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记95：支持肉刑的悲天悯人，圣父圣母们从不懂得
喻以流年
在《资治通鉴》里，探寻当下与未来2023-01-06 19:10
既然上篇说到了孔融和陈群，那么今天，我们就顺便来说说两人在历史中的一次针锋相对。
交锋的主题，是要不要恢复肉刑。
所谓肉刑，指的是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宫（去势）、大辟（死刑）等五种刑罚。除死刑外，其他几种官方刑罚在汉代即已废止。但魏晋以下，屡有动议，请求恢复肉刑。《后汉书》和《三国志》中没有《刑法志》，但约一万五千字的《晋书·刑法志》，却有一大半的篇幅是在说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一个问题，但凡争论不休，那么总是有争论的必要的。而且，只有越是重要的问题，才越会被反复提及。
那么，这个事为什么重要呢？
汉末以后，几百年间，汉、魏、晋三朝对于是否恢复肉刑，屡屡有人提及，朝廷也反复议论。虽然，肉刑最终没有能恢复，但是，其中的议论过程却颇有可观之处。而且，通过围观这些古代的长老们的你攻我守，我们也可以借机看清楚，一个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权衡和考虑；政策的推动者与反对者，各自的立场又如何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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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议论传世的是孔融。
孔融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一个人被施了肉刑，其实就断绝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毕竟鼻子不是韭菜，割了就长不出来了。很多人如司马迁等，一刀下去，终身受辱，这不是圣明天子治理天下所应该采用的办法。废除肉刑，是一种进步，怎么能倒行逆施呢？（《后汉书·郑泰孔融荀彧传》）
孔融所持的，是反对恢复肉刑的立场，立论也中正平和，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和观点。
那支持者又是什么立场和观点呢？
陈群的发言，没有像孔融一样做道德评价，而是指向了实际问题：罪行与刑罚不符合。
汉文帝本来是出于好意才废除肉刑，但事实上，这种举动却加重了刑罚。为什么？因为之前不同的罪名对应的刑罚是不同的。现在既然取消肉刑，那么自然就得用相应的其他刑罚来做代替。肉刑介乎于杖刑与死刑之间，既然取消了肉刑，那么相应的罪行就应该归到另外两种刑罚中去——结果就是一半归死刑（刖刑），一半归杖刑（墨刑、劓刑）。
于是，本来只要砍掉脚的，现在变成了改判死刑，这是刑罚轻了还是重了？
还有另一半改成杖刑的，也需要和以前原有的杖刑做区别。杖刑之前最重的是打两百次，那么这些由肉刑改判杖刑的，就该刑重一等，杖五百次......可这是打人啊！不是做牛丸啊！打五百下，基本上就全都打死了。
你看，本来是想着取消肉刑的，但结果却把本该判肉刑的绝大部分都弄死了。这时候再看废除肉刑，真的很难说这是一种仁政，还是一种恶法。
面对孔融和陈群的不同看法，曹操比较支持陈群，但是大部分人表示反对。当时正在打仗，军事优先，恢复肉刑虽然也是大事，却不是急事。且对于朝廷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保持内部的安定团结，因此，这个事最终不了了之。（《三国志·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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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魏明帝曹睿年间，相国钟繇再次旧事重提。
钟繇提及这个事情的原委何在？他自己在奏疏中就说的明明白白：有了肉刑，每年能少杀三千多人。这三千人虽然被割了鼻子砍了脚，但最起码还能生孩子呀！
钟繇的论点和陈群是一样的，但两人的目的却不同：陈群看中的是刑罚过重，钟繇看重的是人口增加。
钟繇为什么会在意于人口数目？
因为三国时期饱经战乱，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东汉人口的峰值是五千六百多万人，但到了三国一统时（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人口数已经下降到只有一千六百多万，而且这还是在三国后期已经休养生息多年的前提下才达到的数字。
同时，针对于士大夫们的顾虑，钟繇提出了另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士大夫们在顾虑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是文明人，怎么能支持肉刑这种反人类的刑罚呢？因此，心里着实有一个巨大的心里障碍。
