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怎么样？这儿有条关于奶粉和猪肝的史料

上次写了一条《9102了，西南联大依然是流量担当》，今天想继续通过史料来跟大家扯扯西南联大的故事。

最近正好在读郑天挺先生的《西南联大日记》，其间种种记述颇值得研究。郑天挺（1899—1981）是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学家，履历如下：

《西南联大日记》主要记述了他在“七七事变”后苦撑北大，南下主持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经历。“敌机轰炸”、“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经费异常”构成的苦难史自然在日记中随处可见，而除此之外，郑先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与面对苦难时高雅的姿态也给我这个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套日记始于1938年，时年四十周岁的郑天挺先生，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担任教授，同时一直以来深得胡适信任的他也在北大任教授和秘书长。在他这一年的日记里，倒没有翻到很多关于苦难的记述（当然，关于航空警报的记述还是有的），更多的还是游冶、会友、读古书之类的文人雅事。如1938年元旦便是在游岳麓山中度过的：

授课之余，友人情谊的维系、生活情趣的经营也是这一年日记中占比重很大的部分：

一本可爱有木有！？虽说基本生活尚得保全，但郑先生觉得值此离乱之际，除夕不能祭祖着实是个伤心事。

在后面几年的日记里，虽说这些士绅风度的内容依然可见，但色调逐渐黯淡，毕竟国运也是越来越不堪问了。

1939年1月尚有茶楼会友听清唱的雅趣：

到1940年只有炸酱面小聚了：

洗衣缝补这类琐事也只能自己动手了。为此他感慨道，抗战以来，进步最大的人群大概是时髦太太和单身先生，以前不屑于做的种种家务也只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郑先生这段话很幽默，而幽默中又不乏苦涩。这正是郑先生的真实与可爱之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校内的烦心事也渐渐增多。西南联大毕竟是由北大、清华等校合并而来，总体团结无私，但小摩擦还是有的：

1941年底，郑先生出了趟远门，目的是去重庆向“教育部”接洽西南联大的一些校务。蜀道本就难行，在当时兵祸载道的情况下就更别说了！于是这长途跋涉了一番，郑先生一回家就病了。病痛的折磨自是难熬，更苦的是薪资的捉襟见肘：

​1941年，一磅奶粉，十几斤猪肝，几百个鸡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

限于篇幅就先扯到这儿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把这套书找来看看，书里还有许多记述郑先生潜心学术、苦撑校务，在艰难中维系中国知识血脉的故事，很励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