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战火中的科威特（上）

作者：秦鸿国 1963年北大研究生班毕业后进外交部工作，同年12月赴我国驻苏丹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随员、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在中东工作25年，经历过海湾战争、也门内战等重大事件。

不祥的征兆

1990年7月，地处阿拉伯半岛大沙漠东北边缘的科威特，天气格外炎热，白天持续高温达51℃，最高时竟达53℃。

骄阳似火，暑气蒸人，家家户户的空调昼夜工作不停。人们汗流浃背，坐卧不安，只能在盛夏酷暑中煎熬着。

当地科威特人都说：“这是科历史上最炎热的夏天，连我们都受不了……有钱人都出国避暑去了。”驻科使团的外交官们更是叫苦不迭，大家见面时无不谈论这非同寻常的天气，有人猜测科威特可能要发生地震。有人甚至开玩笑地说：“科地下蕴藏的丰富石油可能发生自燃。真要如此，大家都将被烧烤成美味佳肴了……”不少外交官借此机会回国或赴欧洲休假，逃离这奇热无比的“火狱”。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将会降临在这个国家的身上。

• 1989年10月1日，作者夫妇在我国国庆招待会上。图源：《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7月17日晚，我作为中国驻科使馆临时代办应邀出席伊拉克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一进宴会大厅，迎面悬挂的一幅巨型手绘阿拉伯世界地图吸引我驻足良久……地图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位置是萨达姆总统穿着军装的半身头像，由此头像发出的粗线条光芒辐射至各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这一地图的构思和内涵十分深刻和显露。在到驻科使馆之前，我曾在伊拉克工作近7年，我深知这幅地图意味着什么。复杂和不安的心绪交织在一起，一时难以平静，我暗暗思忖着：“雄心勃勃的伊拉克领导人千万不要失去理智。”

科、伊两国近在咫尺，伊驻科大使长期滞留巴格达，当晚的国庆招待会由临时代办主持。科方出于阿拉伯国家的兄弟情谊和外交礼仪，由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和内政、新闻大臣出席招待会，但3位大臣在进门处寒暄和交谈了10分钟左右便先后告别离去，未留下进餐。显然，双方的外交礼遇和举动有悖于常理，足以表明两国关系存在芥蒂，潜伏着危机。

• 1990年8月4日至6日，在海湾战争开始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科威特发生了一次示威活动。

1961年科威特独立以后，与北邻的伊拉克一直存在着边界领土和石油争端，为解决这一争端两国领导人时有互访，但双方互不相让，久久未能和解。1980年至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科在道义和财政上全力支持伊拉克，科、伊争端暂被搁置。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致使伊拉克损失约2000亿美元，外债达800亿美元，战后经济十分困难，但军事力量却空前膨胀。于是，伊拉克再度提出两国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问题，且变本加厉。

1990年7月18日，伊拉克领导人和新闻媒体开始公开指责科威特，并向两国边界调集军队。萨达姆总统说：“伊拉克用生命和金钱捍卫着阿拉伯世界的东大门，科威特却疯狂地偷采伊边界的石油，这等于是用涂了毒药的匕首从背后戳了伊拉克一刀。”为此，科外交部次长连续三次召见各国使节，阐述科方立场，呼吁国际社会伸张正义，制止伊拉克的无理要求和军事威胁。

伊、科关系日趋紧张，在阿拉伯国家多方撮合下，7月31日，科王储兼首相萨阿德和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欣前往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举行直接谈判。在紧张和激烈的对话中，伊方坚持科立即归还两国边界地区有争议的油田，赔偿“偷采”石油所得24亿美元，一笔勾销伊所欠科的200多亿美元外债，并“租用”布比涎岛和沃尔拜岛99年……

科方面对以上要求，实难以接受，谈判当日即告失败。8月1日晨，双方代表团离开沙特回国。

我与使馆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起收看电视新闻时，注意到萨阿德王储兼首相一行与伊谈判一天后匆匆返科。下飞机时，人人面带愁容，脸色显得异常苍白和冷漠，迎接仪式自始至终未见一丝笑容，草草收场。紧张的人群和车队离开机场径直前往埃米尔办公的白杨宫。一切迹象表明，双方谈判不欢而散，形势十分严峻。结合外电的报道和评论，我赶写了“科伊谈判失败，伊重兵压境”的文稿，报告国内。

