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老屋》外二章

【苦口斋主人按语】前一段时间，偶然发现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在进行“第十七届全国语文教师四项全能竞赛”征文（教学论文编号为LW；教学方案编号为JA；下水作文编号为XS；教学课件编号为KJ），想试一下这个所谓教育部主管的国家级专业刊物的文本评价水平，鼠标一点发去三篇文章：《老屋：“保俶路54号之乙”》《火锅记俗》《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教育？》（其中第一篇曾局部发表于《太原晚报》，第二篇尝全文发表于《太原晚报》《齐鲁晚报》《台州日报》），大约一个月时间通知来了，从评奖结果来看是非常专业且认真，盖因“文章千古事，得知寸心知”，鄙人深知被评为一等奖的《老屋：“保俶路54号之乙”》确实系最好的一篇（《火锅记俗》与《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教育？》被评为二等奖）。其实，老夫只是“试一下‘水’”，对于评奖并编入什么获奖集子根本不感兴趣，于是乎，对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通过在下当时的发稿邮箱传来的联系邮件未予回复。尽管出于“清高”不加理睬，但内心对《语文教学与研究》有了一份好感。说实话，当下全国发行的一些语文专业杂志，大多是垃圾！

                                                               老屋：“保俶路54号之乙”

金 新

      不知何故，每当清明，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老屋。即便没有雨的点缀，还是想到江南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飘洒的情景，想到牧童笑而不答遥指杏花山村的意趣，想到小杜诗句里那家在绿树掩映间等候接待雨中行路客的酒店太像我曾经的老屋：“保俶路54号之乙”了。

      儿时的家占地数亩，有平房、有楼阁，有竹园、有菜地，有池塘、有树林，地处由东向西蜿蜒保俶路中段的右边。

       其中最有趣味的当属竹园与池塘。

      竹林有两片，据说都是代竹，现在看来应该是箭竹。竹林虽不大，但不可不说私密地带，有一年夏天的傍晚，二哥在靠自称迅翁“私淑弟子”的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许钦文私家院子的那片竹林里发现了一只脸盆大小的甲鱼，手忙脚乱地忙乎了一阵，终于将它五花大绑压在大石块下，不料翌日这东西竟然不辞而别。

       至于池塘，其实是西湖汛期防水所形成的一条流经老屋东面的小河，对于宅院来说实在是“借景”。借景系古典园林建筑中常用的构景手段之一，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将好的景色组织到园林视线中的，分近借、远借、邻借、互借、仰借、俯借、应时借7类，老屋的池塘大抵为或近借或邻借或俯借之类。池塘里常有黄鳝在离水面一二公分处呼吸，尾朝下头朝上，稍远点看很像一根竹管子直插在水中，走近了才能发现那一张一翕的嘴。一次，二哥用夹煤球的火钳一下子夹住一条，不过最后还是放了生，大概不忍心它那痛苦挣扎的样子吧！

       那时“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往死里整人，可对这些个在当下价格不菲的野生小生灵却网开一面，即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似乎有菩萨心肠。学会除了吃这些东西外，还吃青蛙、蛇、猫、狗……那是上山下乡以后的事情，这种变化委实值得眼下一些纸上谈兵的心理学家研究。盖因题外话不题外。

     老屋在我的心目中其实是一份念想。在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上山下乡的那些日子里，尽管备受磨难——寒冬铲麦沟冻得像条丧家犬，酷暑“双抢”热得脱一身皮，有时精神颓唐，但一看到套着家书的那信封下方所熟悉的父亲的手迹“杭州‘保俶路54号之乙’”，心里就充满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因为在不远的远方“居者有其屋”。

