手术后已脱离生命危险。

2018年8月26日，一名35岁德国男子在东部萨克森州开姆尼茨市被刺伤后不治身亡，一名22岁叙利亚男子及另一名21岁伊拉克男子被德国警方逮捕。此事引发了连续2天的抗议活动，期间极右翼与左翼示威者爆发了激烈冲突。

2018年7月22日，29岁的土耳其裔德国足球运动员厄齐尔退出德国国家队。

厄齐尔是土耳其劳工的后代。当年５月，厄齐尔和同为土耳其后裔的国家队队友京多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那时，正值土耳其总统选举前，合影事件招致德国舆论和足球界等人士的批评，被认为是为埃尔多安选举站台。

22日，厄齐尔回应合影事件时表示，合影行为是他对自己祖籍国总统的尊重。他认为，德国足协应该对自己所感受到的种族主义和不尊重负责。“当我们赢球时，我是德国人；当我们输球时，我就成了移民。”他同时宣布退出德国国家队。

在法国——

2018年6月23日晚，法国反恐部门在该国多地逮捕了10名与法国极右翼组织有关的分子。法国国内安全总局表示，这10名嫌疑人正在有组织地策划以激进的穆斯林群体为目标的暴力行动。

据报道，嫌疑人试图获取武器，但其交易行动被法国国内安全总局阻止，武器也均被警方缴获。

在英国——

2018年，《星岛日报》欧洲版微信公众号刊发文章称，数据显示，英国各大学去年共接获129宗来自学生和教师关于种族歧视的投诉，平均约每3天就有1宗，较2015年的80宗大幅增加61%，较2016年的105宗增加近1/4。在94所提供可比较数据的大学中，有37%的院校收到的种族歧视投诉，在过去2年增加。

2017年6月，一名伦敦市民达伦·奥斯本驾驶货车在清真寺附近冲进人群，造成了1人死亡，8人受伤的惨剧。据称，达伦·奥斯本就曾长期受到极右翼组织的煽动。

2016年，英国西米德兰警察局就曾逮捕了4名涉嫌加入极右翼组织、参与谋划、煽动恐怖行动的嫌疑人。随后英国国防部证实，这4名嫌疑人中有现役军人。国防部发言人说：“这场逮捕行动是在军方的协助下由警方主导完成的，有一些现役军人涉嫌加入被英国政府禁止的极右翼组织。”

在美国——

不必细说了。详见《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和《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特别是前者的第四部分“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和第七部分“移民悲剧不断上演”。

需要指出的是，两份报告虽然是我国政府发布的，但是其中相关事实大多出自西方媒体的公开报道。

少数国家占有绝大多数产品和财富，而让大多数国家徘徊在贫困、落后乃至战争之中的旧的世界治理结构仍然在运行。

各国各地区人民要求平等参与、共同建设、公平分配的国际经济结构连一张蓝图都尚未绘好。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发展受阻，正是当前人类社会内生矛盾的表现。

试想，越发展越困苦的地区，常年战火纷飞的地区，怎么会建立稳定的政治、经济体系？怎么能要求当地人们不背井离乡、逃向远方？然而，在远方，在国际舆论塑造为“人权天堂”、流淌着“奶与蜜之地”的发达国家，首先冲击的就是当地生活困苦的族群或社区，于是，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怪现状——

人们在贫弱的祖国与故乡找不到立锥之地，不得不远赴别国他乡；

可是——

在前往发达国家或地区之后，又直接挤压了当地生活困难人群的生存空间。

不同种族的生活困难人群之间的矛盾，在发达国家胜过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成为社区、社会的主要矛盾。

换言之，穷人与穷人的矛盾，比穷人与富人的矛盾更直接、更激烈。

可以讲，美国历史悠久的种族问题是旧的世界治理结构的痼疾；

近几年法德英等发达经济体内的极右翼政治力量抬头与种族仇恨引发的极端事件，更是旧的世界治理结构的新病。

对旧伤未愈添新病的世界，初心需要回顾，梦想需要重新点亮。

但是我们越来越发现，旧伤新病已经让所谓发达国家忙不过来了。对此，只要瞥一眼美国的“内忧外患”就不难理解——

13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议案，以终止美国涉入沙特阿拉伯对邻国也门的战争。

美国要从也门“抽身”，可是叙利亚撤了吗？阿富汗撤不撤？委内瑞拉怎么办？美国太忙了。

迷惘与绝望正在蔓延，越过战地国家的边疆，深入发达国家的境内。人们无疑需要一个新的世界治理结构，可是新的世界，该从哪里开始，又该如何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