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

8月2日清晨5时许，数架伊拉克战斗机划破科威特上空的声障，从使馆主楼顶低空掠过，刺耳怵心的飞机呼啸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直觉告诉我，最忧虑和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

我急忙从床上跃起，推开紧闭的窗户，外面的枪炮声由远而近交织在一起，远处浓黑的硝烟翻滚升腾。我立即打开床头的收音机，科威特电台正在滚动播放国防部的一项简短声明，宣告伊拉克军队于凌晨2时悍然入侵科威特，科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抗击背信弃义的侵略者。我顾不得换衣服，穿着睡衣直奔楼上，尽速把这一突发事件报告国内。

正在此时，科外交部美大司司长舒海波打来电话，我急步奔向外线电话机。

“我向代办先生紧急通报”，话筒里传来舒海波急促而沙哑的声音，“请您即刻报告贵国政府，科威特政府呼吁友好的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主持正义，谴责和制止伊拉克的侵略，维护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当我处理完以上紧急事务，走下楼准备去吃早饭时，看到使馆一些同志正在主楼门前观看空中一架架空投完毕返回的直升机，机舱门敞开着，舱内有两三个人探头俯视着战火纷飞的城市，机身上明显印记着伊拉克国旗。

• 1990年7月1日，作者在我国驻科威特大使馆门前留影。图源：《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又把大家吸引到楼内，驻扎在市郊的我国医疗队报告，他们所在的医院送来了很多伤员，询问外面的枪炮声是怎么回事。这一电话猛然提醒了我，经济参赞处、商务代表处、新华分社和我国的13家公司以及约5000名劳务人员都分散在远近不同的城市和地区，他们必须知道形势的突变，他们必须注意人身安全！我突然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

“赶快打电话给各个部门和公司”，我立即吩咐大家，“通知他们一定要保持镇静，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得外出，安全第一……文化处负责与几个留学生取得联系，干脆把他们接到使馆来住……”

使馆的两部对外电话顿时忙碌了起来。

中午，国内的特急通报及时下达到使馆。

下午2时整，使馆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发的形势和落实国内有关指示，会议决定：

一、采取必要的保卫保密和财务措施，紧急应变；

二、内紧外松，处变不惊，稳定情绪，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三、各个部门和公司立即行动起来，储存至少够用一个月的粮食、饮水、蔬菜、肉蛋、煤气和汽油等生活必需品；

四、密切跟踪形势的发展，保持全天候的对外通信联系。

营救新华分社的同志脱险

新华社驻科分社8位同志，租住在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亲王的私人宅院，靠近海滨大道的达斯曼宫，是科政府部门最集中的地区。伊入侵后，这一地区是伊军重点攻占的军政要地。2日清晨不到5时，分社驻地周围枪炮声隆隆灌耳，已经陷入伊军包围之中。登上楼顶平台观望，海滨大道已布满伊军坦克和士兵，达斯曼宫被紧紧围住，伊军士兵开始在沿海构筑工事和炮兵阵地，预示着一场恶战即将发生。

晨7时许，分社记者吴毅宏开车出去观察情况，刚出门上路，即遭到路口伊士兵冲锋枪的扫射，汽车前挡风玻璃被打得粉碎，子弹从头上穿过，吴毅宏在慌乱中弃车往回跑，不慎摔倒在地，霎时又听到一梭子子弹从头顶飞过。当他跑回分社时，才发现腿部和手臂擦伤多处，滴滴鲜血流淌而下。

• 1990年7月，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亲王离科访华，最后落实北京第11届亚运会的筹备工作。作者赴机场为其送行。图源：《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当晚8时，科全国的对外通信联系被伊切断。分社的同志们不仅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业务工作也被迫中止。他们打电话给使馆，报告了遭遇和困境。次日上午8时30分，我接到分社同志的告急电话：“围困达斯曼宫和附近高层建筑的伊军调集了很多坦克和士兵，准备再次发起进攻，形势十分紧张，双方一旦发生激战，炮火肯定会打到分社楼房……”