       记忆中，在打着具有“民国范”的“金界”石碑的园子的西北面有一排大小不等而连缀一体的房屋，计有九间平房一间楼房，房屋多了住不光，连堆柴与养鸡都各用了一间。

      据母亲说，老屋下的那片土地是父亲民国时花20多条“小黄鱼”（金条）买下的，解放后土地国有，每半年要交72元地价税，相当于两个“工人阶级”一个月的工资。现在想来，父亲接受“和平老人”邵力子邀请回到新中国，抛弃伪崇高凭心而论，爱国情怀应该是有的，对这块私有土地的情怀也应该是有的。只是，父亲作为一个民国法律界的精英没想到私有土地国有化这一招。只是，说不知道也好像说不通，他1951年归国离大陆解放已经两年，无从目睹，不可能不耳闻。估计他是不相信。父亲的彻底相信从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可从他投向光明后仅有的两篇文章的题目看出来：“略谈谢冠生与国民党司法界”“国民党法官的训练、使用与司法党化”。谢冠生是父亲的恩师，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民国时期的司法行政部部长，复旦大学、持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著有《法理学大纲》《中华民国宪法概论（英文）》《簋笙堂文稿》《模范法华字典》《战时司法纪要》等书籍，1971年病逝于台北，早我父亲17年去了天堂。

      记忆里，后来老屋下的那片土地被无偿征用了，土地上的房子以14元人民币一个平方加以象征性补偿。

      据母亲说，征用单位的一位蒋（或“姜”）姓工作人员在多次软磨硬泡无果的情况下去了一趟西湖区北山派出所，嗣后有意无意地地说：“你家老头子过去是国民党高等法院院长，现在是跟随（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个‘双料货’啊！”于是，征用一下子“成交”了，真是“好事多磨”。

      父母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30年了，他们前脚后脚不到一年驾鹤西去，之前则从田园风光般的“保俶路54号之乙”走进狭窄而”屋漏偏逢连天雨”的公租房“宝石二弄”，走进镶着黑纱的镜框，走向南山公墓一平方米的10年续一次费的私人领地，走进20公分见方的骨灰盒子，永远了！

      在渡过生命之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正直或虚伪、善良或邪恶，这是道德选择；伟大或渺小、高尚或者猥琐，这是人格选择；从政或经商、打工或种田，这是生存选择；求名或求钱、求权或求闲，这是价值选择……在彼岸，有许多墓，墓碑上雕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名字前的修饰语。”

       从“保俶路54号之乙”里走出来的我转眼间“垂垂老矣”，自己总在想，百年之后我的墓碑名字前应该写上“一个曾经囊中羞涩而有百万纸上财富的穷富翁”。

      天国里的父母们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在房奴时代，儿子现在住的只具土地使用权的130多平方的房子值几百万甚或近千万，更想不到的是，那曾经的“保俶路54号之乙”即便没有房子，仅那房子下的私有成国有的土地就值几个亿，变化真可谓倒着看：“天上方过几十载，人间竟逝数千年！”

      退休后一如既往爬格子写一些令“正人君子”不齿的杂文之余，有时也会出去走走，每当经过保俶路总会在两个地方放慢脚步而踟蹰或曰徘徊，一个是“保俶路54号之乙”这“第一故居”地，一个是二次拆迁盖了价值近10万一平米高楼的“宝石二弄”这“第二故居”地，脑海里不免浮想联翩：我那儿时避雨的两棵高大的香樟树的华盖依旧，我那宝石山下断桥小学的同学大多不知拆迁到了何处，现在还好吗？他们都是“老三届”，赶上了“文革”，赶上了上山下乡，回城后又赶上了由“土地财政”而大肆拆迁下的高房价！

       教书先生教国文免不了接触小说《药》，结尾阴森森的，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缩着头，铁铸一般”“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迅翁在《坟写在〈坟〉里面》中说：“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时候为止。”