对于这种典型的圣父圣母心态，钟繇也设法打消了他们的顾虑。钟繇说，汉文帝废除了肉刑之后，一年要多杀一万多人。如今恢复肉刑，能少杀三千多人。救活这三千人的性命，难道不是一种仁德吗？
但这次，钟繇也被反驳了。反对者王朗表示，既然你说刑罚太重、杀人太多，那减轻刑罚就好了呀！同时，王朗还又抛出了一个道德问题：如今天下三分，如果我们贸然恢复肉刑，那么蜀吴两国就会抓住我们的话柄，大做文章的。这一条理由实在是无可辩驳，最后，朝廷也就如此决议了。（《三国志·魏书·锺繇华歆王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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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晋朝。
肉刑的事情，又被人给提了起来。原因是自从决策层听取了王朗的建议，减轻了刑罚之后，几十年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死刑太重，生刑太轻。为此，东晋时期有人上书，提出恢复肉刑，理由就是现在的刑罚措施不完备。
打个比方来说：贪污两百万者，判死刑；但要是贪了一百万，则杖责三百，判有期徒刑三年即可。很明显，贪一百万的这个，判轻了。
可怎么增加刑罚，这却是个问题。
板子打多了，人会被打死；增加拘役年限，关的时间长了，又很容易碰到大赦，到时候直接就给放出来了，这不就跟不罚一样么？除此之外，还有流刑——也就是流放，可以考虑。但如果不增加杖刑和徒刑，单增加流刑，就会导致大部分犯罪的人都被流放出去了。把这么多犯了罪的人都赶到边疆去，这不是制造不稳定因素，给国家找麻烦吗？（《晋书·刑法志》）
这个议论针对实际出发，说服力很强。但是，却依然被否决了。
这跟当时更大的现实背景有关：时值东晋初年，晋朝皇室刚到江南，国势并不稳固。贸然恢复肉刑，会引起土著士族的巨大反弹。而维持国家安定，显然要比区区几个犯罪人员的刑罚是否得当这个问题重要得多了。于是，刑罚是否合理的原则，又被妥协掉了。
接下来几百年间，南北方朝代更替频繁，纷争不已。法律与刑罚什么的，渐渐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各种非刑杀人，甚至于剥皮，都屡见不鲜，还有谁愿意再来关心这些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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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一下这一系列的议论，每一个议论都是公允持平，就事论事的，没有人躲在道德的遮羞布后面互相指责，而是支持者有支持者的道理，反对者有反对者的逻辑。支持恢复肉刑的动议虽然每一次都功败垂成，但却并不是因为己方立场有亏，而是由于决策者有其他方面的考虑而被罢。通过以上整个分析，我们收获良多：
1、任何严肃问题的探讨，都要以抛弃道德立场为前提。
在上述所有的争论中，仅有孔融在论述中提及废除肉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做了道德层面的定性。但是，他也仅止于此，并没有指责对方的无情残忍。而支持肉刑的钟繇，也主动为对方卸掉道德的责任，提出恢复肉刑可以让三千人活命，以此减轻对方的负罪感。双方都在尽力避免把讨论变为道德的争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身处如今的互联网环境中，我们都知道这种道德指责有多容易导致、危害又有多大。任何探讨一旦被贴上标签，我骂你是“五毛”，你说我是“美分”，那么肯定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在理性的探讨中，一定要避免牵涉道德因素。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相反，恰恰是因为道德太重要了——一旦将这个因素卷入，问题就再也没有可探讨的空间了。
譬如有一个中国人，研究日本近代史，想要以“论20世纪初东亚共荣的现实可能”为主题展开论文。那么，如果要探讨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局限在学术的范围内，不能动辄高举道德的大棒，张嘴就是“你是个中国人，怎么能研究这些东西？是不是想当小日本的带路党？”之类带节奏的言语。你这一棒子只要挥下来，那么什么问题就都没法谈了。
2、政策的制定，一定要以可行性为前提。
什么叫可行性？并不是说汉文帝可以下诏废除肉刑就叫做有可行性，而是要当结果符合了初衷，才叫可行性。
汉文帝的初衷是什么？改变肉刑给人造成的伤害。但结果呢？大部分原本应判为肉刑的，都被杀了。
初衷与结果并不相符。