“你们能撤到使馆吗？”我急促地问。

“不行，我们出不去……最好使馆能派红牌子的外交车来接我们。”

“你们不要慌，做好撤出的一切准备，我和大家商量一下就派人去！”

电话刚刚打完，分社所在地区的电话线即被切断，再联系已经不可能了。

使馆办公室挤满了人，我和大家商量如何营救分社的同志们脱离险境，大家七嘴八舌，意见纷纭。

“我去试一试！”研究室二秘刘卫民主动请战。

我听后非常高兴。“刘卫民去最合适，他办事能力强，懂阿拉伯文，又会开车……但是，战争情况下必须二人同行，最好有一名专职司机同去。”我心中暗暗思量着。

“由管蜀平开车，你们两个一起去。”我最后决定，并做了具体布置，一再叮嘱“安全第一”。小管是使馆本部的唯一专职司机，一般情况下是给代办开车，维护使馆10多辆车的正常行驶，现在被指派完成一项特殊的、有一定风险的任务。

他们很快准备好了最新购置的越野车，9时出发，直奔分社驻地。

伊军正在紧张调动和集结，马路上一队队急驶的运兵车，一辆辆隆隆行进的坦克，源源不断地开向海滨和沙特方向，以班排为单位的士兵正在沿海一线加紧挖掘壕沟，构筑工事，架起的轻重机枪和火炮冲向海面。从市内不同地区不间断地传来枪炮的轰鸣声，硝烟随着爆炸声腾空而起，缓缓弥漫着晴空，战争的阴霾依然覆盖着大地。

使馆的汽车驶至海滨大道的大水塔前，6名手端冲锋枪、身穿迷彩服的伊军士兵朝天鸣枪，挡住去路。刘卫民急忙下车，出示外交官证件，说明去向和来意。

“你们赶快回去！”伊士兵态度强硬，手举冲锋枪不时在刘卫民脸前晃动着，嘴里只是不耐烦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赶快回去！这一地区属于军事要地，任何民用车辆和行人不准通过。”

刘费尽口舌未能奏效，内心十分焦急，深有“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正当无奈之时，恰逢一名伊军官驱车路过此地，刘抓住时机，再做交涉。军官显露出同情和理解，刘赶快补充一句：“距离很近，半小时可以返回。”

“快去快回，一定要在半小时之内离开这个地区！”军官稍加思索后说。他显然不敢透露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

当刘、管二人不畏艰险，把分社8位同志安全接回使馆时，已是中午12点了。使馆全体同志紧紧围着他们问长问短，都为他们平安脱险而感到庆幸。

军事占领下的科威特

8月2日，伊军占领科首都后，科威特政府部门全部瘫痪，社会服务机制停止运转，炽烈的战火和战争的恐怖笼罩着这个弱小的石油富国，令人透不过气来。

银行、商店、机关、学校和报刊、出版社均面目全非，门窗已被砸坏，内部已被抢劫，有的甚至被纵火焚烧，浓烟和烈火在残垣断壁上留下了战争的痕迹。昔日异常繁华、熙熙攘攘的市区和灯火通明的闹市已不复存在。马路上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亦荡然消失，私人汽车和来往行人亦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川流不息、隆隆作响的坦克、装甲车和运兵车。

城市绿化初见成效的路边小树、花草在烈日暴晒下开始枯萎，垃圾堆比比皆是，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被击毁、仍在燃烧着的坦克和车辆冒着缕缕青烟和火光，路边的自理加油站竟无人收费，过往的各种车辆加油后扬长而去……

伊入侵后的第二天，科所有监狱的卫兵和看守都已无影无踪，在押的罪犯纷纷逃散。因斗殴伤人入狱的我国一名劳务工人逃到使馆，进门就要饭吃，显然是饿坏了。

“炮火连天，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监狱的警察和管理人员当天就跑光了，我们两天没饭吃，大家也一批一批地逃了。第一批犯人逃跑时，把监狱的档案堆在院子里，都给烧了。”他一边狼吞虎咽似地吃饭，一边断断续续地讲述他的故事，“我不懂外文，无法跟别人沟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反正我是最后一个走的，跟我最后走的还有一个英国人，他听了半导体收音机，跟我说了半天，我也没懂。我走出监狱大门，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还是这个英国难友把我送到使馆这儿的。”