     《药》中“乌鸦”系虚构，“保俶路54号之乙”消失前却有一个真实的细节—— 老屋推到了，建筑工人挖地基至数米深居然发现一口完好的棺材，里面是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森森然阴气逼人。此情此景不禁想起曹操《蒿里行》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由想起夏衍《包身工》文句：“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我们行走在消逝中，世道剧变间文明与野蛮结伴而行：“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再看到我的“保俶路54号之乙”了。Ade,我的竹园!Ade，我的池塘!、

                                                                          火锅记俗

金新

      冬天到了，又到了火锅消费的旺季。日前朋友做东去杭城价格最贵的西子火锅宴西湖店品尝了一次。其店毗邻西湖而环境优雅；食材高档如龙虾、鲍鱼、鹅肝之类者应有尽有；作为器具的精致304不锈钢小火锅一人一个，自涮自便；锅底有文武之分，文者清水鲜汤，武者红辣高汤。刷高档食材选用文者锅底比较适宜，这就如舟山人吃海鲜从不用醋一类的佐料一样，讲究原汁原味。

     在西子火锅宴西湖店品味火锅要的就是一个“雅”字：依山傍水，江南丝竹；山珍海味，金樽美酒……虽谈不上“樽垒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抑或“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但对于一个靠教书养活自己的人来讲，已经相当高端而心满意足了。只是，有一种久远的记忆在心灵深处呼唤，彷佛缺失点什么……

       想到了记忆中的铜火锅。

      第一次看到铜火锅，是18岁那年隆冬在一个小县城的小饭馆里。记得1969年春节将临之际，我因还未收到风烛残年的父母亲的10元汇款，只身蜗居乡村。记得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终于拿到了汇款单，兴高采烈地去镇上邮局取了钱，马上就有了想到江对岸的县城大吃一顿的奢望。记得花了4分钱摆渡费，步行了几公里，来到了一个距离码头最近的好像叫“为民饮食店”的小饭馆，要了一个5分钱的菜肉饼与一碗8分钱的小馄饨，独自坐在角落狼吞虎咽。下雪天的小县城的小饭馆实在太冷清了，好在饭堂正中还有一桌6人，各自敞开衣襟而围着一个冒烟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喝酒，这就平添了些许生气。那是一个由底盘、火座、锅身、锅盖、火筒、筒盖六个部分组成而其形制如塔而高约尺余而将取火与用锅功能巧妙结合的东西。记得在炭火的灰烬飘落在我的馄钝汤里一如黑胡椒面漂浮的同时，一股隐隐约约的热气让冷得浑身发抖的我停止了颤抖，有一种想挣脱棉大衣的束缚而大声呐喊的冲动。

      后来知道，它叫铜火锅，起源有两种说法：其一，三国时期或魏文帝时代的“铜鼎”就是它的前身；其二，始于东汉，出土文物中的“斗”就是指它。其实，火锅的历史应该久远得多，它与巧用杠杆原理的筷子珠联璧合：“大禹为中国用‘筷子’的第一人，民间传说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在野外进餐，有时时间紧迫，等兽肉刚烧开锅就急欲进食，然后开拔赶路。但汤水沸滚无法下手，就折树枝夹肉或粉粢（米饭）食之，这就无意之间发明了‘筷子’。”如今火锅传到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依赖金属刀叉调羹进食的欧美人，一旦吃火锅，那只能学着用毛竹筷子。说点题外话，虽然我们不能因此沾沾自喜于“刀叉无法跟筷子相媲美”，但孑民先生当年调侃西方记者的一番话委实不无道理：“中国人从来是尚文明，而不尚武力的，从餐桌上就可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区别。”孔子反对在餐桌上用刀，刀使人联想到厨房及屠宰场，有违“君子远庖厨”。