究其原因，在于肉刑本来就是刑罚链条中的一环，你不能因为嫌它长得丑，就粗暴的把这一环直接去掉。虽然你手中掌握着权力，想废除什么政策并不太难，但难的是，你真的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感兴趣的筒子，不妨网上去找找当年“除四害”把全国的麻雀都捕光了之后的事。
3、凡是存在，必有原因——虽然不一定合理。
单纯从刑罚执行的角度来看，肉刑的废除的确是造成了无穷的麻烦。但是，每次支持恢复的声音，最终都被压了下去。其原因，并不是刑罚本身的问题，而是刑罚以外的问题。
建安年间，曹操顾虑了内部团结的问题，不愿意就恢复肉刑一事有太多纷争。魏明帝时期，王朗的理由无可辩驳，为了三千个人的性命被敌对方做道德批判，实在是得不偿失。东晋初年，南迁政权和地方势力的和平相处是更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一切可能会破坏这种局面的尝试均应该退后考虑。
表面上，大家说的都是肉刑问题，但所考量的，其实要深刻得多。因此，如果存在某一现状并不合理，但又没有取消，那么我们的考虑就应该更深一层，去细究它存在的原因究竟何在，而不是简单的做道德批判，认为决策者仅仅是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当然，如果你非要这么想，也无可非议，人活得简单一点嘛，也挺好咯。
行文到这里，其实我们也就可以讨论一下，美国为什么不禁枪的问题了。认为美国政府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这是最为简单的解释。但对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逻辑，在下向来是嗤之以鼻的，如果人世间的事情都这么简单的话，那么咱们这个暗黑系的号也就不用办了。
那些更为深刻的原因，我们其实试着分析一二：
首先，作为一个极为重视私有产权的国家，美国有近四亿的私有枪支，如果禁枪了，这些枪支该如何如理？这是禁枪的困难之一。
其次，虽然屡有滥杀报道，但实际上，每年死于非正常枪杀的人数也就一万多——远少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为了这一万多人就剥夺近一亿人的持枪权力，这个阻力会有多大？
第三，生活在中国的人，已经习惯了治安良好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美国大部分城市的治安，却并不见得多好。这种情况下，枪支对于大量的美国人来说，有防身作用。
所以依然还是那个逻辑：为了一万多人就剥夺更多人的安全，这确定是一项可推行的政策吗？
以上，就是在下所能见到的美国禁枪的阻力。当然，正如我们在袁绍篇中提及的那样，多因致一果，一定还有其他原因的存在，以致于禁枪一事久久无法成行。
回过头来，还说肉刑。围绕着这个话题，争论的后事如何呢？
后事便是再也没有后事了。
随着天下大乱，人都能随便乱杀了，谁还关心刑罚是不是得当呢。而再下一次中央朝廷愿意讨论刑律的问题，已经是隋朝统一天下以后了。这中间，又过去了几百年的时间。
到了隋朝，朝廷重新核定刑罚为死、流、徒、杖、笞等五型，肉刑再也没有作为讨论备选项，出现在庙堂之上。
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观念已经变了。经过了南北朝的疯狂杀戮后，隋唐对残忍手段的厌恶无以复加。因此在最终形成的《唐律疏议》中，摈弃了六朝以来对恢复肉刑的追求。
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数据对比：汉律承自秦律，秦法苛严，所以在汉朝人的观念里，刑罚也应当是严厉的。“文景之治”虽然号称治世，但在文帝废肉刑的那一年，天下勾决死刑的就有一万余人。但到了同属治世的贞观四年，全天下的死罪，加起来一共只有二十九人。
不只是老百姓更知法守法了，更为重要的，是整个观念已经变了。全天下——从士大夫到普通人——都认为刑罚不应该那么严苛了。此后，肉刑再也没有存在于官方的正式刑罚序列中。历代就算偶有人提及恢复肉刑，在旁人看来，也已经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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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 | 我们的说书时间
今天的番外，也只有一句话：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死刑的存废呢？
支持死刑的，立场真的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坚不可摧吗？而反对死刑的，想法也真的有那么龌龊不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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