“我还有3个月就期满了”，他接着说，“等打完仗，我再回到监狱过3个月就是了……”他的话引起在座人的一片笑声。

• 1990年8月，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一天内占领其全境。

在伊军严酷的军事占领下，190万科威特人和近百万外国侨民的生活日趋紧张和艰难，衣食住行和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战争恐怖更令人难以忍受。

原伊拉克驻科大使馆实际上已成为伊占领军的司令部。方方正正的三层米黄色楼房，底层有一个可容纳一二百人的大地下室，一层大厅悬挂着的那幅阿拉伯世界地图和萨达姆总统的半身头像更显得格外醒目，楼内电梯上上下下十分繁忙，全楼到处张贴着萨达姆的肖像，以及“萨达姆总统是阿拉伯民族的伟大统帅”等标语。

“七一七”国庆时装饰的彩灯依然环绕着使馆的建筑，但此时使馆楼顶平台架起了4挺高射机枪，楼的周围坦克和装甲车林立，荷枪实弹的士兵密集警戒，被捆绑双手、蒙着眼睛的科威特人在军警的押解和推搡下时进时出，底层地下室已成为临时监狱，令人不寒而栗。曾在科威特出任7年大使的伊拉克外交部副部长阿布·杰巴尔坐镇这栋大楼，是名副其实的占领军司令，有关科威特的一切事务必须由他审批和签字。

我们使馆在战争环境下坚持工作的24天中，与伊方打交道最多的就是阿布·杰巴尔。为了寻找我方失踪的劳务人员、交涉撤离通道，特别是领取每批撤离人员的特许通行证，我曾先后去伊军司令部10余次，而不少次是在宵禁的夜晚，甚至是电话未能预约的情况下，冒着风险前往交涉。根据伊方要求，特许通行证必须由阿布·杰巴尔亲自填写撤离人员的人数、车辆数和路线，并最后签字和存档。该特许证持有者，在伊军统辖范围的路线和地区内可以通行无阻。

8月19日晚，为领取次日我离科人员的特许证，我与司机管蜀平不得不去伊军司令部一趟。晚9点出发，近11点才返回使馆，同志们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

这一批撤离的人数是1818人，车104辆，是规模最大和最集中的一批。经过经参处和有关公司的精心组织和安排，第二天将要撤离的这批劳务人员和车辆数目，直到晚8点30分才最后确定并报告使馆，我必须当晚取得特许证，天亮前复印并分发给每辆整装待发的车辆。

大家送我们到使馆门口，不停地嘱咐着：“路上千万小心！7点半已经宵禁了，他们随时都可能开枪。”

“现在只能靠车前悬挂的国旗和我的外交身份硬闯了！”我边说边跨进了汽车。

夜格外的深沉和寂静。潮热的天气酷似蒸笼，汽车里开着冷气，西装里边的衬衫已被汗水浸湿。望眼车外，漆黑夜空的星斗却发出冷酷无情的寒光。伊军在所有路口都增设了路障和岗哨，路上很少看到车辆驶过，只有架着机枪的伊军巡逻车往返忙碌着，不时拦路盘问和搜查。忽稀忽密的枪声从远处传来，异常清晰而恐怖。我在科威特工作和生活多年，这个国家的夜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阴森可怕过。

汽车驶近伊军司令部地区，戒备越加森严。通过层层警戒路障时，伊士兵都要以占领者的姿态和特有的警觉，向你端起冲锋枪，高喊：“停车！”我们不敢稍有怠慢，赶快出示证件，说明来意，方被允许通过。

当我走进司令部时，发现美国驻科使馆的军事参赞坐在阿布·杰巴尔的办公室门前，战前科政府不允许外国派驻武官，但允许派军事参赞，他实际上就是不穿军装的美国武官。我们俩打完招呼后，他小声对我说：“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来了，穿着军装，刚上了楼。看来阿布·杰巴尔现在很忙。”我们坐等了半个多小时，杰巴尔从楼上下来，带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贴身警卫双手握着冲锋枪站在门外守候。