      看来，火锅所营造的饮食文化韵味在于“土”，换言之，在于“俗”，而不在于“雅”！

       眼下肉夹馍与胡辣汤商标维权案闹得沸沸扬扬，要是真的被“协会”连锁而像肯德基和汉堡包那样快餐化，肉夹馍同胡辣汤难免“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当代著名学者谢冕有一篇《馅饼记俗》的散文，读来颇合吾意：“那年我从南方初到北方，是馅饼留给我关于北方最初的印象。腊月凝冰，凛冽的风无孔不入，夜间街边行走，不免惶乱。恰好路旁一家小馆，灯火依稀，掀开沉重的棉布帘，扑面而来的是冒着油烟的一股热气。但见平底锅里满是热腾腾的冒着油星的馅饼。牛肉大葱，韭菜鸡蛋，皮薄多汁，厚如门钉。外面是天寒地冻，屋里却是春风暖意。刚出锅的馅饼几乎飞溅着油星被端上小桌，就着吃的，可能是一碗炒肝或是一小碗二锅头，呼噜呼噜地几口下去，满身冒汗，寒意顿消，一身暖洋洋。这经历，是我在南方所不曾有的——平易，寻常，有点儿粗放，却展示着一种随意和散淡，充盈着人情味。”

      遗憾的是眼下的北京城再也找不到这样的馅饼了！

      第二次看到铜火锅，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铜火锅，那是2003年，也是隆冬年关时节，爱人外出探视读大学的儿子，夜深了，只身在家，我发现电表跳闸烧断了保险丝，去楼下菜场边24小时营业的私人小五金店向老板“求救”。记得推开虚掩的门，堆满五金小部件的柜台与货架之间的狭窄过道里，下岗后开店谋生的残疾人老板为了驱寒正席地而坐在吃火锅，满满的一盆雪里蕻冬笋肉丝，在炭火的驱动下咕咚咕咚地在锅身内翻腾跳跃，一瓶新开的古越龙山黄酒的香气弥漫在充满炭火烟味的空气中……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记得老板得知来意后爽快极了：“小事一桩，来来来，先陪我喝杯酒暖暖身再去……”

      面对着大城市里的灯红酒绿，废俗兴雅，确实已经富起来的人们的餐桌从小巷深处纷纷转移到高楼大厦，原先大俗为美的民间风味逐渐消失在刻意与时尚之中。

      其实，如何品味美食的真谛，是在世俗与高雅碰撞间寻找逝去的自我亦或灵魂的哲理性问题！

                                                                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教育？

金 新

       在跳楼成为有的受教育者因偏激而逃避教育苦海之际，这文题委实系一个折磨国人的话题，尽管答案并不深奥。

      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教育？

       一者：简约。其不是简陋肤浅，而是经过提炼形成的精约简省，隐含着一种精神。老子《道德经》有语：“大道至简，衍化至繁。”大道理，诸如基本原理是极其简单的，把复杂冗繁的表象层层剥离之后就是事物最本质的大道理。就语文而言，绝不能因偏重语言分析的大量机械训练而漠视人文内涵的教育,以致违背规律，不幸“生产”出了一大批有知识而无能力的低端应试“商品”。

        二者：闲适。清闲安逸抑或悠游自在，是必须的，所以有人说“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事实上，接受教育本是一种品味或享受，当你与大师面对面的交流之余，你会听到天籁之声。章太炎遗嘱中有向儿辈交代做人原则之寥寥数语：“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应试教育是一种不入流的功利性选拔，断不会将章氏之超脱之金玉良言作教育之座右铭。

       三者：智慧。林语堂先生智商甚高，他在研究了孔子、老子、庄子、陶渊明、苏东坡等人之后，形成了一套以“觉醒、幽默、闲适、享受”为要义的生活哲学。其实，教育是另一种形态的“生活”，此四端，教育亦然。没有“觉醒”的教育是洗脑般的思想奴役，没有“幽默”的教育是僵化样的知识灌输，没有“闲适”与“享受”的教育是痛苦式的精神自虐。拥有教育“智慧”的人一如仲尼所云：“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

