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天下货币》这本书？

我的职业生涯的全部经历和经验几乎都与货币有关。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基本取决于我对汇率走势的判断正确与否。我有机会经历了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和汇率改革的全过程，也有很多思考。因为会计职业的本能，1988年我就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有一个死结，就是国际贸易无法实现最终结算。

国际贸易理论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失衡部分无法实现最终结算，只能靠顺差国对逆差国的债务转移来完成国际贸易结算。国际贸易结算难题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这个难题也困扰了我近30年。

早期我认为，在无法实现全球财政统一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失衡造成的结算难题是无解的，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贸易本质上就是一个零和游戏，在这样的货币和贸易框架下，逆差国的债务违约问题最终一定会以崩盘的方式终结，然后从头再来。

2000年移民澳大利亚后，我成为一名职业外汇交易员。我称自己为职业赌徒，真金白银地在市场上拼杀，大赚大亏，乐此不疲。我一直试图找到市场汇率波动背后的经济基本面，直觉告诉我，汇率的定价不是由市场投机客决定的，而是由背后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资金的流动趋势决定的，即汇率是由国家间的经济基本面的对比决定的，而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就体现在两个公式和四个报表中。

我耐心地追踪市场上的蛛丝马迹，建立自己的数据资料库，努力从看似难以琢磨的市场现象和四个报表中，找到纷繁杂乱的汇率波动背后真实的经济运行轨迹。我二十年如一日地分析、解读这四个报表，可以说是乐在其中，常看常新。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从这四个报表中发现新的秘密。

3年前的某一天，当四个10万亿同时跳入视线时，我瞬间被击中了：

（1）全球外汇储备约10万亿美元。

（2）美国经常项目（CurrentAccount）逆差累计约10万亿美元。

（3）美国对外净负债约10万亿美元。

（4）全球非美国家的美元债约10万亿美元。

这四个10万亿给了我三个重要启示：

（1）全球外汇储备都填了美国的逆差窟窿。

（2）全球去美元化，其实就是去非美国家的美元债，从技术和数学的角度来说，是可以实现的。

（3）如果人民币能够实现在岸货币和离岸货币的彻底分离运行，就能破解特里芬悖论。

找到了破解国际贸易零和游戏困局的钥匙，我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两年前，我写了万字长文并做了沙盘推演，尝试将我对国际贸易与货币的理解呈递给决策层，但没有成功。之后我和前助手合作完成了一本《美元末日预言》，但这本书远没有达到我的写作预期。我还是不甘心。我非常希望决策层能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全球去美元化方案。从2019年开始，我做了一系列音频讲座和视频讲座。这80多讲终于把我的声音传了出去，我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积极反馈和有力支持，其中有很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这给了我更大的信心，终于在艾德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开始了本书的创作。