根据先来后到，美国军事参赞首先谈他的事。我坐在一边的沙发上，随手翻看着茶几上早已过期的阿文报纸，耳边听着美国参赞的严正交涉∶“我们美国的一名科技专家为了逃避战火，前两天开车逃往沙特，快到边界时在沙漠中被伊军开枪打死……”

“司令部已经两次照会各国原驻科使团，各国使馆人员和侨民撤离时，必须携带特许通行证，并根据指定路线撤离，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杰巴尔毫不客气地回答，“不少印巴和阿拉伯人试图逃往沙特，已经有20多人丧命……”

“伊把美国和西方视为敌对国家，他们的侨民无权领取特许通行证，他们只能被集中押送巴格达做人质。”美国军事参赞针锋相对地反驳。

“那也比被打死在沙漠中好呀！”杰巴尔反应亦很快。

最后双方商定，次日上午9时，美国这位参赞由一名伊军军官陪同前往出事地点，认领死者的尸体。

我屏着呼吸听完了他们两人的对话，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沙漠大撤离

伊对科发动突然袭击时，我在科劳务人员和侨民共有4885人。为稳定他们的情绪，经参处和商务处的领导同志深入各公司、项目组和工地具体落实国内指示，针对少数人存在浮躁的情绪和要求尽快回国的倾向，特别强调：“我们是有组织的队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服从统一领导，共同进退，不得擅自行动。”同时说明：“我们不是难民，我们的坚持、撤离或留守都是政府性的行为。”

8月8日，伊宣布兼并科威特，科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10日萨达姆总统宣告：“伊斯兰教的圣地已落入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手中，全世界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发动一场圣战，推翻腐败和反动的沙特王室。”伊拉克电台和电视台中断了正常节目，反复播放军乐，并高呼“打到红海去” “解放圣城麦加和迈地那”等口号。

外电亦声称，伊驻科部队已增至20万人，在伊南部和科威特、沙特边境还部署了导弹和生化武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亦正在大规模军事集结，加速实施“沙漠盾牌”计划。截至8月中旬，抵达海湾地区的多国部队已达12.5 万多人，军用飞机500多架，各种舰艇70余艘。海湾地区云骤风急，电闪雷鸣，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沙漠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忧虑地说：“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预见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外电一直宣扬，伊拉克至少拥有两种化学武器，一种能像液体燃烧剂那样烧伤皮肤，使肌肉溃烂；另一种能在数分钟内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致人死亡。国际传媒均视科威特为双方火并的主战场，于是海湾地区出现了难民潮，各国驻科使馆和侨民更是惶恐不安，纷纷逃离科境。

13日，我国中央领导人果断做出“不惜一切代价接运我劳务人员和侨民平安回国”的决定。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表达了我国政府对滞留在科的中国侨民包括港台同胞的深切关怀，指出由于海湾形势的发展，我在科劳务人员和侨民已失去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国政府决定接运他们回国，并希望伊拉克当局为此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和一切方便。当我在科的劳务人员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时，各个营地一片欢腾，大家情不自禁地齐声高呼“祖国万岁！”

• 作者（右一）作为我驻科威特使馆临时代办为撤离车队送行。图源：《追忆难忘的外交岁月——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14日，使馆接到国内有关指示，党委立即讨论和落实撤离工作。会议一致通过了“劳务先撤，使馆后撤；群众先撤，干部后撤；女同志先撤，男同志后撤；领导和少数同志留守，馆长最后撤”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贯彻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自18日起至23日晚止，我在科人员共4885人，除12人留守外，分6批安全撤离，内含劳务人员4716人、台湾中华工程公司136人、港商和旅居科的华人15人，其中包括国民党时期长期驻扎我国西北的高级将领马步芳的侄孙女埃米娜·马。除最后两批由较远的工地出发，我未能前往送行外，前4批撤离时，我都赶赴集合地点科电力部广场送行。