       教育一旦有了“简约”、“闲适”、“智慧”，办学就会“百花齐放”而出现“差异性”，或曰“个性”，或曰“学统”。缺乏“个性”，远离“学统”的“名校”是“伪名校”。换言之，倘若一些炙手可热的名校所学的东西与其他非名校毫无区别，那么，之所以谓之名校，是因为应试血战中升学率高，“成王败寇”罢了。在一个教育“大一统”的国度，名校大多属于教育的权力之光之折射和全反射而迷惑人眼之“海市蜃楼”。

       民国时期是出教育“疯子”的时期，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都是不可一世的教育狂人。于是乎，民国时期出了一批货真价实的教学起点与师资力量各具鲜明特色的名校——

      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周祖谟1930年进入北京师大附中高中男部，1932年毕业。燕孙先生在《往事自述》里回忆道：理科班有微积分，高等数学，他选的文科班，“除学习先秦诸子以外，还兼授文学史，如董藩先生（鲁安）讲《楚辞》，夏宇众先生讲《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编，上海大江书店出版），选课中孙云生先生讲社会学，吴三立先生讲文字学，刘祝三先生讲欧美名家小说选，高博彦先生讲中国近代史。在外文方面，除英语外，还设有德文和日文作为第二外语。”

      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1924年考入保定培德中学，张世林《家学与师承》(第一卷)透露说：“这所中学特别注重国文，设有必修国学一课。一年级读《曾文正公家书》和《论语》，二年级读国学概论，三年级读中国文学史，四年级读《说文》部首和诸子百家之书。”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季羡林1926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希逋先生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介绍说：“学校教国文的两位教师，有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的是《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

       读一读民国史学者傅国涌的《过去的中学》，分享一下胡适的《我在澄衷学堂》、茅盾的《辛亥前夕的湖州中学》、钱穆的《常州府中学堂》、周有光的《常州中学的预科》、冰心的《我入了贝满中斋》、阮毅成的《“五四”时代的杭一中》、于光远的《古老而自由的北京三中》、汪曾祺的《我的初中》、赵俪生的《我在青岛胶济铁路中学》、资中筠的《何谓素质教育——忆母校天津耀华中学》、何兆武的《杂忆北京师大附中》、何炳棣的《追忆南开中学》、周汝昌的《南开岁月》、郑家骏的《南开，在沙坪坝》、聂华苓的《嘉陵江上的国立十二中》、蓝英年的《滹沱河之歌》等，晚清以降新学兴起而名校纷呈之百年历史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画面，以至于今日之所谓名校在眼前“作鸟兽散”。

      傅先生曾经在温州某中学做过语文教师，充当教育屠夫；他的孩子曾经在杭州某名校受过应试“洗礼”，与同龄人一样“沐浴”于国家意志下的“应试山河一片红”中。其《过去的中学》一书实在是“救救孩子”的由衷呐喊。

      真正的教育把人格看得比分数更重要，把灵魂看得比文凭更紧要。

      不让繁复的技术手段埋没“简约”，不让烦忧的考试鼓点骚扰“闲适”，不让愚昧的理论误区扼杀“智慧”，自古及今都是上帝表达教育真谛的一种留白艺术；那种“留白”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能“填补”。唯如斯，民国时期教育家辈出，仅仅一所小小的上虞春晖中学就汇集了一大群——

     “李叔同、夏丏尊、朱自清、匡互生、朱光潜、丰子恺、刘质平、刘薰宇、叶天底、张孟闻、范寿康等先后在此执教，实行教育革新，推行‘人格教育’、‘爱的教育’、‘感化教育’和‘个性教育’等；蔡元培、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陈望道、张闻天、黄宾虹、张大千、叶圣陶等来此讲学、考察，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文化。春晖由此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名校基础。学校一时声誉鹊起，有‘北南开，南春晖’之说，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

      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有着严重的“阔祖宗情结”,一次次宣称“我们祖先也阔过”, 遗憾的是历史与今日之春晖中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致使其亦染上了这一精神陋习，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教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