科电力部大楼前广场位居通往伊拉克的公路右侧，紧邻国民警卫部队司令部。显而易见，伊入侵时，此处曾发生过一场激战。司令部的院墙已被炮火打得残缺不全，停放在院墙外的一排排军车都已弹痕累累，车上玻璃都已粉碎，破砖碎瓦中还可看到被丢弃的枪支、子弹和斑斑血迹，满目疮痍。由于战争，周围的建筑和街道早已杳无人迹。

• 悬挂五星红旗的撤离车队。图源：《追忆难忘的外交岁月——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清晨5时，满载我劳务人员的车辆在广场集合，车队按顺序排齐，撤离领导小组的成员前后奔跑，忙个不停，他们正在最后落实和检查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根据预先的规定，每辆车都有一个车长，一般要懂外文，他坐在司机的右边，携带伊方颁发的特许通行证和使馆印制的撤离路线图，手持一面小红旗，负责车队前后联络。

各车都备有足够的食品、饮水、药品和汽油，车前玻璃上贴着车队序号和五星红旗。车身都有阿、英文的“中国”字样，车与车之间规定有旗语和联络信号，前后呼应。车辆大小不一，型号不同，一般小车坐5人，卡车和翻斗车都坐50人。为了避免烈日暴晒，工人兄弟们都为所有的敞篷车安装了不同颜色的布制车篷。

5时30分，车队缓缓离去，车上的人们辛苦了多日，热盼早日返回祖国，今天终于踏上了沙漠大撤离的征程，他们既激动又兴奋，频频向我们挥手，高喊：“再见！北京见！”我挥着手目送一辆辆远去的汽车和一张张微笑的脸庞，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因为每走一批人就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科威特是外籍人比较集中的国家，除国家政府部门外，私营部门的职员和劳动力几乎全是外籍人。科本土人190万人，外籍人近100万人，比例近乎2∶1。

当时，伊拉克占领当局指定的唯一撤离通道是科威特-伊拉克-约旦陆路通道，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汽车。如此庞大的外籍人群体，几乎同一时期涌向同一条撤离的道路，其混乱和困难可想而知。据悉，仅8月22日一天，通过伊约边界像潮水一样狂泻安曼的难民即达4.2万多人，给约旦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约旦政府曾两次宣布关闭边界。

• 1990年8月20日清晨5时，我国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撤离车队整装待发。图源：《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由科至伊约边界的长途跋涉中，车流滚滚，车满为患，人人争先恐后，互不相让。但由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正确的外交政策，国内外都预做了充分准备，伊、约政府均向我提供了尽可能的方便，我一批批撤离的车队一路都比较顺利。

印巴、埃及和东南亚国家无组织的个体劳务大军，只能三五成群，携家带口，结伴而行。一路上身单力薄，孤独无助，凄惨得很。有些破旧的汽车里拥挤着全家五六口人，不少车的后备厢敞开着，里面挤坐着两三个小孩。车顶上捆绑着冰箱、电视机、床垫和行李箱，汽车紧靠路边艰难地爬行着……路漫漫，夜茫茫，他们沿着沙漠公路，跟随着川流不息的车辆，缓缓行进着，个个都以羡慕的眼光目送井井有条的中国劳务车队急驶而过。

在伊约边界地区，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劳务人员和个体难民滞留最多，他们的护照一般都在当地雇主手中，雇主逃离战火，护照下落不明；不少个人谋生的外籍人更是无人过问，他们的国家和使馆无力顾及和承担众多人的撤离工作。这些人的个人身份和出入境证件不全，只能被作为难民看待，一概被拒过境。

一眼望去，到处都是车山人海，人挤人，车挤车，寸步难行。烈日之下数万难民喧闹嘈杂，饥渴交加，病痛缠身的老人和孩子横躺竖卧，不断发出呻吟和哭喊声……一片凄凉和悲惨的景象。

我国集体撤离的劳务车队顺利办好海关手续通过边界，日睹边界两侧的情景，感触颇多。当他们受到我驻伊、约使馆的热情接待和迎送，在安曼机场登上中央派来的专机返回祖国时，大家都热泪盈眶。

-End-

文字 | 《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作者 | 秦鸿国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